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案件”的前前后后
“布罗茨基案件”的前前后后
杨开显
1964年2月的一天，一位身材较高、肩膀宽大、头发棕红的英俊小伙子在与音乐家朋友相聚又告别后，走在通往自己家的路上。突然，一辆吉普车在他身边刹住，车上跳下两个高大魁梧的警察，把小伙子左右臂用力架住，很快就把它塞进车里。小伙子被带到警察局，他知道自己被捕了，他被关进一间狭窄潮湿的单人牢房。
这位被逮捕的小伙子是谁呢？他就是在将近24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布罗茨基。
布罗次基自己十分清楚，自己被捕是当局对自己施加进一步迫害的结果。在此之前，他不是还预演式地被短暂“弄进去”2次吗？而且在2个半月前，《列宁格勒晚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文学寄生虫》，点名批判了“寄生虫”布罗茨基。10来天后，又有3个警察非法闯入家中，威胁他说：你这个寄生虫，如果几天内你还不去工作，那就对你不客气了。
布罗茨基现在清楚了自己已身处险境。可迫害他以至逮捕他的由头——寄生虫，又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布罗茨基是1947年9月开始入学读书的。可他到了8年级，选择了退学。
布罗茨基在不到16岁时开始闯荡社会。他在兵工厂干铣工活，在医院太平间作尸体解剖助手，又作搬运工、浴室锅炉工、灯塔看守人和地质勘探队工人等。
布罗茨基在业余时间开始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不久就开始尝试诗歌创作。他还参加较为系统的夜校学习，不久又到列宁格勒大学旁听。他也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有时作一些不合时宜的发言，甚至还引用为人们所忌讳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的话，这立即引起监视人员的注意。布罗茨基还在聚会或举办的朗诵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其中他的《犹太墓地》和《朝圣者》等5首诗在青年中流传甚广，后又发表在地下刊物《句法》上。而这份刊物是受到克格勃的高度注意的。布罗茨基和其他在《句法》上发表诗作的人，均受到克格勃的暗中监视。不久，布罗茨基就被克格勃拘留了一次。
布罗茨基还因与朋友闲聊出逃国外又被拘留一次，好在没有行动才被释放。
布罗茨基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不忘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他后来与列宁格勒工学院3位爱好诗歌的学生莱茵、奈曼和博贝舍夫组成了诗歌小组，他们一起交流诗作，切磋诗艺，探讨诗歌美学。在1961年8月的一天，莱茵把布罗茨基介绍给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是白银时代的阿克梅派的3个代表诗人之一，她是青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心目中的诗歌圣母。不久，阿赫玛托娃就发现年龄最小学历最低的布罗茨基比其他3人更有诗歌天赋和创造个性，认为他现在虽不受主流社会的赏识，但未来不可限量，是俄罗斯的诗歌之星。
22岁时，布罗茨基结识了一位女朋友，她就是23岁的青年画家巴斯玛诺娃。
爱情的好运使布罗茨基第一次在正式期刊《篝火》上发表了一首长诗《小拖轮的故事》，同时翻译的几首诗也被收入莫斯科的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巴诗选和南斯拉夫诗人选集中。而在此之前，他写的诗歌只能在地下刊物上刊载或在朗诵会上诵读。可是，在布罗茨基做着一手抱着缪斯，一手抱着维纳斯的美梦时，危险逼近了他。
1963年初春，一个叫列尔涅尔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总务主任，嗅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密告3位学生莱茵、奈曼和博贝舍夫主办的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墙报的“反动倾向”。3位学生为此受到学校的批判和处分。此后，他调离列宁格勒工学院，当上本地协助警察维持治安的纠察队队长，同时兼任社会侦察员和社会公诉人。为表示进步和效忠，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为了纯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揭露一切反苏维埃思想的人和事，与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异己份子作斗争。为此，他找来布罗茨基的诗文，在鸡蛋里挑骨头。但布罗茨基的作品虽然不合社会主义主旋律，但反叛的政治倾向不明显，要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来问罪于他，砝码似乎不重。恰恰在这时，列尔涅尔获悉布罗茨基在头一年1月被克格勃传唤并关押了2天，接着又了解到布罗茨基在头一年9月被地质勘探队除名并有1年余没上班，于是他想到 “不劳而获罪”的法条，以“寄生虫”的名义来迫害布罗茨基就名正言顺了。他策划了列宁格勒晚报《文学寄生虫》一文。地区检察官科斯塔科夫看到这篇文章，建议列宁格勒作家协会对布罗茨基进行社会法庭审判，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立即荒唐地响应这个建议。于是，对布罗茨基在法律上进行实质性的迫害开始了。
布罗茨基的朋友们为布罗茨基捏着一把汗，他们与他商量对策，并请来导师阿赫马托娃。商量的结果是请莫斯科的2位精神病医生朋友帮忙，让他住进莫斯科一家精神病医院检查，这样来逃脱被审判甚至被逮捕的恶运。
就这样，布罗茨基被安排进了精神病医院。他有精神分裂征侯的诊断书弄到了手，阿赫玛托娃以此诊断为由给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和主流诗人苏尔科夫写信，告知青年诗人布罗茨基的病情因受迫害而加重，请他予以关注。可布罗茨基受不了医院折磨人的窒息环境，才入院三四天就出院了。
布罗茨基出院后，得知女朋友巴斯玛诺娃与他的诗友博贝舍夫亲密起来，他悒郁烦恼，焦躁不安，心情难受，后竟至拿起刀想切开自己手腕的血管自杀。
布罗茨基的出院，使克格勃更加强了对他的监视，终至在1964年2月13日对他实行了逮捕。
在进监狱的第二天，布罗茨基突发心脏病，狱医对他进行了紧急治疗。一天晚上，布罗茨基被请进监狱局副局长的办公室。副局长对他十分友好，原来是布罗茨基的一位诗友托副局长对布罗茨基予以关照和帮助。后来，副局长告诉另一位托他帮助布罗茨基的作家梅特说：“布罗茨基是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过问的案子，我虽有心帮忙，但却无能为力。”
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在逮捕后的第五天进行。审判是在一种违反常理的情况下进行的：提起诉讼本来应该是检察官的事，但检察官常常保持沉默，取而代之的却是法官。因此，布罗茨基及其辩护人就不得不与法官直接交锋，与之争辩。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惹恼法官，让法官做出不利于布罗茨基的判决。主审法官萨维莉耶娃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女人，审判开始不久，她竟然不准记录。以下是布罗茨基与她的交锋：
萨维莉耶娃（以下简称“萨”）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布罗茨基（以下简称“布”）答：“写诗，也译一点诗。”
萨：“您有稳定的职业吗？”
布：“我认为写诗、译诗就是一个稳定的职业。”
萨：“您干嘛不去工作？”
布：“我工作了，我的工作就是创作诗歌。”
法官还问到他以前在工厂、地质勘探队等多家单位所干的工种、工龄等，企图证明他工作时间短、间断时间长，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状况。
萨维莉耶娃继续问道：“再问您，您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继续答道：“诗人，兼诗歌翻译者。”
萨：“是谁把您列入诗人的行列的？”
布：“没有谁。但请问：是谁把我列入人类的呢？”
布罗茨基的辩护人托波罗娃是一位著名律师，她虽然认为那条关于“不劳而获罪”的法令是荒谬的，但她以她的辩护技巧来反驳对布罗茨基提起的反社会生活方式的指控：布罗茨基不酗酒，不滋事，不耍流氓，不游手好闲，不靠劳动以外的收入生活；他有工作，虽然间断，但在间断期间写诗、译诗，从事脑力劳动，收入虽然很微薄，但尚能维持生活，何来“寄生虫”和“不劳而获”之罪？！
那位托警察局副局长帮助布罗茨基的作家梅特描述了自己对这次审判的感受：
无论是这个破烂的审判大厅，还是这次无耻的审判，都将让我永世难忘……
这位青年，我现在才这么近地观察到他。令我惊奇的是，就是在如此有害于他的情况下，他仍然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从容镇静。法官找不到理由发脾气，也没有办法羞辱他，他毫不畏惧她一阵阵的无教养的喊叫。他有时也显得有点慌张，那是因为法官们老是听不懂或听不明白他的话，同时他又弄不清楚这个女人的怪诞和她莫名其妙冒出的怒气。即或是他叙述的是一般的道理，他也无法让她听进去。
好在在辩护人有力的辩护下，以及提供了包括布罗茨基有精神分裂征侯的诊断书的证据，这对判决起到了一些作用。法官只得宣布让警察局送布罗茨基去做法医心理鉴定。
就这样，布罗茨基被送进了列宁格勒第二精神病医院。他一进入医院，就被关进重症监护室。也许是接到了上面的指令，这里的医护人员对他采取了另类和残酷的治疗。在布罗茨基睡熟睡暖后，他们在半夜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用冷水把他浇透，然后全身裹上一大块湿透的布，把他拖到火炉旁边烤。布烤干后，湿气侵入肌体并紧紧裹住身体。这种摧残人的治疗方法令布罗茨基痛苦不堪，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受难的日子。经过20余天的“治疗”，医院给布罗茨基下的结论是：未患精神病疾病，具有工作能力。
既然未患精神病疾病，而且又具有工作能力，当然更被官方有理由作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审判了。1964年3月，布罗茨基再次遭到审判。他一走进审判大厅，就看见正面墙的上方挂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布罗茨基公审大会”的横幅。大厅里挤满了大多是工人模样的人，他们显然是上面组织来压场的。也来了一些文学界、新闻界的人和布罗茨基的朋友，朋友和熟人们向他点头示意，表示支持。
法官萨维莉耶娃老是纠缠着问布罗茨基为什么不工作。布罗茨基反复回答她他没有停止工作，因为在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的间断期间一直在写诗、译诗等。
控方证人被请来了6个，企图以势压人。他们之中有一个是列宁格勒作协指派的，其他5人都与文学无关。这6人均不认识布罗茨基，不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更不知道他的创作。但他们在法官和列尔涅尔的授意下，鹦鹉学舌地重复发表在《列宁格勒晚报》上那篇文章的内容。其中有一人还信口雌黄地指责布罗茨基以诗歌来反苏反共。当辩方律师托波罗娃问他布罗茨基哪首诗或哪首诗中的几行诗是反苏反共的时，他则张冠李戴地把某位作者有反苏反共内容的一首诗硬扣到布罗茨基头上。对这种明显的栽赃，法官从不制止。听众中有不少人纷纷质疑这6个证人的身份，指出他们从未见过布罗茨基，更别说认识他，能证明他什么呢？但苏维埃的法制就是这样。
自愿为布罗茨基作证的有3位：诗人戈鲁吉宁、翻译家埃特金德和阿德莫尼，他们均是作协的会员。他们都认识布罗茨基，说写诗和译诗需要天赋和知识储备，是一种艰巨的脑力劳动。因此，布罗茨基不仅不是寄生虫，相反地，他在体力劳动的间歇中从事了一种高智力的有利于提升社会文化品位的崇高劳动。他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但是，法官不时打断3位证人的证言，根本不予采信。审判后，法院对3位证人所在的单位送达了密函，说这3人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党性原则，为一个寄生虫鸣不平，把一个无业青年吹捧为没得到社会认可的天才诗人，云云。密函恶毒要求单位对3位证人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意见报送法院。
布罗茨基的辩护律师托波罗娃对被告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是，法官最终还是对布罗茨基作出了如下判决：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5年。
在这场轰动性的审判中，官方感到了支持布罗茨基与维护社会正义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力量的强大。在审判厅内，官方组织来压场的群众也许是占多数，但在审判厅外，前来声援布罗茨基的作家、记者和青年却占了多数，法官们这才感叹他们处于少数。
在布罗茨基的支持者与官方的斗争中，有3位勇敢的女性令人敬佩：一位是阿赫玛托娃的好友、女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另一位是楚科夫斯卡娅的好友、女记者维格多罗娃，还有一位是女作家格鲁吉尼娜。
在法庭上，格鲁吉尼娜向众人宣称布罗茨基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但她遭到被蒙蔽的群众的起哄，诘难她是否亲自见过布罗茨基写诗。格鲁吉尼娜义正辞严而又不无讥讽地回答道：“布罗茨基怎样写诗，我倒没有见到过。但是我也没有见过肖洛霍夫是怎样写小说的啊！”她的话引起一片笑声。法官立即制止她，说她把布罗茨基与肖霍洛夫比较十分荒谬可笑的。可是，23年后当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和苏联时，人们才惊叹这位女作家当年把尚未获奖的两位作家相提并论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多么富有远见卓识啊！同样地，布罗茨基在结束陈述时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不但不是一个寄生虫，而且是一个能为祖国增添光彩的诗人。”这句话当然引起被蒙蔽的群众的一片嘘声。但23年后，整个苏联和它的人民却都想从已加入美国籍的布罗茨基身上沾一点光彩哩。
审判后，楚科夫斯卡娅和维格多罗娃冒着风险，向司法部门和能干预此案的党政部门寄送为布罗茨基辩护和人们支持他的文字材料。在支持布罗茨基的阿赫玛托娃、莱茵、奈曼、戈尔丁、阿尔多夫、瓦赫金、叶菲莫夫和伊万诺夫等众多朋友外，两位可敬的女性还动员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当局又引以为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声援布罗茨基；她俩甚至请动了苏联作协负责人费定和苏尔科夫，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文学处主任切尔诺乌赞的暗中支持。
维格多罗娃不顾法院的数次警告，实时记录了两次审判的全过程。她将审判记录寄给各主要报刊，均石沉大海，因而它只能刊登在地下刊物上。此后不久，这份审判记录就陆续出现在西欧和北美国家众多的媒体上，从而引起西方知识界的震动。自此，布罗茨基受到了西方人民广泛的关注和同情，一些作家和记者写出了声援布罗茨基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布罗茨基本人也在西方成为几近于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维格多罗娃为救援布罗茨基而作的审判记录使布罗茨基名扬西方，并为他以后登上西方文坛奠定了基础。可是，在此不到1年半的时间，这位了不起的勇敢女性却患上了癌症而逝世，享年50岁。布罗茨基在她逝世后来到她的坟前进行了祭奠。布罗茨基终身都感激她，崇敬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把她的照片挂在自己的书房。同样地，他也对楚科夫斯卡娅等声援和营救过他的人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永久的敬意。
审判后的次月，布罗茨基被押送至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紧接着又被押往一个小村落诺连斯卡亚，被强制进行艰苦沉重的劳动。
在这荒僻严寒之地，布罗茨基虽然感觉孤独，但村民们对他友好，而且尊敬他；亲友们也接连不断地来看他。医生兼文学青年戈列夫和金德里斯来探望他，并带来维格多罗娃赠送给他的打字机。历史学家巴别雷舍夫也来访，带来楚科夫斯卡娅赠送的《邓恩诗全集》等书籍。接着，母亲、父亲，也带着食品和衣物来看自己的儿子。在这1年半的流放和劳改期间，亲朋好友们来看望布罗茨基有10次之多；而好友奈曼和莱茵等人更是2次以上到劳改地和到他因请假超期被关押的拘留所看望他。这使他倍感温暖。因此，他更坚定了自己诗歌创作的信念，一如既往地在这流放的艰苦环境中笔耕着。同时，他也对英美诗歌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并试译了邓恩等人的一些诗。
在布罗茨基流放11个月时，若即若离的女友巴斯玛诺娃来到了流放地看他，她的拥抱和亲吻温暖了他冷寂的心。为此，他为恋人写了一些爱情诗和离别诗。诗友博贝舍夫也来了。他看望他，并且把巴斯玛诺娃也带走了。布罗茨基望着自己的恋人随着自己的老朋友一起离开的了背影，一股感伤和醋意涌上心头，久久不能消失。
刑期终结回到列宁格勒后，布罗茨基才重又见到巴斯玛诺娃。两人时而温存，时而淡漠，时而聚首，时而分离。在这不温不火的状态下，两人情爱的结晶——儿子安德烈——出生了。可是，儿子并未系住两人的爱情，儿子长到3个月，1968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不久，两人还是结束了6年之久的爱情。
布罗茨基被判处流放和劳改后，民主和正义的力量并未停止对他的声援和营救。有意思的是，布罗茨基案件的直接责任人是两个可恶的女人——列宁格勒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科萨列娃和该区法院的法官萨维莉耶娃；而声援和营救布罗茨基最积极和最得力的也是女性，不过是可敬的女性，而且人数多了1倍：记者维格多罗娃，作家楚科夫斯卡娅、格鲁吉尼娜和阿赫玛托娃。她们四处活动，游说可能影响布罗茨基案件的有关党政官员，向国内外投寄一份份为布罗茨基申辩的材料。1964年9月，苏联文艺界的大师——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家阿赫玛托娃、马尔夏克、帕乌斯托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和盖尔曼等人——签署了一份声援布罗茨基的信件。次月，苏共中央主管公检法和克格勃的负责人米罗诺夫致信公检法和克格勃的负责人，要他们“对布罗茨基案件进行审查，并上报中央”。接着，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克格勃总部抽出3人，前往列宁格勒，与当地党、政、公、检、法和克格勃协调处理“布罗茨基案件”。尽管列宁格勒当局认为他们处理“布罗茨基案件”是正确的，但在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可是，列宁格勒法院对来自总检察院的抗诉书却搁置不理，企图拖延下去。
与此同时，苏联知识界特别是作家们加大了营救布罗茨基的力度。他们想到了被苏共中央视为左派和朋友的誉满全球的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请他就营救布罗茨基给苏共高层写信。于是，萨特在1965年8月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米高扬：
主席先生，我是伟大的苏联的朋友。……我要告诉您如下信息：西方一些媒体将利用“布罗茨基案件”挑起一场战争。贵国的这个案件被视为司法制度一个不好的典型，他们甚嚣尘上的宣传已导致西方民众开始起来指责贵国厌恶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反犹倾向。
我知道，你们对“布罗茨基案件”开始关注，但一直没看见案件的新的审理。我在欧洲几次被强烈要求表达对“布罗茨基案件”的看法，鉴于我与贵国的友好关系，我一直以沉默来拒绝。但是总不能一直沉默下去啊。
我知道案件重新审理会有困难，但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您对加强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加强与西方左翼文化的关系，是很感兴趣的。因此，我以贵国忠诚的朋友的名义，向您发来这封私人信件，请您保护你们的一位青年，他已经或正在成长为一位优秀的诗人。
苏共高层对国内的作家、记者，哪怕是对享誉世界的文艺大师，他们都可以傲慢无礼，但对来自西方萨特和萨特们的组织——欧洲作家联合会，他们则不能不有所考虑。特别是当他们获悉欧洲作家联合会10月在巴黎举行会议可能讨论“布罗茨基案件”时，就开始感觉不妙了。苏共中央国际局认为“布罗茨基案件”开始影响苏共与欧美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个看法比起列宁格勒党的负责人的意见来，显然更重要。苏共高层绝不会因为一个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的年轻人而干扰了他们对外政策。因此，在萨特致信米高扬半个月后，就作出了缩短布罗茨基刑期并立即释放的决定。
布罗茨基回到列宁格勒，他一时成为列宁格勒以至苏联的名人，他的名声还远播西方知识界。有人绘声绘色地讲到布罗茨基的名声：
一天晚上，布罗茨基到一位诗人家里参加聚会。当他准备朗诵诗歌时，突然看见诗人的孩子病在床上。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诗人的家。不一会，列宁格勒著名的儿科医生敲门进来，他说是受布罗茨基之请来给孩子看病的。原来，他接到布罗茨基的一个电话，布罗茨基请他来为孩子看病，尽管他不认识布罗茨基，但他是知道他并尊敬他的。
布罗茨基的美名虽然在民间流传，但他重又落入克格勃的监视之中，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当局失了耐烦心，决定把他驱逐出境。1972年6月，他被请进警察局，被要求迅速离开苏联。
布罗茨基飞离了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列宁格勒，来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在维也纳，迎接他的是上一个月到苏联访问并结识的新朋友——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普罗菲尔。两人迅速拜访了经常在维也纳居住的西方诗坛的领军人物奥登。布罗茨基是幸运的：他在艺术道路的起点处得到俄罗斯诗歌大师阿赫玛科娃的提携；他在通往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坛的入口处又得到英美诗歌大师奥登的迎迓。两周后，他们随奥登一道飞往伦敦。数日后，在奥登的带领下，布罗茨基出席了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举办的国际诗歌节。就这样，布罗茨基在西方诗坛上完成了一个闪亮的登场。在普罗菲尔的建议和帮助下，布罗茨基担任了密歇根大学的教职，并成为该校驻校诗人。于是，布罗茨基开始了在美国多所大学的23年多的教学和诗歌创作生涯。
布罗茨基在适合他创作的气候和土壤下，登上了世界诗歌创作的高峰，他获得了一个作家可能获得的所有最高荣誉，而且他更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获此殊荣最年轻的3个作家之一。
但遗憾的是，布罗茨基请他的父母赴美探亲，他的父母也12次申请探望他们的独子，均被毫无人性的苏共当局拒绝。布罗茨基离开苏联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父母。不过，令人还感欣慰的是，布罗茨基1990年9月与一位高贵美丽的具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意大利姑娘玛丽娅结婚，2年多以后，他们的女儿诞生。
1996年1月27日夜至28日凌晨，布罗茨基在写作中突然心脏病发作，这是他1960年发现患有此病以来的10余次发作，他倒在书房的地板上，再也没有起来，享年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