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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小广播”的不解之缘

2020-01-13 17:29 作者:胖子  | 7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小广播,就是当年的“有线广播”,是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宣传工具,“村村通广播”、“户户听广播”成了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宣传部门的重要任务。

小广播,一天播三次,先是新闻联播,后是农业、科技、文艺、戏曲……还有自办节目“运城新闻”。开始转播居多,自办很少,就是自办的“运城新闻”也只有十几分钟时间。大概是血緣关系吧,我特别听“自办节目”,久而久之,便从爱听广播变成了爱写稿子。因为广播站设在阜巷,送稿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次数一多,就结识了编辑李燕珠、巩随同和播音员关键。李编辑还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让写一写“大渠农中结合实际改革教学的经验”,我写了,也播了,反响还不小,《山西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教育》《山西教育》知道后,也来电索稿,而且都刊发在本报的头版头条,《山西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十里花香》,是记述小曲村自编自演演自己的一篇通讯,播出后,文化局还在小曲村开了“自编自演现场会”。

后来,我调到宣教办公室担任副主任,歪打正着,成了广播站的“分管者”。“村村通”“户户通”也就自然成了我的任务。 1970年,运城地区从晋南地区分离出来,运城地区广播管理站也应运而生。次年,他们又以“网路建设标准化,用户设备规格化”为主题,开展整网工作。我县20个公社,早就建立了“广播放大站”,实现了“户户喇叭化”,当时就有喇叭只。一到播音时间,全县上下,城内城外,农村巷道、家家户户都是一个“音”,从而提升了党的宣传工作水平。

再后,就是1971年,我担任了王范公社党委书记。职务变了,对“小广播”的使用方法也就想得多了,原来只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现在也想用它来指导生产。有年四月,正是棉花播种时,天气却大旱无,致棉苗出土出现严重问题。毁种吧,时间来不及;补种吧,爷爷孙子几辈。我便同农业局技术员乔祖舜、农科站站长段念纪,及公社干部从早到晚卖在棉花地里,手把手地教给社员学习吴吉昌的“芽苗移栽”技术。后来,想到了“小广播”,便和公社主任商量,召开了一次广播大会。经过准备,我将“芽苗移栽”分成几个具体步骤,利用“小广播”讲得一清二楚;加上此后的“现场会议”和“田间培训”,终于使全社闯过了“棉花全苗关”。从此,我就把“听广播”发展到了“用广播”,就是根据本社实际,召开一些“广播会”。为了使广播会的效益最大化,我们公社还规定了一条土政策,就是大队书记、大队长与生产队队长的炕头都必须安上小广播,达到睡在被窝里也能听到公社广播会的声音,这个办法曾经受到基层干部热烈欢迎。

近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广播电视事业也进入到全网时代,但“小广播”的声音仍然缭绕在我的耳边,我也从没有忘记当年从爱听到爱写,再到用广播指导生产给我带来的激情与快乐,无疑,我同“小广播”的不解之缘必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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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小广播”的不解之缘的评论 (共 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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