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会计-选自橹泳散文集
杨不喜欢干活，也不喜欢闲逛。整天捧着记工分的账本，也不知道他叨咕啥，就那么咿咿呀呀地念着，冒充是个有文化的人。
生产队里认字的人不多，但凡能认些字的都不需干活，队长总会安排他们去记工分。杨读过扫盲班，记账这种事原本轮不到他，那还是因为他哥哥是队长。
杨是会计，权力自是不小。他每天负责打铃，铃声一响绝对没有人敢在待在家里，全得扛上锄头往田里跑。他也不用干活，就在人群中来回监督，说是监督，其实就是闲转，看谁不顺眼还可以扣些工分。
他想扣谁就扣谁，从没人敢跟他较劲！自上任以来，他不知扣了多少人的工分。比如庄前三上子那天没跟他打招呼，就被扣了一上午的工时。隔壁二傻子骂了他一句，年底分粮食时仅分到几个大沙芋，其它啥也没落下。
东庄的大疤是个倔强之人，那天他把杨告到了公社，说杨以公夹私，总以记工分要挟别人，这无异于是捅了大篓子，很多社员都跟着站出来指责，他们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诉说着藏在内心多年的委屈。
很快公社领导便开始找杨的哥哥谈话，要求他立即撤了杨。杨这才慌了，他磕磕绊绊地跑去大疤家赔礼，还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话，只是此事终究闹得太大，即便大疤后来去公社解释了三四趟也无济于事，杨最终还是被撸了下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没了职位，杨就像一个泄气的皮球。他每天都低着头下田，叹着气收工，回家后饭也顾不上吃饭就爬到床上睡觉，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人。
我记不清过了几年，是三四年还是一两年，总之当时国家出了一个政策，乡下没回城的知青可以就地安置，杨才开始得意起来，因为他老婆淑就是下放知青。
他从村头宣传到村尾，从生产队宣传到大队部。他庆幸自已当年怎么会有如此卓越的眼光娶了淑，一个既漂亮又给他带来幸福的人。
记得淑上班手续刚办下来那天，他还特地在家里摆了三四桌酒席，还请来几个有头有脸的干部，踏踏实实地显耀了一通。他说队里的会计算啥，能比得上淑老婆这个铁饭碗吗？现在即便让他去做队长他都不干。
那段时间，我常看到杨美滋滋地，嘴上叼着烟到处地显摆。他会去粮管所老兆那里听书，或是到刘家剃头铺下棋。他原来并不喜欢听书，也不喜欢下棋，只是那地方汇聚的人较多，他有成就感。
分产到户那年我初中毕业了，父亲怕我在家待坏了便托关系把我也弄到供销社上班，恰巧就与杨的老婆在一个柜面。
淑比我大十几岁，我管她叫姐。她为人随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譬如南京中山陵，夫子庙，中央门等。我们常天南海北地闲聊，有时还能聊上一整天。除非是杨过来了我们才不聊，因为杨那张脸，总是阴沉沉的，一点笑容也没有。
一次我问淑，她嫁给杨是否是因为自已种不来地，或是厌恶干活的缘故。她沉默半晌也没言语，许久才忧伤地说，那会儿杨是会计，管着记工分，是队里最有权力的人，她若不同意，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说到这她还会抹起眼泪，我也不好再问。
其实也不须问，街上早就传开了，说淑原先倒是打算嫁给街后大疤做媳妇的，最初相亲也是和大疤见的面，只是结婚那晚不知怎么就换成了杨。
淑的工资不少，却很难维持家里的开销，她有个年幼的儿子不说，杨每天还要喝酒抽烟。供销社的领导知道她的困境后还给杨安排了一份工作。
哪知杨恶习难改，他不管分到哪个柜面上班，哪个柜面都会短款亏空。那日，终于东窗事发，杨在仓库偷香烟时被人抓住了。
这可是件大事，领导们都慌忙赶过来处理。然而杨却死皮烂脸地反驳说，自已压根就没想偷，只是觉得好玩，烟已被你们搜了回去，还能咋的!说完他还撸胳膊挽袖子想跟领导干架，一点悔改的意思也没有。
领导当然很生气，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把杨和淑都开除！
杨更堕落了，整日净是喝酒打牌，淑也不敢劝，只有随他去。到底是没了工作的人，失去了收入，家里也就渐渐开始捉襟见肘了。
为了生活，淑央求杨去做泥瓦匠，一天孬好也能赚上十几块。那可是累死人的活，杨虽说有一百个不愿意，终究又想不出其它办法来，只有强撑着去。
只是他每晚回家后总爱没事找事，说自已累的半死，腰也疼得要命，有时还会找茬打骂淑，说当年要不是自已瞎了眼，哪会去要挟大疤让自已去娶这个扫把星。
杨决定不去干泥瓦匠了，他每天都溜到墙根下晒太阳，或是跑到村口与妇女们瞎吹牛，捱到吃饭时才会回家。他倒不管家里有没有吃的，只要淑一时伺候不到他便会拳脚相加。
为了安宁，淑决定自已去做泥瓦匠，她扛上一把铁锨整天跟着一帮大男人后面干重活，卸沙子，拖砖头，默默地承受。她从清晨干到日落，从盛夏干到隆冬，渐渐地人也瘦了，背也驼了。
那年秋，淑生了大病！她的娘家人闻讯也从城里赶过来。人家到底是城里人，谈吐举止有礼有节。她们见到淑住的旧瓦房，全是破门板烂窗棂时，便佯装问淑说市场上猪肉和羊肉的价格，以及反季节蔬菜都有些啥。淑自然不知道，她从未买过那些紧俏货，更没有吃过。
亲人们特别难过都默默地转过身流下了眼泪。临别，他们恳切地和杨协商，看看能否能把淑接走，说要养她后半辈子，只是杨一直坚持说自已和孩子都离不开淑，怎么也没同意。
无奈，娘家人凑了点钱给杨，劝他做点生意，说有钱了才能带好老婆孩子。杨也觉得是个理，自已荒废那么多年，应该做点事了。
可做啥生意呢？他也没大见识，考虑多日，他认为卖辆三轮车搭客倒是不错，你看开三轮的人整天在路上兜风，钱不少赚风景也不少看。
自已那天坐一趟车去县城花了三块钱。一个人三块，一车可以坐十几个，也就是三四十块，那一个月下来就是....
杨得意地算着，然而，街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刚开始只有两三辆三轮搭客，可几个月下来，整条街上却冒出了二十多辆，他们也不寻求到其他乡镇跑，就待在本地，僵持到最后弄得每辆车都没生意了。
后来杨把三轮又换成了马自达，说是替人拉货。那种车更不行，车子空间小，也没力气，三天两天头又常出毛病。他每天虽说也能赚上几块钱，只是他喜欢喝一口，总是赚三个吃四个，时间不长又变得入不敷出了。
马自达最后被杨换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汤做了下酒菜，他终于变得啥也没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回到村里。
此时，他已与村里的村民没有多少区别，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再也没有原先那份孤傲之气。每天，他会像其他人一样端着饭碗走门串户去聊天，有时还会蹲到墙根和老头老太太聊，一聊就是一下午。
他开始变得麻木了，遇上什么事都不着急。他似乎接受了农村的一切，接受早出晚归的劳作，接受清汤寡水的饭食，接受补了又补的衣衫，以及这些简单又枯燥的日子。
有一天，他的儿子和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日子便偷偷地跑了，这一跑就再也没了音信，十几年也没回来过。
杨倒是想过去城里找儿子，可他没脸见淑的娘家人。为此，他常故作姿态地安慰自已说，人孤单不要紧，只要有地种，还不照样活着！嘴上虽是这么说，然而当他听到别人说他的儿子已在城里定居不可能回来时，仍旧会跑回自家的屋里暗暗流泪。
近些年家乡的土地已被大户承包，乡下早没了种田的人，剩下一些没地可种的老人和孩子，每天都在村头徘徊，遥望着荒芜的田地长嘘短叹。
只有杨幸运，他是村里唯一留有土地的人，他家那块责任田位置比较偏僻，还是又窄又长的河边地，承包人不愿种那些零零星星的地，因此也就放弃了。
杨年轻时混混沌沌，也没学会其他营生，他只能老老实实地种地。他家的土地不是太多，收成当然也是有限，即便他已认识到往日的过错，甚至还学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可每到年底他依旧还是赶不上趟，总变得饥一顿饱一顿的，过的既窘迫又狼狈。
去年的麦口，我回家乡时遇见了杨，他推着一独轮车的麦子，一脚光着一脚穿鞋，正蹒跚着往前走。我看到他的脸被晒得发糊，腰也弯得厉害，像一枚枯萎的落叶。
不知是否是他看见了我，远远的就放下车子，微笑着迎过来跟我打招呼。他得意地跟我说，村里现在没几个种地人，许多地荒了也没人管。这不，村委会又让他出来做了队长，害得自已除了种地还得关心大家的事。
我们是老熟人，虽说过去没啥交情，可终究多年未见，无论好坏，我也应该敷衍几句。
我倒不想提淑的事，只是随意地问了一句，问他为何总抱着这点地不放呢？现在种地的早就没有什么利润了。
他显然有点失落，怏怏地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说，自已年轻时不学好不安分，老了也应该醒醒了。更何况自已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不种地又能干啥呢？说完他又长长地叹上一口气，复又推着独轮车慢慢地往前走。
我看到，他的肩上勒着一根由烂布条编成的车攀，脊背的衣衫也早已湿透。他推的那辆独轮车是多年的旧车子，高高的麦子压得车子摇摇晃晃，时不时就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在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