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家的二十世纪
程家的二十世纪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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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27日，我出生在湖南桂阳丛山中的贫农家庭，守寡的祖母日夜辛劳，白天下田种地，晚上纺纱以织成包脚布备赶集时出卖，供父亲读书。1914年我父程一中从桂阳县高小毕业考入武昌供给膳宿的旅鄂中学，191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我父投奔孙中山，从此走上投身国民革命的道路。越年冬,我母亲病逝，由祖母抚育我。祖母质朴善良，虽是文盲，但崇尚知识的品德成为我一生的指路明灯。
1926年我父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到长沙创办《南岳报》宣传北伐。接着先后任醴陵、湘潭县长。我也离开家乡到长沙修业小学就读。在革命大潮中，三民主义在我思想上扎下了根。
1928年我父任北伐军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到北平，我家也随迁到北平，我在志成中学读书。1929年我父任第五路军军法处长（少将）。1931年“9.18”事变，我与同学们奔走呼号，在剧场、影院和电车上宣传抗日。这年11月我家南迁，我留在北平，由父亲的好友余叔岩先生照看。我也得以领略京剧老生泰斗的风范。余老先生的严谨处世和出神入化的高超艺术光彩照人，我至今为之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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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我父程一中就任实业部秘书主任，全家迁来南京。1933年父亲又改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2年夏我转入金陵大学附中。1933年春与妻张国华相识。她是随姨母由四川秀山来南京读女子法政学校的，她品貌出众，心灵手巧，我一见倾心。1935年我考入交大，9月即与张国华结婚——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张国华不仅把我们的七个儿女教育得个个成材，而且还在我被打成右派身陷囹圄的二十年间，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极贫困的家庭，先在西安卖冰棍，后到农村干农活，受尽磨难。同时还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奔走拼搏平反了全家所有的冤案，迎来了家庭的黎明，国家改革开放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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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是国人创办的、南方的最高学府。交大学子学贯中西，徳才并重，校誉之隆，为全国之冠。1935年交大仅收新生250人，报名者数以万计。我在这一年能考入交大，是我一生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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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我在长沙创办《今天》十日刊，宣传抗日，得到蒋百里、徐特立、董必武、翦伯赞、吕振羽诸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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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父任国民党中宣部主任秘书、国际宣传处专员等职。1940年出任“军事运输委员会”委员。后又奉命到上海跟打入敌伪的唐生明联系。
1938年6月，蒋百里先生从欧洲归国到长沙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我父协助他筹划校务，我就担任他的侍从副官。他每晚与我们长谈到深夜，使我们对抗战前途和国家未来充满信心。11月4日，蒋百里先生在广西宜山逝世，我们为他办完丧事后，来到重庆。
1939年4月，蒋百里挚友王芄先生安排我在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中校干事，接替谭惕吾的工作。是年冬奉派为游击队校阅组委员，赴广东检阅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印象极佳，曾写《东江纵队印象记》，在战地党政委员会主办的《战地通讯》上发表。
1941年至1947年我回到家乡桂阳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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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在上海，我父由“民联”创始人之一郭春涛先生（曾任实业部次长）介绍加入“民联”，从此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并成为“民联”领导人之一。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就成了“民联”领导人聚会的场所之一。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吴艺五等人常来闭门密谈；老报人陶菊隐更是我家常客；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许彦飞也常来走动，以谈论美钞的行情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47年3月，我到上海与中共党员陈伟斯相识，使我读到中共发行的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还有《新华日报》等。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必然溃败，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廉洁高效必将胜利。当时我还给《自由》杂志创刊号写了一篇时论，内容主要说反对内战，应该发挥独立民主的精神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 我通过父亲的朋友温广彝任青年军202师政工处长的关系，给我挂了一个“中校教官”的空衔，以利于地下活动，如帮助陈伟斯营救了被逮捕的中共地下运粮工作人员多人等。
1948年春，民革中央秘书长郭春涛及夫人秦德君搬来我家二楼，建立民革地下机关。我们夫妇都加入了民革，在陈伟斯和郭、秦二位的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第一巡防舰队队长杨沧活（张国华的表弟）等人起义，并将青年军在浦东的地堡分布图呈交解放军，为上海的解放尽了一份力量。
1949年2月，我父受组织委派去湖南长沙，建立地下民革组织，发展成员，参与和平起义，做老朋友程潜、唐生智的思想工作（此前，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妹妹程哲宣、妹夫黄建平也受组织委派去湖南参加地下革命活动）。
解放后我父程一中任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常委、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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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我在华东外贸局工作，1950年6月被任命为调研科科长（处级），拙著《外销猪鬃实务》一书同时出版发行（此书后来为美国密歇根大学收录）。
1951年镇反，因郭春涛去世、秦德君蒙冤，我和妻子张国华加入民革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未被承认；而我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202师中校教官及输出入委员会科员等职务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反革命，——从此，噩运就此降临在我和家人头上！
是年9月调华东革大学习。1952年全家被发配到新疆。1953年我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安排在新疆畜产公司。1956年肃反时我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57年反右时我又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右派。1958年5月我因历史反革命和右派被判刑10年，判决前没有对我审讯，也没有找我落实所谓的罪行的事实。妻子以“同情”历史反革命的丈夫为由被开除公职，虽经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处分而被新疆拒绝执行。——我家遭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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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岁高龄的祖母朱慈安得知唯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而且刑期很长，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就辞世了。我父与祖母娘儿俩相依为命六十年，而今慈母仙逝，爱子又无端判重刑入狱，——我父程一中黯然神伤，于1960年12月在长沙郁郁而终，年六十四岁。继母杨允文在文革中也历尽磨难，于1985年去世，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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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子女，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几十年来受到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株连迫害：
1958年上大四的长女程正江只得辍学参加工作，接济幼小的弟妹。在文革中她因为“出身反动家庭”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在新疆K市中学任教的长子程正海以“同情反动家庭”为由被开除公职，文革时遭到残酷的批斗。
次子程正渝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农村去，兢兢业业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但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遭到批斗；后又以“坚持反动家庭立场”为由，以“莫须有”的罪名判重刑。
三子程正湘196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高考成绩名列新疆第二，却因“出身反动家庭”不予录取。后分配到哈密农村小学任教，他全身心扑在农村教育上，受到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却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小黑帮”受到批斗，竟在学校宿舍遭到铁路上的暴徒的毒打，几乎丧命。他九死一生逃到哈密，后来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时，又遭暴徒的迫击炮吊炸药包式的炮弹袭击而遇难！
四子程正潭1960年初中毕业在西安的中考成绩第一，却因“出身反动家庭”未被录取，年仅15岁的他只得跟母亲串街走巷卖冰棍维持生计；后被“下乡”到农村，当了近二十年的贫苦农民，每天贪早摸黑地劳动，工分值只有五角钱！
五子程正洲和小女程正泽，1966年分别高中毕业和小学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因为“出身反动家庭”，大队拒绝开“政审证明”，升学和就业的门都没有——只能在农村打零工，挣工分，蹉跎了十多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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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实行拨乱反正，我家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们夫妇得到了平反，改正，并回到乌鲁木齐原单位。
我的右派改正结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我们夫妇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并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全国政协的确认，随即我们都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老革命，扣在我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长女程正江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了中文系教授。
长子程正海1980年平反回到K市中学任教，在九十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次子程正渝1975年平反后仍回某县农机厂当技术员，又调某人民公社任农机站站长，后调州技校当教员，曾兼教务处副主任和实习厂厂长。在八十年代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讲师的职称。
四子程正潭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二十年农民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施工员、技术员、工程师、队长、副经理、经理等，并于九十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五子程正洲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在华县近千名考生名列第二。这位“老三届”的学子被迫在农村蹉跎了十一年的岁月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在九十年代初就已晋升为高级教师并被评为市级先进教师。
小女程正泽在七十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后来参加转干考试当上了干部 。又通过自学取得了本科文凭，并当上了副处级干部。
只可惜我们的子女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三子程正湘在文革中遇害，没能看到今天，这也是我们全家永远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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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孙子和孙女们相继都考上了大学，后来又陆续在上海、北京和西安成家立业。特别是次孙程尊平199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读完硕士又被选派出国读博士，后在美国硅谷工作。
1998年原稿
2017年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