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郭沫若

查《购书日记》：1997年6月13日，于毓龙路风雅颂书店购《郭沫若文集》六卷。

卷一：新诗、旧体诗词、古诗今译。

卷二：戏剧 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卷三：戏剧 孔雀胆、蔡文姬、武则天、历史小品。

卷四：小说、散文、文论、杂文。

卷五：自传 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创造十年。

卷六： 自传 北伐途次、脱离蒋介石以后、我是中国人、洪波曲。(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2月第一版。

郭沫若在新中国的文坛，是个泰斗级的人物，其著述颇丰，有白话新诗，有古体诗词，有小说、散文、话剧，还是史学家、书法家。我喜爱他的文章，读过他的很多文章，尤爱他的几部自传：《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洪波曲》等。

人们赞赏郭沫若的才华，但人们却鄙视他的为人，尤其是后世人，将他视为一个“无行的文人”。在四川乐山郭沫若故居，保存着郭沫若初中时的成绩报告单，其中修身35分，修身就是品德课，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课”。他是诗人，而诗人的感情多丰富、激荡。他在他的散文中说，他7岁时就“喜欢”他的嫂子，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最美丽、最优雅、最贤淑的一个。一个三月的日子，风和日丽，他耐不住在家塾苦读的煎熬，借口小解向先生请假走出来。当他来到花园门口，看见三嫂正背着手站在一丛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着一件葱白竹布衫，两手的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色的顶针。三嫂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显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他的一双眼睛被三嫂那粉红柔嫩的手紧紧的吸引住了，痴痴地望着，竟无暇顾及其它。在日本时，他经常去嫖娼。一日嫖毕，从妓院的窗户望出去，外面是黑漆漆的海面，杂着劣等香粉气味的风从窗户吹进来，他的胸口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于是热泪盈眶，对着窗外的海面大喊：“祖国啊，我爱你！”将妓女吓了一跳。他嫖娼染上了性病，把性病传染给了他的日本妻子安娜。

1939年元月，周恩来在重庆为郭沫若与于立群主持婚礼，当时周恩来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礼。”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作政治笑话流传的关于郭沫若的一件轶事。郭沫若共有过三个妻子。 1912年，20岁的郭沫若与张琼华，由父母包办结婚。婚后5天，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孤独一人，住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同居，佐藤富子为此与家庭断绝了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为“安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回国，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此后安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大连，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4年，80岁的安娜回日本，处理掉了当年在市川市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房子，第二年又回北京，看望了当时已生病住院的郭沫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同居，并于1939年补办了婚礼。于立群被称为郭沫若的“抗战夫人”， 建国后任全国妇联执委，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文革”中受到冲击，两个儿子的惨死，让她精神受到极度刺激，1979年2月25日自缢于北京居所。

才子没有婚外情，那也就不算才子，郭沫若当然还有过许多情人：安琳、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黄定慧等。安琳是郭沫若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安琳在政治部任妇女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郭沫若在南方患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晚上遭到敌人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然后同船到香港，又一起回到上海。这一段经历让郭沫若难以忘怀，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为《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但仅完成了《新的五月歌》，他在文中深情地说：“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的日本老婆安娜对他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也了如指掌，安娜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郭沫若的另一个情人于立忱，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他安娜之后的妻子于立群的姐姐，曾任《大公报》记者，1934年派驻东京，在东京与郭沫若相识。1937年5月回上海不久，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为郭沫若堕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突然改变态度。抗战爆发郭沫若回国，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一句话也说不出。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非常欣赏，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不久，他就和于立群同居。于立忱自杀后10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有人认为他写此文的目的，是暗示郁达夫曾与于立忱同居，于肚中之胎与他无关。

黄定慧被称为“沪上奇女子”，湖南浏阳县人，大学肆业，中共党员，中共早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和关向应，黄定慧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及时报告了周恩来，给革命挽回了损失。郭沫若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提到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段婚外情咸有人知。

郭沫若在他的作品中，也毫不隐讳他少年时期的“同性恋”的经历。他在《我的童年》里说，一个姓章的不良分子和他“渐渐接近起来”，终于有一天表现出了对他的爱慕。“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间房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我床边来，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承认自己在少年时代，对同学吴尚产生过暧昧的情感。他在与一个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我的童年》还描写了他和几个男性同学的交往。已故学者宗白华也回忆过：“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开贞）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吾会中会员，入会时取格极严;况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故吾会友介绍新会员，当慎之又慎，审之又审’。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

年轻时的郭沫若是非常能“闹”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在上海和鲁迅、茅盾打笔战，将上海文坛闹得天翻地覆。 他从日本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惹是生非，在翻译文章上挑别人的毛病，矛头直指当时在上海风头正健的文学研究会，直指在北京的以大学为基地的胡适集团。与茅盾大打笔战的一个月后，郭沫若却又借《女神》出版一周年之机，主动上门邀请文学研究会人员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堂皇的理由是，为了“消除新文学团体间的隔阂，增强彼此间的团结”， 结果茅盾和郑振铎等如约而至，地点是一品香旅社，一团和气，前嫌尽释，摄影留念。同时，郭沫若又在美丽川宴请胡适和徐志摩，气氛更为融洽，“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他这样闹来闹去，为的是什么呢？并非和鲁迅、茅盾等人出于观点之争，而是为了个人成名。越是和有名的人闹，就越能出名。郭沫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但那时的文坛领袖还轮不到他。当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他写文章祝贺，也就是欲借此使自己出名的意思。十多年后，郭沫若和创造社扬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号，而当时的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郭沫若向鲁迅挑战，无论胜负，他也都获得了和领袖相等的地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感到莫名其妙，称郭和创造社人士为“才子加流氓”。当年对鲁迅的“围剿”，可谓声势浩大而且惨烈。然而，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又迅速改变态度，大肆吹捧鲁迅，吹捧不断升级，拔高得离谱、肉麻。他在鲁迅逝世后日本文艺团体在东京举行的追悼会上说：

“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

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又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够恭维得尽致。”

鲁迅死后，获得了“民族魂”的盛誉，郭忽然宣扬鲁迅，也同样是为了自己的名气和地位。

四十年代是郭沫若大放异彩的年代，“流氓加才子”没人提了，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的事也被淡忘，他的五十寿辰成为文坛上的大事，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称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而郭沫若则是主将，鲁是开路先锋，郭是带着大家一起前进的向导。如此高度评价，奠定了郭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郭觉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句话，很适合表达“我和恩来同志的关系”。

郭沫若一生最让人诟病的，还是建国初期写诗歌颂斯大林和文革中写诗歌颂江青。1949年12月18日是斯大林70诞辰，郭沫若于1949年11月写了一首《我向你高呼万岁》诗，为斯大林祝寿，诗云：

斯大林大元帅，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一个人要活到七十岁，甚至一百岁，

本来并不算得是什么稀罕的事。

一个人假使无益于人而且有害，

那就让他活到十七岁也未免太多。

但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你的生命

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命，全人类的生命。

你的七十岁已经救活了不知道好几万万的人民！

…………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

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

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

你和列宁一样永远不朽了！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热将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将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你的智慧将使江河改流，山岳奔走，

你永远年青，人类永远如兄如弟！

斯大林元帅，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专制魔王，读郭沫若的这首诗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然而，在那个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苏联就是世界各被帝国主义奴役、压迫民族的希望，斯大林就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而中国则刚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获得了民族独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就是我们的“老大哥”。郭沫若的这首诗，并不是吹捧和阿谀，而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诗人的真情流露，代表着当时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在新中国建初的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写过很多这样的“歌德”诗，还和周扬一起主编了一本歌颂大跃进的《红旗歌谣》。在那个时代，并不是郭沫若一人在写这样的诗文，热情讴歌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领袖，是那个时代文艺的主调。刚刚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翻身作了主人的中国人民，热情的歌声是真诚的，即使在国家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深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他们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光明灿烂、无比辉煌的。

1966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式上作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致辞后，意犹未尽，又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颂江青：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是郭沫若的人生污点，但经历过“文革”那个时代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身临其境的人，也应该原谅他的这个污点。在“文革”时期的政坛和文艺界，只有两种人：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整人的人也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积极地整人，动机是当官、捞政治资本。另一种是迫不得已，你如果不参加整人，不揭发别人，就是“反革命派”，就成为被整的人。而且整人的人，后来也不断成为被整的人。记得1972年深挖“五.一六”时，我家一个邻居在单位深挖班子中当“动力”，一次吃中午饭，一个“五.一六”分子菜吃不掉，分了一点给他们的组长，我这个邻居就报告上去，结果他立即提升为组长，而那个组长则由革命“动力”变为审查对象。还有一个邻居，被打成“五.一六”，学习班里谁整他整得凶，他就交待谁是同伙，结果许多积极分子都成了“五.一六”。我们现在评价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都说他们是好人，就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被批斗惨死，可是当初他们也都是整人的人，那整人的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后来将他们整死的人。十年中最大的两个整人集团，是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但这两个集团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林彪和叶群，葬身大漠；几员大将被逮捕；陈伯达当到了政治局常委，也身陷囹圄；康生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后见风头不对，赶紧托病身退，不久病故；王力刚被江青召开百万人大会捧为7.20事件的反潮流英雄，随即就遭逮捕，之后关锋、戚本禹也被逮捕。一直到“文革”结束未成为被整对象的，只有“王、张、江、姚”四人。可是，郭沫若在“文革”期间，虽然始终有人欲整垮他，而他却没有主动或者被动整过人、揭发过人。

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郭沫若就不断接到各方责难他的来信，问他：“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的诗中为什么要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用意何在？”还有人翻他的历史老账，质问他：“‘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在抗战期间为什么支持这个口号？”面对“文革”汹汹的疾风暴雨，郭沫若深感恐惧。他已经历过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惨烈，他也知道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当年他敢反对蒋介石，但毛泽东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曾说“蒋介石搞民主没有这个雅量，搞专制又没有这个能力”，而毛泽东搞的这个专政，谁也无力反抗，谁也难以逃脱。于是他使用了“一退二批”的办法来保全自己。“一退”就是隐退。1966年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略云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二批”就是自我批判。 1966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要求林彪配合所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这个“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领导岗位，因此尤为惶恐不安。于是，在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他即席发言，将自己以前的作品作了全部否定。他说：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颗手榴弹，我也愿意……

郭若沫的这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后，于4月28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国内知识界为之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说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许多日本人士甚至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 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郭沫若在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中，对自己的“烧书”言论作了一番解释：“……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然而，郭沫若的“一退二批”策略，并未能保护自己。他的“请辞”未获批准；北京大学开辟了一个批判郭沫若的专栏，“打倒反动文人郭沫若”的大字报，还贴满了郭沫若居住的前海西街，大批情绪激昂的红卫兵聚集门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勒令郭沫若交待“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红卫兵给郭沫若罗织了种种罪名，甚至在郭沫若为66年6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题字中，看出“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个字组成。 5月25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去，这实际是暗示郭沫若“出了问题”。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旨意，于是，他在情急之下，又使出了第三个策略，就是“献媚”。 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大会上，他不但向江青献诗，而且还对政治小爬虫戚本禹鞠躬致敬，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可是，这一招也不顶用，在“文革”中若想平安过关，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得到毛泽东的保护，也正是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向郭沫若伸出了保护之手。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造反已经造红了眼，一大批民主人士受到冲击。章士钊的家被抄后第二天，他上书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叫周恩来“予以保护”，周恩来便拟了一个应予以保护的人员名单，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名单上列出应予重点保护的人员中就有郭沫若。周恩来又亲自将郭沫若和于立群转移到新干六所避祸。但这并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毛泽东天威是难测的，今天说要保，明天说不再保了，是常有的事，那样就会重新堕入灾难的深渊。所以，直至“文革”结束，郭沫若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在此刻他能够做的，也唯有“歌德”和“非已”。他的两个儿子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他在深夜灯下用颤抖的手抄写亡儿日记，老泪纵横，但白天仍然要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他的人间至惨的心情，后人在谴责他的时候，又有几人能体味到呢？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郭沫若的历史观是“反秦尊孔”，却与毛泽东相反，他因此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1974年1月，江青两次在万人大会上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江青宣称此诗是毛泽东所作。8月5日，毛泽东又写下《读封建论――赠郭老》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还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还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学，组织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摘录、印发出来，作为批判的靶子。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在会上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郭沫若惊恐而愤怒，患病进了医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写成于抗战时期，旨在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十批判书》，几十年后却遭到蒋介石的冤家对头毛泽东的批判。他是政界人物，而且在中国那个不可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时代，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的裁决。于是抱病写了两首诗呈毛泽东，以表明要用毛泽东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的改过自新的态度：

（一）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二）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江青积极参予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要整掉周恩来，而郭沫若则是她祭旗的祭品。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搞突然袭击，给批准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纪录片《中国》的周恩来安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并在会上点名批评郭沫若，两次让82岁的郭沫若起身蒙受羞辱。会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忧心地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之后，张春桥跑到郭沫若家里，要郭沫若承认，他在抗战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要郭沫若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知道张春桥的用意，他对张春桥说：“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江青也来到郭沫若家，要郭沫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周恩来也在长江局工作，也有责任。在江青三个小时的纠缠中，郭沫若始终一言不发，关键时刻，他没有出卖周恩来。就在郭沫若身陷大批判烈火的团团包围之时，毛泽东又一次出面保护了他。一次，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冯友兰写了两篇批孔文章，文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要谢静宜将文章送来看看，看后对谢静宜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 结果，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删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书名。随后毛泽东又派人到医院看望了生病住院的郭沫若，并又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是最大的安慰，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就在《读〈随园诗话〉》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既无林彪的“枪杆子”，也无“四人帮”的“笔杆子”，唯有写写“歌德”文章自保，而且他的“歌德”文章也并不完全出于“献媚”，他对毛泽东，更多还是崇敬和友谊。不仅是郭沫若，在那个时代，歌颂毛泽东的人，大多都是发自内心的。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26年3月，当时毛泽东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两人在广州林伯渠家中见面。十年后，郭沫若追忆了他初见毛泽东的印象：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然。” 1944年3月，郭沫若写了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当时，中共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旨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郭沫若此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国民党十分震惊，指责作者“为匪张目”。毛泽东却对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不久，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之后毛泽东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1944年 8月，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他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赞扬，非常感激，以后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1945年春，郭沫若向一个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他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在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块手表，毛泽东欣然接受；毛泽东打天下时有出名的“三不带”――一不带枪，二不带钱，三不戴手表――但郭沫若送的这块手表他一直珍爱着，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块表不能丢，一直戴到临终。1949年1月，在沈阳各界举行的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献锦旗，锦旗上书写：“我们永远跟你走”。

毛泽东历来重视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在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这些书上都有圈有点，留下了认真阅读过的痕迹。《十批判书》毛泽东读过五遍，晚年视力不好，还专门印了大字本来看。他起初对《十批判书》也并不持全盘否定态度，只是说“其中有的是好的，有的有错，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也只是学术观点的不同，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批林批孔时 ，毛泽东一再强调批孔扬秦的观点，他的目的是批林，没有想到“四人帮”却想借此批郭，他于是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毛泽东是诗人，郭沫若也是诗人，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有两人获得了与其诗词唱和的殊荣，一个是柳亚子，另一个是郭沫若。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发表了《沁园春•雪》的词后，蒋介石十分恼火，在国民党纷纷以词“围剿”毛泽东这首词时，郭沫若发表两首和词，盛赞毛泽东咏雪词“气度雍容格调高”，又揭露御用文人“鹦鹉学舌”的丑态。 1955年年底，郭沫若曾率中国科学院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写了《访日杂咏》10首古体诗，郭沫若将《箱根即景》等7首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将郭诗转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在《北京日报》发表。1957年1月，毛泽东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作《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1961年11月1日，郭沫若《人民日报》发表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这首诗发表的政治背景，是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空前激烈地谴责斯大林，并猛烈攻击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号召推翻阿共领袖霍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郭沫若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可恨。而毛泽东则认为，把唐僧看作敌人要“千刀万剐”是不恰当的，他在和诗中告诫人们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郭沫若读了和诗后深受启发，便步其原韵，又和了一首诗表示改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诗云：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观后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到了国内外政治斗争日趋紧张的1964年，郭沫若又旧事重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两年前接受了毛泽东教育以后的认识：“假如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

1962年12月，毛泽东70岁生日时，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光明日报》在1963年元月1日，以《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为题发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1月9日，毛泽东用原韵和词一首：

《满江红•和郭沫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郭词旨在借祝寿表达敬仰之情，毛的和词展现了“反修”、“防修”的政治情怀。，郭沫若还是毛泽东诗词的权威的阐释人。在毛泽东诗词和肯定“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信发表之后，郭沫若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文，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例，称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的绝好典范”。1962年写了《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对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等词作了阐释。郭沫若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达20余篇，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诗歌阅读、欣赏，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将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展现出来。把这种重大政治动向传达出来。

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 1978年五月，郭沫若病重之际，他朦胧中仿佛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他向家人索要毛泽东的诗词，他想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毛主席听，他多想与毛泽东多说几句话啊！ 临终之际，他把于立群和儿女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郭沫若身后，留下了骂名和许多非议，但生在政治清明时代的人，难以想像，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要想保持一个正直、清白之身，要付出多么巨大、多么惨重的代价啊，从那个时代里过来的人，又能有几人是正直、清白的呢？我们为什么偏要苛求郭沫若呢？

2018年4月12日星期四

《春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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