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标
叫吴标这个名字的人，好像很多，我知道的就有6个。一个是我市人事局的办公室主任；一个是“粪头”，就是清管所主任；还有一个他的老婆是送牛奶的，有时老婆不能送，比如做小月子、每月例假来了，他也替老婆送几天……我说这些干什么？还是来说说我的朋友吴标吧。
吴标是将近三十年前，我在商干校的同事。他一九五八年考入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其时，苏联还是我们的老大哥。一年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学校俄语系撤消，他被转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六二年毕业，分到上海嘉定县一所中学任教。学校一个领导搞男女关系，被他撞见，后又多次以语言冒犯领导，当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递解回乡。他是独子，母亲早亡，家中只有一个老父，他当了一名搬运车夫。后与一个与他经历相仿的女子结婚，生一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案昭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他说要“归队”，就于一九八0年分到了我市商业干部学校。
他的外表，看上去就象一个搬运工人，那是二十年艰难岁月烙下的痕迹。他在大学学的是语言文学，可是后来，却连说话都显得困难，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未开口脸先涨得通红。他曾告诉我，当年被押送回乡时，他大学四年的书本，全部落入长江。以后，生活的重负，精祉的折磨，他又哪里有心情、时间，去重温那优美的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吟诵那汉魏辞赋、唐宋诗词。二十年里，他是一个被监管的劳动改造对象，甚至连一个堂堂正正的搬运工人都做不到。工人们瞧不起他，欺侮他；他也瞧不起那些搬运工人，永远融合不到那个群体中去。长期在那种境遇中生活，他变得极其孤独、卑怯、敏感，逆来顺受，苦挨时光。
但是，那时他有着一个温馨的家。他的年老的父亲，在贫病交加、忧愤郁结中去世。他和爱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他的儿子，是他的欢乐，他生活的全部希望。那个家，就象隆隆寒冬里的一团炉火，给他带来无限温暖，漫漫长夜里的一盏灯光，慰籍着他那颗悲凉的心灵。然而，当苦难结束，他准备开始创造新的美好生活的时候，他的那个温馨的家，却发生了变故。他的爱人也和他一样，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安排到一个国营企业当会计，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她的科长――一个有着爱人、孩子的男人，发生了恋情，并且向他提出离婚。他非常苦恼，常常神情黯淡地坐着，没有人可以诉说，二十年的生活，他已不再相信任何人。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寒假前，他呑吞吐吐对我说了此事，并请我春节期间到他家去，他说：“这二十年，我没有一个朋友，也从来没人到我家来。你来，我爱人就会对我另眼相看。”春节期间，我带着爱人和两个月的儿子，到他家去了。他大喜过望，显得容光焕发。见到他爱人，我立即想起，“文革”以前，城西有一个加工面粉的小店，她就在那个店里开票收费，也当工人，常常是满头满脸的面粉。她原是我们地区食品专科学校的学生，一九六0年毕业后，分配到地区商业部门当会计，那在当时可是一个金光灿烂的工作啊！可是不久，国家为了缓解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压力，动员城市干部下放，她成份不好，因此失去工作。我说：“我父亲那时是食品学校副校长。”她看看我说：“想起来了，你父亲那时刚从部队转业，天天早晨带我们出操，你那时才三、四岁，常跟着我们队伍跑。”她生得很文静，说话时还有点羞怯，衣着简朴、整洁。我想，这样的女人，轻易不会动情，可一旦堕入情网，却是很难自拔的，吴标的婚姻看来难保。我们离开时，吴标送我们出来，千恩万谢，简直是卑躬屈膝了，他爱人跟在后面，望着他，满脸鄙夷。寒假结束后，他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问他，说最近没有再跟他提离婚的事。又过了一段时期，一天他告诉我，他爱人和那个科长的事，被领导发现了，爱人受了处理，被调到车间当了工人。他很为爱人抱不平，说：“那个科长反倒一点儿事也没有。”我说：“未必是坏事，这样，或许她会对那个科长心生怨恨。”
吴标在商干校，不到两年就调走了。一九八二年放暑假时，他对我说：“我要利用暑假时间，好好读点儿书。”叫我给他开个书单，然后背了一大抱书回家了。可是秋天开学时，他没有再来。调走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实在不能教书了。那两年，他常说两句话，一句是我要努力多读点儿书，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另一句是我这辈子没希望了，我的希望全在儿子身上了。他经常制订学习计划，但从未认真地读过一本书。让他当教务员、图书员，又不高兴。二是人际关系很差，几乎很少有人让他满意，也很少有人对他满意。他气量狭小，疑心重，常怀疑别人在背后讲他坏话，别人讲话也常怀疑是影射他。他不会骑自行车，有一次，校长叫他早一点下班，他听了不言语，憋了几分钟，憋得满脸通红，然后突然发作道：“如果你们看我不顺眼，就将我调走，不要这样阴阳怪气！告诉你们，我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来的，谁也无权将我赶走。”学校多次到局里要求，终于将他调走了。他调去的地方，是地区五交化公司，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那是一个金子般发光的单位，我想，他去那里，也不算委屈他了。但是他在那里仍然混得不如意，先在人事教育科，负责职工教育，后降至仓库当保管员，不久，又降为仓库门卫。那个仓库很大，在离城十几里的地方，面临一条大河，河对岸，是食品公司的家禽场，颇为荒凉、冷清，他就日夜住在那里。白天，坐在河岸上，望着日夜不停流淌的河水，望着河里东来西往的航船，船上的船夫船妇，望着远处的白帆、白云；夜晚，伴着四野的宁静和黑暗，在一盏黯淡的灯光下听着轮船的汽笛，船上水手的吆喝和对岸家禽场的鸡鸣，默默度着时光。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我再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五年，他显得很苍老。他告诉我，公司倒闭了，他失去了工作，要等到退休以后，才能拿到养老金。又生了一场大病，刚开过刀。神情很是悲淒，躲避着我的眼光。我想起他的爱人，未好问，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不知他们是否还能相濡以沫。我又想起他的儿子，那是他的全部希望，他告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也分到了五交化公司，是当时公司里唯一的本科生，春风得意。可是，现在也失业了。三十多岁，还没有成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的确如此，那时，大学本科生还是凤毛麟角，在商业系统，一个中专生就很了不起了。八十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凡中专以上学历的，全部提拔为领导。内联厂有一个兽医，一下子当了厂长；另一个兽医，也被当作人才调到市商业局当政工科长，后来当了副局长；商校一个因超生受处分的团委副书记，中专师范生，一下被提拔为市商业局长，后又到县里当县长、县委书记，直至当到副市长、市委副书记；饮服公司还有五十年代毕业于人民大学的大学生，被省商业厅专门当作人才挖走了。而轮到他儿子时，风水又转过来了。他说：“我的命运怎么这样不幸，我大学毕业，赶上搞阶级斗争，儿子大学毕业，赶上改革开放……”竟哽咽泪下，泣不成声。
如今，又过去20多年，我没有再见到他。他那次患的是食道A，不知他还在不在人世。他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但时代的浪潮，总是汹涌起伏的，没有避风的港湾，没有泊舟的小岛，只有投身洪流，搏击风浪，无论沉浮荣辱，顺境逆境，都要勇对人生，不坠心志，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