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社当农机站长
在公社当农机站长
程正渝
目 录
前言
1、A公社农机工作简况
2、外行领导内行的见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3、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4、调往州农机校的插曲
5、被任命为公社农机站长
6、大队书记和机耕队长的矛盾
7、民主选举和择优录取
8、在牧场推广机剪作业
9、调资风波
尾声
前言
1978年7月，我从县农机厂调到A公社农机管理站。其实我从1975年平反，就要求调离县农机厂这个文革伤心地，却因补发工资的问题而耽延。不久前有同事提醒我，州上某农机厂有技术员要调回内地，我可请求调到州上。——因此我又写了请求调动工作的报告，结果却是调到A公社。
我和A公社（1）颇有缘分。
早在1963年县拖拉机站成立后不久，那里就建立了机耕队。我那时刚从八一农学院毕业分配到县拖拉机站，亲自当车长在那里耕耘播种过。
1966年春，国家给贫穷的A公社三大队一台东方红—75拖拉机，我亲自为该车试车并春耕。
1975年8月—1976年7月，我参加路线教育“支农工作团”从县农机厂抽调到A公社农机管理站工作了一年，为此，我写了一篇《支农日记摘抄》。
1979年10月州人事局调我到州农机校任教，因没同时调我妻子，我又回到A公社，恰恰这时儿子尊现出生。
1979年11月，县委组织部任命我为A公社农机管理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1、A公社农机工作简况
A公社有1万人口，几十个行政干部，180多个农机人员；6万亩耕地，属于坡积—洪积平原的灌耕土；6万头牲畜；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胡麻。粮食亩产不到200斤，总产600万斤左右。农业人均收入300元左右。大中型拖拉机41台，平均万亩耕地5.6台，万头牲畜1.16台；康拜因18台，平均万亩小麦4.5台；农用汽车9辆，电动剪毛机3台，大型耕作机具66件。在农田作业中基本实现了机耕、机播、机械收割。农牧业运输和畜牧业生产机械化比重也越来越大。那时上级要求农机管理站实行管理（包括对1970年起出现的大队机耕队的统一管理）、使用、制造、修理、科研、培训“六合一”的领导，因此，农机管理站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2、外行领导内行的见证
1978年7月，我调到A公社农机管理站时，主持工作的副站长还是老许，矮个子，黑皮肤，一口江苏话。他是党员，从1975年8月参加路线教育“支农工作团”时就主持A公社农机管理站的工作；他是江苏某农专学畜牧的，毕业来疆就没从事本专业，对农机当然是外行。搞实际工作的副站长老唐是1965年州拖拉机手培训班毕业的老拖拉机手，中等个儿，模样朴实。他从1974年农机管理站成立，就独自一人兢兢业业地在站上工作，曾兼任公社运输队队长、小修厂厂长，都干得不错；不久前才提拔当副站长。没多久，管理站又分配来了一位伊犁农专毕业的哈族小伙小尼。
站长还是由公社祝副主任兼任。祝副主任个矮，肤白，耳聋。1963年县拖拉机站建站时的站长，我们是老同事了。可是他是河南某农专学农学的，只知道叫机车出车，却不明白机车（特别是苏式机车）为什么要保养！——好在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全州1960年代初毕业的农机专业的大学生有10来个，10多年来不都一直都是技术员！当站长、厂长、科长的不都是文化低的外行？反右时那句著名的“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真是深入人心，几十年来真是深入到各行各业呢！
1978年公社农机管理站进行年终总结时，各机耕队提出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是:四机队因于队长调任小修厂（2）厂长，队长空缺；五机队没有财权；小修厂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调资（3）；对机耕队人员工日分值低于社员收入不满等等。
一年到头难得跟机务人员见面的公社祝副主任兼站长，脸色苍白，带着助听器，讲起话来一会儿声音特别高亢，一会儿又轻得听不清，他不容分辩的答复是：调一名不懂机务的人当四机队队长；五机队的财权要征得大队的同意；不同意小修厂集体所有制职工调资；对各机耕队的年终分配方案批复工日分值都是一元左右，而生产队大多为一元五左右。——我特地实录在此，作为“外行领导内行”加“长官意志”的见证。
3、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我到A公社政工组报了到，递交了工资介绍信，跟农机管理站的老许、老唐见面后，就到各机耕队、小修厂了解情况。接着，夏收就开始了。
先到三机队，康拜因（4）正在试割，跑道没人割，渠边也没平好，颠坏了一个齿轮还得跑到小修厂去焊修。……
在七大队的麦田里，大队刘书记热情地给我介绍新到的“新疆—2.5”牵引式联合收割机工作得很顺利，已收割1000多亩了……。刘书记五十岁左右，瘦削，肤黑，头发花白，已是小老头的光景了。我在1975年参加“支农工作团”时就和他打过交道。
在一大队的麦田里，我看到小修厂芦师傅创制的收割机集草车工作效果很好，可见能人就在群众中呵！
在五大队的麦田里，我为五机队的康拜因排除了电路故障。听到机组人员议论说，某某某为了上拖拉机给祝副主任送了8个羊头。——我只当道听途说而已。
在二大队的麦田地头，我见到该大队的李书记，他是一个年轻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给我介绍说，边境社队农业税减半，二队1800亩地只交3000斤公粮。他又说，他到二大队两年多了，社员分配从2—3角/日，提高到1元/日以上了。在麦田里有两台康拜因在收割。后来，我知道李书记是位下乡知青，入了党，还转了干。……
在四大队的麦田地头，我看到都是社员在挥镰割麦，就问一个蒙古小青年，他说，我们三队去年每个工只图4分钱，队长不行，今年大队张书记兼队长，行，这800亩麦子不要康拜因割，都是人割，可以少交机耕费。割得最多的一个妇女20天割了80亩。……
六机队的牵引拖拉机工作不正常，我当场排除了该车的油路故障。……
夏收结束以后，公社小修厂承担了县水电局渠首闸门的制作任务。于厂长是个性格爽朗的中年汉子，担任总指挥干劲十足。张技术员身材魁梧，寡言少语，是位出身不好的老高中生，自学成才，技术全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同时，小修厂切割、焊接、锻工、钳工、车工、铸工，人才济济，应有尽有，任务也大获成功。——我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到了机具冬修时节，我在小修厂参加了拖拉机的修理工作。这是我在县农机厂工作多年的老本行。记得在冬修备耕最忙的一天，我先检查修理完毕的六机队的东方红—75，然后试车；接着给四机队的一台东方红—75排除油路故障；后来又给三机队的推土机调试燃油泵，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我忽然想到，当年选择从事亦工亦农的技术工作是正确的，总比从事空头行政工作对社会有益。
1979年春耕大忙的一天，我先骑自行车去机六队鉴定苏尔塔的东方红—75的捣缸事故；接着去五机队观察巴拉赫巴依的东方红—75的翻车情况，直到天色黑下来，机车从河滩里拉出来我才下班回家。
我骑着自行车在薄暮中的旷野里行进，田野是多么宁静呵！ 我不禁吟唱起学生时代的歌曲来：
太阳落在山的后面，
在河滩上升起了薄雾炊烟，
沿着道路，沿着草原，
苏维埃战士正从战场返回家园……
天色越来越暗，田野道路坎坷不平，我连同自行车曾几次摔倒，但丝毫没能影响我高昂的情绪。
4、调往州农机校的插曲
1979年10月，州人事局下调令，调我到州农机校任教。州农机校成立于1978年10月，准备扩大招生。那时候刚实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竞相发展，专业技术人员流动相当普遍。调动前，我曾对州农机局长提出，要求和妻子同时调走，因为我的女儿冰莲不到两岁，妻子又要生产了。答复是同意我的要求。——可是调动时只有我一个人的调令，于是，我返回A公社。恰巧儿子尊现出生。
5、被任命为公社农机站长
1979年11月，县委组织部下文通知，任命我为A公社农机管理站副站长（主持工作），老唐协助我工作。老许调任公社办事组组长。
公社杨副书记和公社党委组织干事老吴分别找我谈话，说这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等。我很受感动，在日记中写道：我将体验另一种身份的生活。需要注意的是:倾听群众的声音，领会上级的意图。说话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表态要慎重。发动群众把工作搞上去。
6、大队书记和机耕队长的矛盾
1979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上任没几天，七大队支书老刘气呼呼地走进公社农机管理站的办公室，他那身陈旧的蓝黑色中山服，也像农机人员那样抹上了油污，两只小眼睛喷着火，大声吼道：“我当书记十几年，今年那个队亩产300斤？我家的牛和猪都叫人叉死了，我是为了私人吗？恶人先来告状……”他似乎知道七机队苏队长和孙车长来告状了，先来给我个下马威。老唐请他坐下来，递给他一杯水：“有话慢慢说。”
我等他不开口了，压住怒火，说：“亩产300斤还不是机耕队完成的！你凭什么把机耕队苏队长和孙车长都撤了？各机耕队的队长可是公社革委会任命的。”刘书记霍地站起来，气呼呼地还想说什么，老唐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说：“改天，公社杨副书记准备亲自到你们大队，专门调解你和苏队长的问题。”
过了几天，我和老唐陪杨副书记骑自行车到七大队开调解会。杨副书记原是县农工部的干事，1976年路线教育“支农工作团”撤点后留在A公社提任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他身材魁梧，方脸庞，细长眼，一口陕西话。刘书记不在家，我们先到老党员老王家。老王是老复员军人，五十来岁，穿一身发白的旧军服，言谈举止老成凝重。老王说：“老刘多年来不发展一个党员，不要大队长，不要副书记。利用职权把参加过流氓集团的儿子塞进机耕队。私自撤了苏队长和孙车长的职。苏队长是远近闻名的难得的好机耕队队长。——群众都看在眼里的。……”
不大一会儿，刘书记来了，我们就到他家，苏队长也来了，于是开调解会。杨副书记讲了几句，请苏队长先发言。老唐作记录。
苏队长身材壮实、粗眉大眼，相貌粗犷。他说：“我们农机人员，包括车长老孙，都以农机队为家，都努力种好地，多打粮。可舒会计报先进个人他少报老孙的；记工分时他少记好几个人的。还说：‘会计本身就是领导，你们这些机务老爷我就管不着了？’我们换车的目的是想两个小队发家致富，如能及时交换意见就比较好。通过交谈，能在农机队干也可，下生产队两口子收入还高些。再也不愿当队长了。”
刘书记接着发言：“苏队长基本上都谈到了。我只插几句就行了。关于换车的事，我说你回去开个领导班子的会。机耕队先叫舒会计管着。换车子老孙最不满意，换回去他又认为你难堪。老孙制造矛盾，车子出故障，摆了多少天也没去焊，——出难题。我虽然文化低，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说话也没水平，可没说你把农机队管孬了。”
公社杨副书记最后总结说：“七大队是先进单位，可见支部和机耕队都做了许多工作。农作物耕作播种收割都较好。今天两个同志都能心平气和地沟通思想，产生矛盾不一定是换车的问题——这没有什么错误的！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我的印象是，你们两个都是好同志，但工作的方式方法、注重团结还有不足。老苏应对闲话作分析。老刘是否讲话的时候给别人传话找到岔子了。——没有大的原则问题。老苏不当队长，不服从组织是不对的。老刘要搞群言堂。对农机队伍的人不要轻易表态。——老刘是有责任的。关于分配问题，老苏要参加解决。应慎重研究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你们有事业心、责任心应当保持下去。”——其实除了老苏应主管农机队的分配问题、同时应当驳斥舒会计的谬论外，杨书记的调解是很到位的。我当时表示支持杨书记的调解，没有多话。现在实录下来更能说明问题的症结。
7、民主选举和择优录取
1979年全公社7个农机队就有3个农机队的4名队长被大队随意撤换了；2个农机队的财权仍由大队掌握，不能自主；各农机队变相吃大锅饭的现象普遍存在；工作日记和机车档案几乎无人填写；油料业务仍停留在最低水平；农机队的队容大多仍像座“破庙”；农机人员的思想不少是得过且过的。——我们借公社党委和公社革委会委托农机管理站整顿各农机队领导班子之机，在各大队党支部的配合下，在总结1979年的工作、学习农机规章的基础上，对农机队（小修厂）实行民主选举产生队（厂）长，使大部分农机队做到了由思想作风好、技术过得硬的同志担任队长、副队长。个别不具备条件的队，则通过公社革委会选派或调任。而民主选举产生的队长们（如后来还是离开七大队的老苏，在一大队被选为一机队队长、小修厂的张技术员被选为厂长、三机队的老崔、二机队的老张等）果然不负众望，他们有极强的事业心和出色的组织管理才干，带领群众，使各自所在的单位取得了好的成绩。——民主选举产生农机队队长，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创举呢！
由于过去录用农机人员手续不健全，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等弊病，致使现有农机人员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半文盲，还有个别人因为来头大，有靠山，胡作非为，谁也管不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起草了《录用集体所有制农机人员的规定》，经过公社革委会批准颁发。其中不仅提出对录用新机手需经考试等严格要求；还强调了对现有农机人员将按国家规定进行考核，对不适于农机工作的要逐步淘汰。在春耕期间，我们根据需要，通过考核，择优录取了9名新机手，同时对不适于农机工作的2人调回了生产队，这在全公社震动很大。
我们还制定了全公社统一的《单车核算实施细则》，加强经济手段的管理。在1979年初步实行单车核算的基础上，在年终分配时按照年初各农机队的规定兑现，使广大农机人员尝到队负盈亏、单车核算、多劳多得的甜头。同时也反映出不少问题和矛盾，仍存在变相吃大锅饭的情况。因此，我们决定制定全公社统一的《单车核算实施细则》，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在各机队（5）全面推行。——我们采用经济手段来加强管理，使农机工作逐步纳入正轨。
通过全站农机人员和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1980年A公社小麦产量达668万斤（亩产达200斤），较收成较好的1979年增长10%；油料产量达80万斤，较1979年增长近40%。在全县居首位，农机工作功不可没。
8、在牧场推广机剪作业
我县是牧业县，可是牧业生产机械化才刚刚起步。国家先后给A公社各牧场直接投资了3台剪毛机组，1979年机械剪毛仅2000余只，只占应剪毛羊只总数的3%，并且维护保养极差，如一牧场1台剪毛机组配有20只小电动机只剩下8只，其中4只还是坏的。我们向公社革委会建议集中管理、使用剪毛机组，获准通过。于是，我们集中3台剪毛机组，并从各牧场抽调了2—3名机组骨干人员，一面维修，一面培训；还到县种畜场参观了剪毛站和药淋池；同时研究制定了机组管理办法。投产后机组运转正常，共剪羊毛9000余只，占全公社应剪毛羊只总数的20%，初步显示了牧业机械化的威力。
1980年6月初，我和管理站的哈族小伙小尼来到一牧场剪毛现场，组织、指导机械剪毛作业。
一牧场位于祖国的边陲，两边都是高山树林，河滩草场宽阔，牛羊悠然自得。——这里保留着大自然的原始面貌。
这个机耕队的蒙、哈两个民族的同志却不团结，蒙族同志不接受哈族乌队长，要汉族老潘去当队长。一直闹到公社。后来公社塔书记（哈族）通知我，派老潘去当队长。
那时候祝副主任已调到州上（后来他女婿说，是他想办法把老丈人调出来的），他的副主任职务已移交给原二大队李书记。他回公社搬家，顺便又把老潘的队长给撤了。——真是让人无语凝噎！
9、调资风波
1980年7月，在公社开始进行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次调资。我本人参加公社干部的调资；又主持体改人员（6）的调资。由于这次调资文件的规定仍如同1977年—1978年那次，依然是难以把控的40%的比例；同样没有具体的界定标准。——结果还是很难尽如人意。
体改人员的调资过程是先集中学习有关文件、民主选举3名考评小组成员、10多名体改人员作自我鉴定、民主考评后发两次榜等等。即使是这样，还是矛盾重重，意见纷纷。
公社干部的调资之前，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公社调资评议开始时，多数同志发言提名我应当提升，我深受感动。由于多数公社干部工资都较低，我对政工组吴组长说，我这次如果评上名额可以让给工资较低的同志。谁知我的初评票多，竟动了素不相识的C某人的奶酪，他竟然拉帮结派，造谣中伤，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主持工作的杨副书记也说：“我从十几岁当通讯员起，到现在才24级，他程某某已经22级了（7）。”——把我排除在公社干部的升级范围之外。
然而，1980年10月，县职升办却下文直接给我提升了一级工资。——这也是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转正后，头一次增加工资。（基本工资70元，月增资8.32元，月工资为85.70元。当时一袋面50斤，7.05元；1公斤大肉，1.27元。）
尾声
1979年10月下旬，自治区农机校的一位友人来信告诉我，他们学校需要教员，郅校长正是我上八一农学院农机系时的系党总支书记，了解我，叫我尽快去报到。只是我妻的工作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
1979年11月，我参加了全疆“出国培训预备人员”的选拔。当时要求的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参加工作五年以上，车间主任以上职务；通过县委组织部一级批准。出乎我的意料，县委组织部很爽快地签章批准了。我立刻抽时间复习外语。几个月后，在州城郑重其事地参加了英语考试。后来却杳无音信。我到自治区有关部门询问，答复是，我英语考了79分，成绩不错，可是全疆只录取了4名。
顺便说一下，我在A公社工作这几年，依然坚持读文学书籍和记日记。我在写这篇“非虚构写作”时，查阅了当时的日记和工作笔记
等——真是挖掘不尽的矿藏呀！为了写简明些，我只是择要实录了一些素材而已。
1980年4月，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县职升办将我套改为助理工程师——我从大学本科毕业工作17年了终于还套改了一个助理工程师！
1980年5月，公社塔书记带两名公安人员到我家。公安人员问：“孙XX来找过你吗？如果来找你，要立刻告诉派出所。”我当即不客气地说：“都12年了，你们都没搞清楚，我怎么能知道？”原来我以为文革蒙冤是因为受孙XX牵连，谁知政府至今都没查清他！公安人员连忙解释说：“没有别的意思，你不知道就算了。”
1980年8月，州技校黄校长通知我，州人事局已同意调动我和妻子到州技校工作。黄校长是个中等个头额阔脸方慈眉善目的人，年龄比我大几岁，他和我是老同事了。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时，他是总站的人事干事；我调到某县拖拉机站后，他主持州拖拉机手培训班（州拖训班）的工作，曾多次想调我到州拖训班当教员，未果。1974年他又受命创办州汽车驾驶员培训班，现在升格为州技工学校了。
1980年10月，我在简陋狭小的住所摆了两桌酒席，特地请老岳父前来掌勺，设宴招待公社和管理站的一些同事，一是和他们告别；二是为尊现儿过周岁生日。——我就要去州技校当教员了。这时我已届不惑之年。
注：
（1）A人民公社是1958年成立的，1984年改为A乡。
（2）小修厂指公社一级的农机修造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相对国企县农机修造厂（大修厂）而言。
（3）因为同在厂里工作的原国营拖拉机站职工在1978年调资了。
（4）康拜因即谷物联合收割机。
（5）从1983年开始，一些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民，开始承包集体的机具，或投资购买新机具进行自主经营。此后，大队农机队逐步解体，形成农民自主办机械化的局面。
（6）体改人员指原国营县拖拉机站的职工，在体制改革后分配在各公社农机管理站、公社小修厂工作的职工，仍享受国企职工待遇。
（7）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转正后工资待遇就是行政22级（同技术13级）。
2020年10月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