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殊荣伴随梦魇

十八岁的殊荣伴随梦魇

程正渝

1952年5月，我们全家跟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第四期支边团”（1）出发去新疆，当时我并没意识到，从此离开了我家四代人在上海居住了近二十年的故居，而以为是外出旅行似的。

在火车上，我家和金世琦家同在一节车厢。金家5个女孩，金世琦是老大，十三岁，比我大一岁；她大妹世葚比我小一岁。而我家五个男孩（我排行第二），再加大姐和小妹，共有7个孩子。我家弟兄几个在车厢里窜来窜去，一刻不宁；而金家姊妹则总是文文静静的。

金世琦的父亲金毅深，瘦高个儿，戴一副黑框眼镜，嘴上边留有短髭，打一口京腔。他是华东外贸部秘书科科长，而我父元宇是调研科科长。——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处级干部。听大人议论，金家原是满清贵族，金毅深的祖父还是清朝的高官呢。

到了西安，休整之后，“支边团”换乘新疆军区的几十辆吉斯车继续前行，我家又和金家同乘一车。吉斯车加盖了蓬布，车厢下面铺着行李，大家就坐在行李上，两两相对，坐成四行。前面左边是金家，右边是程家。后面才是支边团其他成员。程家这边成天吵吵闹闹；金家那边依然是安安静静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出发前每家都发了装饮用水的长竹筒，以及当作干粮的大锅盔和马香肠，每人还发了风镜、口罩，可见前面旅途的艰难。

汽车在漫无尽头的公路上奔驰着，“华东革大”的学员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引吭高歌，他们最常唱的一首歌是：

年轻的心在跳跃

满腔的热血在燃烧

听祖国呼唤我们向前进

我们要响应她的号召……

“华东革大”第四期这批学员大多是上海各机关单位的旧知识分子（1），他们通过半年多的集中学习，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都积极响应中共华东局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是上海首批去新疆支边的团队，开创了上海支援新疆建设的先河。

“华东革大第四期支边团”的学员大多不年轻了，唱起歌来也不那么铿锵有力了，但是他们齐声唱歌时很认真，很投入！我特别注意到父亲和金毅深也唱得很认真，他们都有一群孩子了，他们还年轻吗？但是，他们是真心实意响应党的号召去支边的。

车队辗转十多天才进新疆。到了迪化市，我们和金家又同住在军区司令部西大楼大厅，一家挨一家在地板上打地铺，每家之间用衣物隔开。大家都在军区司令部大灶食堂吃饭。

华东革大学员们在这里等候分配工作，闲得无聊，无所事事。我父常跟金毅深下象棋，我父爱走头当炮，金则惯走驾马当头，都是轻车熟路，互有胜负。只是金毅深总是叼着烟，牙都熏黑了；我父则爱抠那鹰钩鼻子，很不雅观。

我们一大帮男孩子在军区司令部的大院里荡秋千，爬树、打架，玩捉迷藏，快乐得忘乎所以。到了晚上，大院里放映露天电影，又都是苏联战斗片。——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开心。

可是，有一次在和小朋友们爬树时，我不小心摔了下来，左胳膊脱臼了，在大厅地铺上躺了许多天。近在咫尺的金世琦姊妹轻言细语、身穿清爽的蓝衣裳的身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8月，华东革大学员们开始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军区司令部大院。我的父亲分配到商业厅工作，金世琦的父亲分配到公安厅工作，两家就没来往了。

不久，华东革大的子弟都参加了入学考试，分别被省一中、一女中和省一师等学校录取。

三年后，我从初中毕业，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时新疆唯一的高中学校），开学第一天就见到了同在五八级丁班的金世琦，她大大方方地用悦耳的北京话跟我打招呼，我却有些腼腆，因为三年前我们同车从上海到新疆，几个月朝夕相处都没说过一句话呢！

我那时只有一米六左右，座位在第一排；金世琦个儿高些，座位在第三排。班上有好几个同学是从上海来的，常在一起用上海话交谈。金世琦也常用上海话轻而快地跟我拉家常。

金世琦是走读生，从不见他怎么用功啃书本，可是她的各科成绩都是5分（3），是全年级少有的全科成绩满分的同学。从一女中来的同学大多是团员，而她不是，也没见她申请入团。班级或学校举办文娱活动时，从没见过她参加什么唱歌、跳舞之类的节目。除体育课外，也没见她参加过打球之类的运动。

她总是穿一身清纯的蓝色学生装，露出白衬衫的衣领，有时系一条白绸围巾，显得清逸端庄，超凡脱俗。

她广额丰颐，明眸皓齿，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身材适中，一对麻花辫增添着丽质优雅。她平日总是轻言细语，行止低调，是那种令人仰视的女生。

由于进了高中方才男女同校，那时男女同学成双成对的交往很普遍，但是从未见金世琦和那个男同学走得较近。

高二下学期的一天，在学校颇有名气的团干部王嵘在教室一边跳着他拿手的维族舞，一边嬉皮笑脸地向着金世琦唱道：

我只爱你一个人

骄傲的心被俘去了

我又唱，我又哭

我的心神恍惚……

公然向金世琦示好，使得金世琦当场满脸绯红，十分尴尬。

不过，以后并没有下文。

高三时，金世琦和林立宽同桌。林立宽一表人才，只是兰州口音较重，那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林立宽对金世琦总是尊重有加，甚至有讨好之嫌。但是他们之间没见出现火花。

1958年3月的一个夜晚，晚自习开始了一会儿，教室里的日光灯雪亮，大家都静悄悄地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这时金世琦微笑着从教室门口向我招手，我立刻把书本放到桌子里，走出教室。我坐在靠窗的最前排座位，教室门开了半扇，她向我招手，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

我走出教室，金世琦悄悄对我说：“请你送我回家。”

我很高兴地说：“行啊。”于是，我们走下楼梯，走出教学楼，校园一片漆黑；走出校门，团结路昏暗空寂，反右以来，红火的友协电影院也冷落了。

我俩一路上说起六年前从上海到新疆旅途上的琐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到了二道桥路口，经过我家门口朝西走，已没有路灯；西行约百米，到了河滩砂石路（后来是新华南路），更是一片漆黑，空旷无人。金世琦说：“我父亲过去叫我写日记、背唐诗，我以后不写了，也不背了。”我以为是因为要高考了，她才这样说的，并没有在意，只是随意回应了几句。我俩走在黑暗笼罩着的荒凉河滩上，只听见脚步声沙沙的响。过去常听说夜间醉汉伤人的事，可是这时我没有一点畏怯的感觉。因为受到聪慧过人、端庄文静的女同学的信赖，在这黑沉沉的荒郊野地，我心里非但没有丝毫恐惧之感，反而有些自我膨胀。

黑夜中乌鲁木齐河水哗哗流淌，昏暗的点点灯光在远处闪灼。快要到三桥了。她突然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请你送我回家吗？”我答：“你家远，路又不好走。”她停了一下，说：“我家出事了，我父亲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妹妹们都小，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愣住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我的父亲也被定为‘右派’了。”

我默默地陪着她走过三桥，来到河田街去她家的巷口，一盏昏黄的路灯惨谈地照着路口，四处魆黑无人，显得格外凄清。

我什么主意也说不出来。

我俩默默相对了片刻，她才说：“那你就回去吧，路上要当心呀。”

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独自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走过冷清的河田街，走过下面哗哗流淌着河水的三桥，走过空寂的河滩，走过没有人踪的河滩沙石路——心里想，金世琦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全班这么多同学，我何德何能，她为什么单单选中我，在这样一个黑夜里送她回家，将她父亲被捕的事郑重相告？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帮她什么呢？

翌日，金世琦仍像往常一样来上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像过去一样，用上海话又轻又快地向我倾诉。

那时候课程很紧，再加之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总认为她父亲虽然被捕了，但他们家那么多小孩，政府总会管的，总会有办法的。何况她照常天天来上学，谁也看不出她家出了什么事。

不久，我的父亲也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了（2）。王嵘代表团支部对我谈话：“你的入团申请虽然还没有得到批准，但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要继续跟家庭划清界线……”

当时一般舆论认为，像金世琦这样不向团组织靠拢，是自鸣清高的表现。

我对自己的家庭问题的认识尚且不能得到团组织的认可，——倘若我跟金世琦交往，岂不是黑上加黑？

“家庭出身不好”，是那个时代“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的恐怖的魔咒，不醒的梦魇。——这是后人难以体会和理解的。

于是，那时我有意疏远金世琦，有意回避她。

一天早晨上历史课，讲课时总是眯缝着眼睛朝天花板看的梁老师，按常规进行课前提问，照着花名册叫到金世琦的时候，金世琦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一声不响！身体稍胖的梁老师睁大了眼睛，一付大惑不解的神态，因为所有的老师都知道，金世琦是各门功课全5分的学生。梁老师一再提示，金世琦还是站在那里一声不响，梁老师只得勉为其难地在本子上记了“1”分。

我侧过脸来，看到金世琦脸色煞白，一腔悲愤的神色。

金世琦是赌气故意不回答老师的问题。

此后，金世琦就不到学校来上课了。

作为同窗三载的同学，当时我不但没有去看望她，心里也没有丝毫愧疚和自责。

后来，全班同学拍毕业照她也没来参加。

那一年，我十八岁。

注：

（1） 后来得知，“华东革大第四期”1200多名学员大多是“在旧政府供职时间较长”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指“历史上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后来在历次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等。

（2） 1970年代末，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右派”等普遍得到平反改正。

（3） 那时采用苏联的“5分制“，5分是最高分，3分及格。

2021年11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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