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医院二三事
（一）
站在磁器口古镇向西望，就能看到巍峨的歌乐山。歌乐山的南端，就是新桥医院。第三军医大学三个附属医院都在重庆，除开新桥医院，另外两个叫西南医院和大坪医院。到这三个医院去实习，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当班主任通知我去新桥医院实习时，我却是一百个不情愿的。因为，在重庆已经呆了两年多的我，很想到万县去看看，更重要的是，与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都去了万县地区医院。我去找班主任，看看能不能换一下。班主任说，不行，人家新桥医院是按照考试成绩要的人，绝对不能换。
去新桥医院实习的人由两个班的八名同学组成，除我之外，都是品学兼优的翘楚级人才。有一名团支部书记、两名学习委员，而我，除了考试成绩尚可，就再无一处优点了。
医院的前门是老成渝公路，后门与山之间有襄渝线穿行。医院的占地面积与川西坝子的大多数县城相当，院内绿树成荫，百草丰茂，黄墙绿瓦的建筑物典雅别致，小径清幽，溪流曲折；春季群芳争妍，夏季荷塘飘香，俨然一个风景迷人的花园。
医院药学部当时叫“药局”，有好几栋四五层高的大楼，三十几名正式职工，也就是穿军装的，另有七八名进修人员、七八名临时工、十来名实习生，总兵力两个排。
到医院的第一天晚上，药局主任张昭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反复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规章制度：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偷奸耍滑，不准衣冠不整，不准高声喧哗；见着医院的老师必须打招呼，进食堂吃饭要自觉排队......最恼火的是，早上六点钟必须起床，做早操、跑步，晚上七点半必须到药局去听课或者上自习，离开医院要写请假条，出医院大门要给老师打招呼……末了，还说这叫做“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一堆不想让人活的清规戒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军队里规矩多，等级也森严，有点“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味道。张昭主任是副高，相当于副师级，下面的主管药师、药师、药士分别相当于团、营、连级。副师级吼团级，都象吼自己的儿子样，吼其他人就更不消说了。这样一级吼一级，上级吼下级，吼的时候不留情面，吼过以后也不记仇。这就是军队，这也是与地方医院完全不同的地方。级别不同，工资待遇不一样，住的房子不一样，进的食堂不一样，看的电影不一样。有住别墅的，有住单元房的，有住集体宿舍的；第一食堂要团级以上官员才能进，第二食堂营连级，第三食堂排级、进修生、实习生，第四食堂临时工、病人家属（病人的伙食是由第三食堂直接送到病房的）；电影分好几个级别，有的只许当官的看，有的只许军人看，如果连我们这些实习生都能看的，除了《三进山城》就是《五十一号站》。电影在医院的大礼堂放，一千多个座位，凭票入场，门口通常有几名全副武装、站得笔挺的军人，专门揪那些军容不整的家伙。帽子戴歪了的，帽徽领章没有别的，领扣没有扣的，穿便装的，穿拖鞋的，统统不准入内。
（二）
药品分析室的老师叫徐传福，毕业于南京药学院，妻子毕业于三医大，是内科大夫，两口子都是上海人。回上海工作是他们的梦想。徐老师是一个不喜欢被约束的人，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哎！不晓得好久才脱得了这身黄皮皮哟！”说实话，他们当时的收入与地方上比，起码高出两三倍，听到这样的话，我吃惊不小，认为他有些落后，甚至有些“反动”。但这些话他平时对同事是从来不说的，只在唐依明和我面前说。唐依明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数学天才。初中毕业时，他已自学完高中数学，中专两年下来，他已能解微分方程。还写信纠正过同济大学出版的《高等数学》上的错误。徐老师的儿子当时读初中，数学成绩不好，徐就经常请唐依明去辅导，依明觉得一个人有些拘束，就邀上我同去。因了这样的原因，徐在我俩面前说话就随便些。
徐老师有上海男人的长相，更有上海男人的气质。说话轻言细语的。不管你是上级还是下级。即使是批评下属，也是慢条斯理的娓娓道来，让你不得不服，又不会让你感到发怵。他的妻子长得很像越剧演员王文娟，妩媚纤弱又温婉优雅，地道的上海滩大家闺秀的风韵。她经常给我和依明几张高级食堂的饭菜票、馒头票，或者几张电影票、洗澡票。在她家时，我们更是被当成了贵客，她不是给我们削苹果、冲麦乳精，就是给我们煮醪糟蛋、油醋面。时而，她两口子来那么一段纯上海话，我和依明完全听不懂，也不知她俩是在谈超级机密呢还是在相互调情。
药品分析是个精细活，由于要保证报告的权威性，我们实习生一般都只能给老师打打下手。斯斯文文的徐，能轻松地将一瓶一万毫升的标准溶液抱起来，然后一滴不洒地将溶液倒入直径1cm的滴定管里。他常说，这是体力活，也是基本功，必须练到位；因为，一般的液体洒点在手上没关系，如果是浓酸浓碱等腐蚀性强的，就麻烦了。有时候没什么事干，我们就会玩弄他那台英文打字机。当他得知我们英语水平很差时，就说，那可不行，作为一名药师，英语是必须掌握的一门工具。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英语书和一本英汉词典给我们，书中全是科普读物，每篇文章后面有单词发音、词义解释、语法知识等。他叫我们每天读一篇，不认识的就查词典，不会读的，第二天上班时他再教我们。药局每周两次的英语课，他鼓励我们大胆去听，听不懂也没关系，语言这东西，听多了，说多了，就会了，没什么神秘的。有一次，检测大输液的热原，测了两次都呈阳性，那意思就是，这批药品质量不合格，一经定性，损失巨大。为谨慎起见，他想换一批兔子再做一次。他叫我与他一起去西南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就用英语交谈起来。我一句也没听懂，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的最流利的英语。羡慕和崇拜使我在心里暗暗地发誓，再苦再难我也要把这洋玩意学会。这次崇拜真的成了我后来学英语的动力，几年下来，我居然还在高考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分数。
（三）
徐老师的专职工作是药品分析，有时也兼做一些其他工作，比如脏器制药。那时的生产工艺相当落后，但一个脾脏可提取一千多支转移因子，两块钱一支，就是三千多块钱。那年月，三千多块，那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他说那脾脏不是动物身上的，而是人的。我们很诧异，他说，死刑犯；犯人一枪毙，医生马上动手。不单是脾脏，还包括肾脏、角膜什么的。当时新桥医院的肾脏移植手术存活率，在全国都是最高的。
转移因子的生产工艺相当简单，用一张半透膜，将绞碎的脏器浆液包裹起来，放在一定浓度的氯化钠溶液中透析，等需要的分子完全渗透到溶液中，再调节PH值、渗透压、加防腐剂、灌装、熔封、灭菌即可。只是绞肉的过程很难熬，一只手拿脏器，一只手拿剪刀，把肉剪成很薄的片，除尽上面附着的脂肪、筋膜。看着那紫红色的器官，我就会想到刑场上的枪声，会想到犯人挨枪子后的模样，会背心冒汗，会两手发抖。然而，想到那些紫红的肉可以为医院赚取大把的钞票，可以救好多人的命，恐惧感就消失了，成就感就油然而生了。
最讨厌的工作莫过于胎盘组织液的生产。那时候的胎盘还算不上什么稀缺东西，产妇一般都不会将它拿回家，只要妇产科的护士把一个个血糊糊的胎盘一送过来，我们就得开始忙活。先用剪刀把胎盘上面的血管一一剪开，将血洗净。那血管，真叫一个多，剪完上层的，下面一层又露了出来，再剪，再露，再露，再剪。一个胎盘，少说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处理完，生意好的时候，一送就是七八个。洗好的胎盘先得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等到数量达一百个以上就可以正式生产了。一百个只是个最低限，少了不行，越多越好。少了，抗体种类就少，药品功效就差。最好的组成是：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大量胎盘。生产的时候，先取出来解冻，再洗一遍，然后将所有的胎盘放入高压灭菌柜内，用100度的流通蒸汽加热半小时，取出来，趁热剪成碎片，然后用粉碎机打成浆。绞碎、打浆的过程，就是考验我们对臭味到底有多大忍耐力的过程，那热腾腾的腥臭味，会使人不断的“干巴”、呕吐，不能呼吸。尽管都戴着厚厚的口罩，还是得隔几分种又跑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灭菌制剂室的孙老师很幽默，每每在此时，她就会开玩笑说：“臭？你在你妈肚子里怎么不嫌臭？好多人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炖了吃，香得很呢！ ”
（四）
灭菌制剂室的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回收的输液瓶里，血水、胆汁、尿液、霉菌块、什么都有，我们得一个一个地用沾好洗衣粉液的刷子把它们刷干净，再用重铬酸钾硫酸溶液浸泡。生产时，半机械化流水线作业，即便是全神贯注，还是搞得人手忙脚乱，与《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一般不二。制剂室一共有四个灭菌柜，每个柜子只能装500瓶输液，而我们每次最少得生产6000瓶，一天内完成，不得过夜。这样，我们不得不在瓶内温度尚在八九十度的时候就“出锅”，瓶子由于锅内外温度差而发生爆炸的事时有发生。由于工作的繁重和高危，这个科室雇佣了好几个临时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姐，张玉秀。她的皮肤呈红棕色，五官精致，体态健美，性感十足。爹妈生她五姊妹，她是老大，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便到这里做临工。每月27块钱，少上一天还得扣除9毛。挣的钱虽然不多，但她却非常看重，脏活累活自己抢着干，把轻松的活让给我们这些爷们儿。她的家就在新桥街上，每天走半小时的路来上班，买不起自行车，不坐公交，中午饭不吃菜，穿的衣服补了又补，省下钱来供四个妹妹读书。母亲在玻璃厂，每月30块，父亲长期卧床，没有收入，也没有低保。就是这样的捉襟见肘，她还总是带些“好东西”来给我们吃，红豆腐、大头菜、酱海椒，偶尔还有麻花、椒麻鱼等稀奇的东西。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她就是我们家的人，就是我亲姐。两年后，在重庆十八冶工作的哥哥想在重庆找女朋友安家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玉秀姐，我给他写了封信，详细介绍了我哥哥的情况，并诚恳地希望她与我哥见面谈一谈。她给我回了信，说她已有男朋友了，虽然条件比我哥差很多，但她们是真心相爱的。我只好表示惋惜，表示祝福。
临工里还有一个一米八几的刘哥也很有趣。他下班后总爱缠住我们下象棋，而且总是一边下棋一边骂他的老爸：“老狗日的！不得好死！”。问他缘由，他说，他的父亲就是药局的党总支书记，虽然地位是药局二把手，但古板，冷血，根本不把他这个独儿当儿，不给他找工作，让他打短工，而且一打就是六年，自己二十好几了，谈了几个女朋友都吹了。骂到最后就赌咒发誓地说，今后决不允许自己生的儿女把那冷漠的书记叫爷爷。
（五）
康钦树、钟惠平是一对夫妇，两人都从事中草药提取工作。当屠呦呦带领她的团队成功地从黄花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的时候，他们夫妇俩也正与同事们一道努力地寻找着从海风藤中提取香草酸及甙类的合理工艺。康老师话语不多，但作风严峻，不容马虎。因为，中草药有效成份的提取往往要用到乙醇、乙醚、石油醚等有机溶剂，浓缩过程中，这些低沸点溶液的蒸汽是充满了整个房间的，一旦遇明火，会发生燃烧、爆炸。因此他规定，凡是感冒了的、睡觉不足的、失恋后心事重重的，就不要进实验室了，可以在室外打打杂，免得因心不在焉而惹起祸殃。
康老师那个时候只有四十多点，但头发却一团一团的白，然后还一团一团地脱。有次我壮大胆子问他是不是由于长期接触这些化学品的原因，他说，有可能，但是没办法，自己喜欢这项工作，这就叫身不由己。我参加工作后，经常从订阅的杂志上看到他的论文，1987年，他们课题组关于海风藤的研究有了结果——《海风藤化学成分的研究》在《华西药学杂志》上发表，他们成功地从海风藤中分离出8种晶形，通过红外光谱、质谱、核磁共振证实其可能的基团并加以命名，总后勤部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嘉奖。他们药局生产的海风藤制剂在治疗脑血栓形成、脑梗塞、冠心病、心绞痛方面取得了良好疗效。一个看起来如此小的课题，却花费了他们一个小组十来年的心血。
好象是从本世纪开始，杂志上就再也看不到他的名字了。我打电话问依明，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老师好像得了血癌，还说可能与他长年接触氯仿有关。氯仿，三氯甲烷，《中国药典》上这样描述其理化特性：“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气味，味甜，易挥发。纯品遇光照会与空气中的氧作用，逐渐分解而生成剧毒的光气，有麻醉作用，有致癌可能性。”看着“致癌”两个字，我仿佛看见了老师瘦长的身影，苍白的面容，困倦的步态。
去年回重庆去，医院药局已经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按时间推算，我的老师们也大多过了古稀之年，个别的已超过八十岁了。在我眼中，他们是军人，是学者，是老师，是长辈。
我曾为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军人而感到过遗憾，但是，我也为自己在即将出身社会的时候遇到了这伙军人而感到幸运。他们看似冰冷的外表，都裹着一颗火热的心；好像是严厉的苛责，却充斥着浓浓的爱意；即便有过抱怨，但忠诚丝毫没有动摇过；或许闪过退缩的念头，却仍用一生的行动来诠释什么是执着。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我此生最宝贵的财富，谢谢我的老师们。
2016年10月初稿
2018年5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