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忆童年（下）
10、复兴中路496号（2）
1948年5月，郭春涛、秦德君夫妇搬到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二楼东面两大间居住。
我们常见到郭春涛、秦德君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小贝贝进进出出的，我们称郭春涛叫“郭爷爷”，称秦德君为“郭嬢嬢”。
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这跟当时上海中年职员、商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成为民革领导人，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秦德君女士面容清秀，衣着华贵，雍容尔雅，——谁能想得到，她是一位出身在四川山区的彝族女子，经历过曲折的革命斗争考验和个人生活坎坷的“火凤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秦德君女士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作“火凤凰”。早在大革命前，她就追随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五四”运动和从事工运工作，是有名的“女红小鬼”，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又几经周折，于1938年与郭春涛结为伉俪。
秦德君女士和郭春涛先生的女儿小贝贝，六岁左右，白皙漂亮，总是笑嘻嘻的。
郭先生一家搬来之后，早出晚归，白天很少在家，也难得有客来访。
1948年夏的一天，嬢嬢带我乘车到闸北区公兴路，这里街道冷清，行人稀少。在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的门口挂着“方震小学”的牌子。奶奶带我走进去，一楼是几间教室，可能是放假了，没有一个人；上了二楼，是办公室和宿舍，在一间屋里，一位妇女正在用大木盆和搓衣板洗衣服，——这立刻使我想起了《三毛流浪记》中的“私立营业小学”那幅画，这所“方震小学”和画中的小学多么相似！
“方震小学”在闸北区公兴路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挂牌成立，对闸北地区一百多名贫苦孩子实行免费教育，教师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使“方震小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
在一间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杨老师，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天塘小学给我们上过算术课的杨老师，她还是像过去那样身材瘦小，头有些歪。她很热情地接待奶奶，并交谈起来。原来是担任校长的姑姑和姑父春天去湖南后，杨老师现在是代理校长。
这次嬢嬢带我到方震小学，本想让我在那里就读，由于种种原因只得作罢。
1948年9月，我插班进了隔壁弄堂（松筠别墅）里的群贤小学读三年级。我本该读四年级，因为在湖南老家没有学过英语只得留一级。那时上海较差的学校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英语课，而较好的圣约翰小学等从一年级就学英语了。
群贤小学是私立的，规模较小，从松筠别墅弄堂的入口通道进去后，在一片开阔地的一栋楼房里。第一层是一个小礼堂，每星期一早晨全体师生在操场上举行升国旗仪式后，就挤在礼堂里唱国歌：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
接着背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最后齐呼：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层是教室，采取复式教学，往往两个班共一个教室，一个班上课，一个班作作业，那时大姐正江也在这里读六年级，正海兄读四年级，我们姐弟三人再一次同在一所学校读书。
因为子女多，父母只安排孩子到那所学校学习，基本上不过问每个人的学习情况。诚如父亲常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过我们弟兄们学习都还比较自觉。
我每天起得很早，先到马当路菜市场捡些小白菜叶子回来，喂在前院枇杷树下的那只白鹅，然后才洗脸吃饭，饭是开水泡剩米饭，就“雪里红”咸菜。吃完饭在院子里背熟了英语再去学校。天天如此。结果是我的英语成绩在全班最突出，总是第一，全是100分。英语老师是校长的女儿，烫发头，穿旗袍，脸色红扑扑的，年龄只有20岁左右。我成了她的得意门生，经常受到她的表扬。从此开始的十多年学校生活，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新疆，无论学英语，还是学俄语，我都在班上名列前茅！
下课了，放学了，我们小朋友们就在弄堂里踢小橡皮球，不小心就会踢破附近房屋的玻璃，或将球踢过墙头。在踢皮球时，小朋友们都习以为常地用洋泾浜英语，就是玩官兵捉贼，“叮铃铃，stop！”也是用的洋泾浜英语。
一天，我正在弄堂里跟小朋友们踢皮球，只见表舅的那辆咖啡色的小汽车开进了弄堂，一直到弄堂里我家原来的汽车房前停下来，高大魁梧的表舅杨沧活身着神气十足的海军军官制服走了过来，跟我们打过招呼后，从我家的后门直接上楼，跟我的父母会面。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表舅杨沧活跟我的父母在商量争取吴松炮艇官兵起义的事。
秦德君女士跟我母国华相识后，得知是四川同乡，又很谈得来，不久就成相知了。 1948年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介绍我的父母加入了民革。接着，策动了当时担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的表舅杨沧活起义。
在本文中，我一再借用父亲写的回忆录，既是为了追溯历史，也是对前辈们的记念。
我在群贤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到盘石小学去了。
为了方便做地下工作，郭春涛先生和祖父一中商议，决定请他们原实业部同事、现任青年军202师政治部主任温广彝（1），给我父元宇一个“青年军中校教官”的衔头，——并以此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我父在青年军202师上班后常把印制精良的《青年军画报》拿回家来。从画报、报纸和大人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内战激烈地进行着，形势越来越紧张。
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就听到“飞行堡垒”（警车）呼啸着驰过街道抓人，我同曾祖母住在三楼的小间里，如同小时候在乡下，半夜里听见背岗山的柏树林被风刮得“呼 ——啦”“呼 ——啦”地响 ，令人惊恐不安！
但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照旧进行着。这个阶段我们还看了许多电影呢！《看东北》是打日本的，飞机和摩托车追来逐去煞是扣人心弦！《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部美国西部电影，白人的骑兵同埋伏在山上的印第安人打得死去活来。还有《希望在人间》、《万家灯火》、《母亲》等也很感动人。。
有一回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到“大光明”电影院去看电影。快到的时候，爸爸指着不远处的霓虹灯说，那就是“大光明”电影院。我在三轮车上看到“大光明”三个大字的霓虹灯在黑夜里的许多灯光中闪烁，并不显得“大光明”电影院有多么高大，有多么气派。便问父母，不是说“大光明”电影院是上海最大的电影院吗，怎么那么低矮？父亲告诉我，“大光明”电影院的后面是“国际大饭店”——上海当时最高的24层大楼，所以把它衬托得低矮了。等到了“大光明”电影院，我们步入高大宽敞、华丽明亮的前厅，这才感到这座电影院的气势非凡！我们看的电影是苏联记录片《红场大检阅》。——可见那时的文化事业还是相当自由的。
尤其是《清宫秘史》和《国魂》在各影院的上映，当时在上海引起轰动！《清宫秘史》是讲述清朝末年慈禧、光绪和珍妃的故事；《国魂》则是讲述文天祥抗击元军后来壮烈殉国的故事。——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国民党独裁政权风雨飘摇，穷途末路了。
这个时期的上海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一天涨价好几次，纸币票面数值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被市民称作“解手纸”！黑市交易盛行，个个人心惶惶。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宣传却深入人心。我们那时候就听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父母那时就在看《新华日报》，以及《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领导人简介》等这些书了。这些书是陈伟斯（2）叔叔拿到我们住的亭子间来的。陈叔叔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留西式分头，着咖啡色西装，穿着打扮像个小开（3）。却同妻子住在弄堂里我家原来的汽车房。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
这个时期在上海马路上，国民党特务的“飞行堡垒”日夜呼啸着到处抓人，军警常常半夜突击检查户口，街头路口筑起了工事，垒起了沙包……一派兵慌马乱的恐怖气氛！就在我们住所门口，法国梧桐树下的人行道上，也常常出现戴着墨镜四处窥视的行迹可疑的人……
1949年2月，我祖父受组织委派回湖南长沙，参与和平起义，做老朋友程潜、唐生智的思想工作去了。
1949年3月，我父到设在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上班。海关大楼巍然屹立在浦江之滨，以它高耸的钟楼和大钟闻名。“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就是祖父的友人刘维炽（4）。到了傍晚我们弟兄常在车水马龙的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等候搭乘有轨电车下班回来的父亲。
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一家也搬走了。他们住的两间屋立刻搬来了新住户。户主是一位商人，也像郭春涛先生那样高大魁梧，也着一袭深色中式长袍，也是国字脸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载着一顶礼帽，进进出出不苟言笑。女主人年轻漂亮，皮肤雪白，讲呢喃的苏州话。他们家还有一位中年女佣，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那商人不常在这里住，女主人据说是他的三姨太。
我那时虽然也常挨母亲的打骂，但不知为何仍特别调皮淘气：
有一回我们在院门外打闹，我踢了新来的男孩一脚，可能踢得重了，他母亲从楼上下来，哭喊道：“我就这一个独苗儿子呀！”我吓了一跳！那三姨太也跟着出来轻言细语地把女佣劝走了。……
有一回我故意用水喷邻居女孩陈泰儿，把她喷哭了，她的圆脸祖母出来朝我狠狠瞪了一眼，然后把陈泰儿拉走了。……
许松圃和唐诗薇一家也回湖南了。他们住的一楼西边又搬来一家人，也有几个孩子。
1950年初，姑父来接曾祖母和嬢嬢去长沙和祖父团聚。她俩这一去，再也没有回上海了！——不知为何，我竟不在离别现场。
在我遭到母亲虐待的童年，曾祖母和嬢嬢抚养我、照顾我，给了我慈爱，给了我温暖，我没齿难忘。只是在她们的有生之年，我竟没有孝敬过她们，——直到2010年，在祖父去世50周年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天塘为祖父一中立了一块纪念碑，郑重地将曾祖母和嬢嬢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也镌刻在纪念碑上，以示我对她们永志不忘的孝敬之心！
这样一来，父母带着弟妹们就搬到一楼正房去住了。大姐一人住窗口向北那间亭子间，我和大哥、三弟住窗口向西那间亭子间。
小妹出生后，我家也雇了一个女佣赵妈，五十岁左右，说江北话，家在浦东。她帮着做饭，早上用小磨磨豆浆。
从1948年春天到1952年5月，我虽然在上海只生活了四年时间，可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海情结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才有幸读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书中的人物和场景，大有似曾相识之意，这或许跟我解放前后在上海生活过有关。
注：
（1）温广彝（1909—1987）,1930年代曾与祖父一中在实业部、中宣部共事。1949年5月去台湾曾任蒋经国秘书、《中国时报》社长等。
（2）陈伟斯，中共地下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
（3）上海话指富家子弟。
（4）刘维炽（1992—1955），广东台山人。曾任实业部常务副部长、输出入管委会主任，是祖父一中的好友，曾力劝祖父也去香港。1949年刘到台湾后，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1 、盘石小学
1949年3月，我从群贤小学转到盘石小学读三年级下期。盘石小学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在重庆南路西边，北距复兴公园后门约五百米处。走进校门，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朝北走过操场就是白色的四层教学楼。操场西边隔着竹篱笆是梅兰芳先生的住所，梅先生常带着子女在草坪上练功、舞剑。教学楼东侧是一个雨操场，有四个乒乓球台，教学楼北边有一排平房是教师的办公室。
隆重的开学典礼在一楼北边的礼堂举行。学校的创办人、名誉校长跟师生们见了面，他是一位金发碧眼、蓄着一部金色大胡须、身着黑色神甫长袍的法国人。校长是一位瘦小的中国人，名叫张维屏，也是一位天主教徒，50多岁左右，总是面带微笑，很受师生们的尊敬。法国校长平日不在学校，以后也再没到学校来，张校长也很少在学校。
平日管理学生的是教导处副主任俞老师，他中等个儿，身着黑呢中山服，肤黑，眼小，满脸严肃。在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后，他照例要对同学们讲话。他的讲话简短有力，他要求同学们在集合时做到“静、齐、快”。几百多名同学果然能够按照要求，每班站成两行，面向教学楼，西边从一年级起到东边六年级止，排得整整齐齐的。着实做到了“静、齐、快”。学校里总是秩序井然。
下午放学整队时，值班老师在队列前用上海话说：“信教格站出来。”我听作“新同学站出来”了，于是我背着书包站了出来，跟着一列队伍走出操场，队伍不朝校门走，却朝教堂走去，我忙问身边的同学，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信教的，是到教堂去的。我于是离开队伍，走出校门回家。此后，我也进教堂作过观察：教堂里高大宽敞，庄严肃穆，作祷告的信徒也虔诚专注。墙角有一盆“圣水”，我偷偷伸手进去摸了一把，原来跟一般的水没有什么区别。信教完全是志愿的，信教的同学并不多。
开学没多久，全校分年级进行作文比赛，每个年级只取一人获奖。发奖那天，全校照例按每班两行列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教学大楼前，由相貌很像茅盾先生的教导处主任吴介繁老师宣布获奖学生的名单：“……三年级程正渝，四年级程正海……”我和大哥分别走出队列到台前，从吴老师手中各领到当作奖品的一本普通的“作文簿”！
——我们弟兄从湖南乡下到上海的时间并不长，能在作文比赛中脱颖而出，说明我们弟兄从小喜欢读以范泉先生改写的十二本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为主的书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此也增强了我们的学习自信心。尤其是语文课，我从此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直到1958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时新疆唯一的高中学校）毕业前夕，语文课全年级统考，只有二人得满分（100分），我是其中之一 ；同时，爱好阅读文学作品也成了我一生的爱好。
这普通的一本“作文薄”的奖品，作用真是不小呵！
学校也按年级进行过速算比赛。主持发奖的是教数学的宋老师，他已五十来岁，身穿灰色棉布中装，像个帐房先生。他在发奖时用上海话很自豪地说：中国的珠算在一次国际比赛中，赢了西方的计算机。
我虽然很努力，却没在速算中得奖。
自然课老师姓李，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曾对全校同学演讲。
体育课老师姓关，身高体胖，皮肤黧黑，总是笑眯眯的。每逢下雨，他有时带同学们在雨操场打乒乓球；或有声有色地给大家讲故事，讲《水浒传》、讲《黄英与别克》（1）。
劳作课老师的姓名忘记了，他是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总是很认真地教我们做手工。
学校在“4.4儿童节举行了文艺演出，就在一楼礼堂举行。紫红色丝绒幕布上是四个金色的大字：饮水思源。文艺节目是由各班同学自己排练的，却能吸引同学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低年级同学表演的“拔萝卜”，我们班表演的“龟兔赛跑”，高年级一位男同学演唱的岳飞作词的《满江红》等都表演得很好。
我们班演出的“龟兔赛跑”，由张润卿和殷英俊两位同学分别扮演龟和兔，张润卿个头矮、皮肤黑，殷英俊则稍高、肤白，经过化妆，真有些像龟和兔呢！
我们的班主任叫庄云龙，是位约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灰色呢子的中山装，颇瘦，脸多皱纹却相当生动。他在讲语文课时，往往非常投入。当讲到“腾云驾雾”这个成语时，他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地说：“我庄云龙就腾云驾雾地飞了起来——”。而在讲解“戈壁”这个词汇时，他又如亲临其境似地描述道：“在一望无际的荒漠的‘戈壁’上，一长队骆驼在行进，一只跟着一只，最后那只骆驼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叮当’地有节奏地响个不停，骑在第一只骆蛇上的驼队的主人，凭借驼铃声就能知道驼队的情况：是否有掉队的，是否遭到狼的袭击……”。
几年以后，我到了新疆，在广漠的戈壁滩上，我凝望着行进的骆驼队，聆听驼铃“叮当叮当”的响声，回忆起庄老师在课堂上的描述，想必庄老师是到过北国的，否则，他怎么能讲得如此真实生动？
庄老师除了教语文课外，还给我们上音乐课，教我们识谱，或踏风琴，或打拍子领我们唱：
当个好学生呀
人人都尊敬
当个好学生呀
父母多高兴
好学生要用功
读书为了学本领
好学生爱劳动
不做懒汉寄生虫
在盘石小学同学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很快学会了讲上海话。同学们常常互相串门，互相打电话，互赠照片，关系很热恪。
我的同桌叫张兆松，瘦得像猴，皮肤有病，经常脱皮。他跑起来却很快，经常代表班级跑接力赛的头一棒。他学习很努力。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受到老师的批评，他流着泪对我说，我妈妈受那么多的苦，可是我却没考好……。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去玩，他们家住在小小的角楼亭子间里，院里院外到处晾晒着他妈妈刚给别人洗完的被褥。
而后座的席臻贯跟他恰恰相反：长得白白胖胖，学习却不怎么用功。我们到席家去玩，他们家住的是花园洋房，豪华气派。席臻贯为人忠厚，寡言少语。有一次他上课来迟到了，原来在街上被人“剥猪喽”了！事情的经过是，他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拦住他，说，他的同学XXX买了几枝毛笔，要用他的绒线衣包着带去，席臻贯二话没说，马上脱下绒线衣交给陌生人，只穿了件衬衣来上学，冻得瑟瑟发抖！——当时这被称作“剥猪喽”！是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从报刊上得知，席臻贯成了破译敦煌古乐的著名学者，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报刊上我看到了席臻贯的照片，竟然跟小时候没有多少变化。
其他几个来往比较密切的同学，像张润卿、吴立人和袁亮杰等，家庭都是一般市民。同学们来来往往，没有因家庭条件不同而分彼此，关系十分融洽。
这个时期的上海，真正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我父在输管会每周要发两、三次工资和生活费，父亲领到钱立刻交给母亲，母亲马上上街到八仙桥找银行贩子换成银元，急如星火，一个钟头前后的比价都不相同。父亲后来说，王朝末日的滋味，那时在街头换银元美钞是最有体会的了。
从1949年4月下旬起，上海城里就可以听到遥远的“轰隆、轰隆”的炮声，有节奏地昼夜不停！“飞行堡垒”依然呼啸着抓人，街头巷尾到处是头戴钢盔，身穿短裤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沙包、工事……到了五月初，复兴公园里逐渐躺满了从前线撤下来的国民党的伤兵。
同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也更加深入人心。我就在这期间看到过一些共产党发行的书。其中一本是介绍中共领袖人物的：第一页是介绍毛泽东的，右上角是毛泽东梳着中分发型的头像；后面是“饮马长江的陈毅”；“毛泽东的第三继承人刘少奇”等。我们还听到了《你是灯塔》等解放区的歌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大姐那时在“上海民立女中”（2）上学，她常常绘形绘声地给我们讲一些新闻：在宋公园里晚上经常秘密枪毙人。上海有个“搏刀党”，专门趁火打劫。申新棉纺厂有工人纠察队护厂。上海市长吴国桢被请愿的学生把眼镜都打得掉在地上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临刑前视死如归……
1949年5月初，郭春涛先生指示我父元宇动员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军202师政治部主任温广彝留在上海。温广彝听后说：“你老太爷（程一中）要是在上海，我可以不走，郭先生和我没有深交，我不敢留在上海。”上海临近解放，他黯然去了台湾。
1949年5月中旬，杨沧活舅舅因机密泄露遭到通缉，我母给他化了妆由陈伟斯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安全转移到无锡解放区，受到张爱萍将军的接待。
秦德君女士也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直到解放才被救出。
1949年5月18日下午，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到国富门路（3）刘宅去，沿途十字路口都有沙包工事和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副临战状态。那时学校也已停课，但是平民百姓并不惊惶失措。
我们下了三轮车，来到一个大院门，门边和邻近相似的院门边一样，都各挂着一块长形竖写的“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职员住宅”（4），进了大院门，是一座清静优美的花园洋房！花园很大，还有树林，草坪、水池、凉亭呢！此外，还有汽车间、锅炉间等附属设施。
一位个头不高，约五十岁左右，穿戴打扮讲究的女士热情的接待我们，她就是房主留在上海看守房产的大姨姐。
这位女士在院里烧书本纸张等，还有成打的铅笔，我真想从火堆里捡出来。——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烧这些东西。
楼房装修摆设富丽堂皇。卫生设备、暖气、煤气一应齐全。楼下有大小两间会客室和一间很大的饭厅。楼上有三间卧室和一间书房。
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就住在这座干净舒适的豪宅里了。站在阳台上，还可以欣赏万家灯火的上海夜景呢！
——这豪宅的宅主正是前面讲的祖父的好友、输出入管委会主任刘维炽，他已带家人去香港，托我父代为照看他的房产。
不久，刘家大姨姐也离开上海去香港了。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站在国富门路豪宅的阳台上，看到外白渡桥那个方向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不时有流弹“咝咝”地从半空中飞过，表明战斗正在上海城郊激烈进行……
1949年5月25日早晨，听大人们说，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一直站在街头守候，我先看到一名穿着绿色警服的国民党警察推着自行车同一个人有说有笑从从容容地过去了。沉寂了好一会儿，解放军终于出现了：大队解放军大步向前行进！每个解放军都头戴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扛着步枪，背着背包和一把军用铁铣，满身尘土，迈着大步向前，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上海解放了！
解放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进民房，休息时，大队人马就在人行道上躺下，有的还躺在那里打电话呢！
老百姓都自发地走出家门观看解放军进城，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
注：
（1）一本抗日牒战小说。
（2）著名女教育家吴若英办的。
（3）解放后叫安亭路。
（4）掩护户主身份的招牌。
12 、沧桑之变
刚解放的上海，街道上的高音喇叭总是不停地唱着：
太阳一出呵满天红
东方出了一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奋斗了几十年
如今要把反动派完全来消灭
让咱们人民翻了身……
或者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或者唱——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光明
向着新中国发出了万丈光芒
这些歌的歌词通俗易懂，连孩子们也在不断重复的歌声中明白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就是法西斯，必然被消灭；不民主的制度灭亡了，民主政府建立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解放初期的上海，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是习以为常的。经常满街满巷都是打腰鼓、扭秧歌的群众队列，一天到晚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挤得街头水泄不通——人民群众沉浸在改朝换代的欢乐气氛中！
上海解放后没有多少天，我们住的刘维炽的花园洋房也进驻了解放军。解放军对我们一家很好。
进驻的解放军是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著名的“新安旅行团”，男男女女有几十个人，多是年轻人，穿着同街上的解放军是一样的：土黄色的军装，头戴解放帽上缀着“八一”红五星金属帽徽，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白底黑字红边的布胸章。
他们男男女女几十个人在这栋豪宅饮食起居、学习、开会、排练节目，活动空间竟绰绰有余。
他们每天都在后面的花园里排练节目，排练秧歌剧《兄妹开荒》和一些自编的秧歌舞、打腰鼓等。
秧歌剧《兄妹开荒》是每天都要排练的：
男：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女：太阳太阳当呀么当头照， 送饭送饭走呀走一遭……
他们有一个很像样的乐队。有锣鼓、腰鼓、二胡、板胡、笛子、小提琴、手风琴等各种乐器。由一位辫子盘在头上，总是卷着袖子的漂亮女兵担任指挥。他们在一楼大厅里练习演奏。
他们还在大厅的墙上办了一个“壁报”，分“批评”“表扬”等栏目，张贴着一些由解放军战士自己写的短文。我们弟兄们感到新奇，阅读之后，大哥回到楼上自己也办起壁报来。解放军看到，还夸奖他呢！
有一次，大哥在抽屉里翻出几本刘家的集邮册，非常精致，里面大多是外国邮票。爸爸看到了，吓了一跳，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急忙将邮票抽出来，塞到马桶里，用自来水冲走了！
在一个晚上，我们弟兄参加解放军在花园里的“黑夜侦察”活动，我爬到一棵树上，踩断了树枝摔了下来，左胳膊脱臼了，解放军把我搀到大厅里，由一个年纪大些的四川兵给我推拿接好了……
在我们就要离开那座花园洋房的晚上，“新安旅行团”的一位手风琴手在花园里反复拉着一首悱恻缠绵的乐曲，平添了几分离情别绪，长久萦绕在我的心头！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首乐曲就是王洛宾先生的《青春舞曲》：
太阳下山明朝还会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得拉哟哟
别得拉哟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不久，父亲把这座花园洋房交给了人民政府。后来据说新任上海市副市长辜悫搬进了这座豪宅；“新安旅行团”则并入华东人民艺术剧院了。
1949年6月，舅舅杨沧活随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将军返回上海。杨沧活协助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海军在上海的机关、舰艇、码头、仓库和官兵。在1950年杨沧活还奉派到香港工作了半年。
在镇反运动中，杨沧活的父亲是中学教员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在四川秀山老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被枪毙了！——这对于在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海军起义的杨沧活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1949年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奉命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接着，秦德君女士遭诬陷受到审查；郭春涛先生去世。——我的父母和他们失去联系。
1949年9月，学校复课了，我读小学四年级了。班主任的名字叫庞维扑，四十岁左右，方脸上架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黑呢中山服。庞老师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对人和蔼可亲。
那时候经常举行游行、集会，学校也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笛子队和莲湘队等。我们班分笛子队和莲湘队。席臻贯、吴立人等参加了笛子队，我和张兆松等就分在莲湘队了。当然都是在课外活动时学的。
这莲湘是由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竹竿，两头钻有孔，各用铁丝串着几个铜钱制成。表演的时候，右手捏在竹竿中间，手腕翻转将竹竿打在左胳膊上，再翻转又打在右臂上；或用脚踢竹竿两端，使铜钱发出“沙沙沙”的撞击声，按照合唱或伴唱的歌曲的节拍，做统一的动作。伴唱的歌曲常常是：
春季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点呀点红灯
…………
赶上了猪羊出呀出了门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慰劳人民解放军……
我们都认认真真地学会了一些基本打法。许多年后我才听说，旧社会北方的穷人乞讨时常打莲湘。这说明它跟扭秧歌、打腰鼓、二人转等一样，是来自民间底层的艺术形式，在解放初期都特别受到青睐。
笛子队的教练就是庄云龙老师，席臻贯那时就吹得有板有眼的，怪不得他在破译敦煌古乐之前在兰州某文工团担任笛子演奏员呢！
1950新年到
家家户户齐呀欢笑
…………
嗨格隆咚锵
一定要解放台湾岛”
我们唱着这首用上海话唱的歌进入了1950年！而那时盘踞在台湾和沿海一些岛屿上的蒋军还经常搔扰上海：侦察机经常出现在高空，不时还撒下许多传单来，轰炸机也常来轰炸闹市区……
有一次拉过警报以后，听说来的是国民党的侦察机，我们都跑到院子里朝天上看，只见高空里有一架小小的飞机飞过，同时撒下传单来，传单在天空飘飘扬扬看来很多，但慢慢洒落下来到街上，却很难捡到。余慧清的丈夫李永年个头高，伸手捡了一张，拿在手里，慢慢念着。我们也凑上去看，只见传单上印着蒋介石身着军装对着麦克风讲话的照片，还印着“朱毛不死，大乱不止”以及“反攻大陆”之类的文字。
1950年2月6日中午时分，国民党的轰炸机群又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警报解除以后，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学校附近的被炸的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现场，只见硝烟弥漫，房倒屋塌，人们惊魂甫定，救护车在接送伤员，消防队员拉着长长的水管正在灭火！——这就是著名的“2.6轰炸”！
当时国民党空军出动了美制B-24、B-25等14架轰炸机分4批对上海的水、电设施和居民区进行了轰炸，炸死540人，伤836人，1000间民房被毁，对上海的水、电设施造成了严重的损坏。陈毅市长也亲临现场视察。
此后，我们住所附近的复兴公园和震旦大学的操场上都架设了高射炮。
当警报拉响，我们在家照例都躲在屋角。寂静了一会儿，忽听得接二连三的“轰隆隆”的巨响，这才真叫震耳欲聋、地动山摇呐！窗户的玻璃都用纸条贴了“米”字，仍被震得“哗啦啦”像要抖落下来似的！——我没有想到高射炮发射的响声竟然如此巨大！完全不同于电影里的炮声，或是解放前夕听到的遥远的炮声！
1950年3月1日学校开学。俞老师照例在升旗仪式后讲话。他说，学校规定，当拉警报时，停止上课，大家按班级排好队，有次序地到一楼礼堂躲避轰炸。又说，我们的教学楼有4层高，可以承受住小型炸弹的轰炸。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师生们按这个规定，躲警报许多回，始终秩序井然，也幸亏炸弹没有落到附近，学校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教学工作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开学不久的一天，放学后，俞老师在礼堂召集各班报名参加少儿队的同学开会，总共只有十来个同学，我和大哥正海不约而同都参加了。这说明我们弟兄积极追求进步是深受家庭影响的。
我们的父母解放前就加入民革并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
大姐早在1949年10月就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支书。
父亲1949年12月当选华东贸易部工会委员。
祖父一中解放后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常委。
母亲解放后也积极参加居委会的里弄工作。
俞老师在会上说，全校就你们十多个人积极要求参加少儿队，说明你们追求进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非常可贵！你们要以身作则，带动其它同学共同进步……
我的心里当时非常激动：不久我就可以系上鲜艳的红领巾了，那是多少光荣呵！
我们也学会了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那时候还要求少儿队员们做到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可是我们学校的少儿队迟迟没有成立，而邻近学校的少儿队却纷纷成立了，那些戴上了红领巾的少儿队队员们是多么令人羡慕呵！更不用说那些左臂上戴着红杠标志的少儿队队长们了！我还偷偷地练习系红领巾，焦急地盼望学校早日成立少儿队。
1950年5月11日，入夜不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接着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全部熄灭了电灯；只听得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轰隆隆”“哒哒哒哒”响得非常热闹，像过节燃放鞭炮似的！我们都跑到院子里观看，只见许多探照灯的圆柱形灯光从不同的方向射向天空，连珠炮般闪亮的高射机枪枪弹和高射炮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向天空飞去，映照得夜空异常壮观！大家都像过节看焰火似的兴奋不己，竟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
翌日，报纸上报道说，5月11日晚，在上海上空击落美制蒋机一架，据说那架B-24轰炸机是被12架探照灯盯住脱不了身而被击落的，飞行员跳伞被俘。
不久，在复兴公园举办的“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大型展览会上，那架B-24飞机的残骸，还被置于搭建在喷水池的平台上展出，还是“5个头”的呢！在这次展览会上，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枪炮和战车，真是目不暇接，大开眼界。我们还参观了“松沪战役经过要图”、“台湾岛主体模型”等，展览会规模宏大，占据了整个复兴公园，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
自从1950年5月11日晚那架美制蒋机B-24轰炸机被击落后，蒋军对上海的空袭明显减少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上天了，是喷气式的，三架一组排成人字形，蒋军的空袭更少了；直到舟山群岛解放，上海再没受到蒋军的空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三弟所在的二年级的班主任姜老师，一位略显瘦高的年轻人，每天早晨都在雨操场的进口，以激动的神情，奋笔书写黑板报，报道朝鲜战争的进展情况：
1950年6月25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给美国傀儡李承晚以沉重打击！……
1950年6月28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
1950年7月20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解放大田……
姜老师还在黑板报上画了漫画：
在朝鲜半岛的地图上，小小的李承晚退到了海边的釜山，高大的朝鲜人民军战士端着带刺刀的步枪，直指李承晚！……
1950年6月，父亲元宇被提拔为华东外贸部调研科科长，属处级干部，工资提高为176.8上海折实单位。父亲因为被提拔而喜形于色，带着我们弟兄到福州路书店买书……
13、革命的洗礼
1950年9月，我读五年级了。学校开学，我们班增加了十几个女同学，集中坐在第一排。她们中间有好几位少儿队队员，都是在外校入队的，其中杨墨秋左臂还戴着一根红杠的小队长标识呢！真让人羡慕。
班主任由吴介繁主任兼。他宣布了新的班干部名单，班长就是新来的女生杨墨秋，我是副班长。
杨墨秋的座位隔着走道跟我相邻，她跟一般女少儿队员一样，穿着白衬衫、兰裙子。杨墨秋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梳着两根过肩的粗辫子，眉毛细长，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嘴唇总是抿着，说起话来轻而快。她的头总是略略低垂，举止做派并不张扬，但是她一点也不扭捏，是个天生当头头的料！她当上了班长，毫不含糊，该主持会议就主持会议，该发号施令就发号施令，从不怯场。她也不把我这个副手放在眼里，很少跟我商量，也不跟我多说话，说起话来也只是轻而快的几句。
当周一轮到我们班升国旗的时候，按规定由杨墨秋拉绳，我护绳。由于是第一回，我心里还有些怯生生的，带着红领巾的杨墨秋却毫不含糊，大大方方地走到队列前，在国歌声中庄重地拉绳升旗；受她感染，我也很快地进入了角色。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的飘飘然的感觉！我站得笔直，屏声敛气，灵魂却像脱离了躯壳，激动而高傲地在空中飘荡，注视着一个男孩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在队列前庄严地升起五星红旗……
——这是我儿童时代的光荣，这是我纯真的儿童时代的纪念照！
升完国旗，按照学校的规定，杨墨秋和我要戴着值班的袖标，分别站在二楼和三楼的楼梯中间，同学们分别从两边的楼梯排队上楼进教室，当同学们排着队静悄悄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站得笔直，心中依然是一种庄严而飘飘然的感觉！
杨墨秋的学习成绩很好，只是在班上作文受到老师表扬或当做范文朗读的，还是非我莫属。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偶然在《文汇报》上看到，杨墨秋早已是上海市的特级教师了！并且，她是60年代初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
美国侵略者就要打到我国东北来了！姜老师依然以激动的神情，每天奋笔书写黑板报（1）：，
1950年5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
1950年10月7日，美国侵略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1950年10月11日，美国侵略军占领元山……
英勇的志愿军打胜仗了！姜老师以更加激动的神情奋笔书写黑板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1950年12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平壤……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
父亲一直订着《解放日报》，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关心时事新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
大姐放学回来，常常重重地踏着楼梯打着拍子，唱着歌上楼，一直唱到亭子间，这时唱的是《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我们马上拿起枪
冲过鸭绿江
卫国保家乡……
我们经常参加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的游行示威。同学们排着队，一人挥着一面写有口号的长三角形的小纸旗，一面高呼口号：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打败美国野心狼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
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参加了抗美援朝的集会。同学们都穿着白衬衫、兰裤子，排着队，认认真真地做团体操表演：在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伴奏下，组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我蓦的朝台上一看，体育馆又高又大，阶梯式的观众席上座无虚席！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仿佛正在做一件极为神圣的、直接关系到“抗美援朝”的工作！
当全国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艺人常香玉还捐献了一架飞机）的时候，上海的儿童们也参加了“捐献一把米”运动，这其实就是号召孩子们捐献零用钱。那时候我家弟兄姊妹多，就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还是挺紧张的，我平时是没有零用钱的。有一次班级组织捐献零用钱的时候，我身上没有钱，杨墨秋轻声对我说，她替我交了50元。我中午回家时对母亲说，学校“捐献一把米”，我借了同学50元钱。母亲马上拿出50元钱给我，叫我下午一到学校就把钱还给同学，不准欠别人的帐！我下午一到学校就把钱还给杨墨秋了。——母亲的这个教导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一生中基本上做到了不欠别人的帐。
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抗美援朝的记录片。我们看到在冰天雪地里，在战火纷飞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跟侵略者作殊死搏斗……记录片的主题歌伴随着战火纷飞的画面低沉地唱起来，格外悲壮凝重，感人肺腑：
炮火震动我们的心
胜利鼓舞着我们
中朝人民亲如兄弟
并肩作战打击敌人
我们亲爱的的祖国，亲爱的人民
嘱咐我们坚决斗争……
报刊上登载的、广播里播送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邱少云、杨根思、黄继光等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儿童的心里！
1951年新年，学校组织同学们慰问军属、烈属。杨墨秋给各小组组长分配任务后，自己带领一个小组串街走巷，到军、烈属家里进行慰问。在会上她从没征求过我的意见，把我编在她管辖的小组，也没对我多说话，根本就不把我这个副班长放在眼里！我只得憋着气，跟着她跑东走西，心里想，她太骄傲了，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1951年2月，镇反运动在上海激烈展开。每天凌晨警车都会呼啸着从街上驰过，那气氛，真有些像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飞行堡垒”从街上驰过似的！
1951年3月，开学的时候，同学们得知，教导处副主任、学校负责筹组少儿队的俞老师已经被逮捕了！还有那位曾在全校大会上演讲：“种籽最有力量，就是坚硬的头盖骨，它也可以顶裂”的自然课李老师也被逮捕了！据说，他们是在凌晨，在各自的家里，被戴上手铐，带到警车上抓走的。据说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
同学们议论纷纷。
我的心里震动很大：俞老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服，总是一副庄重严肃的模样。在他的管理下，学校秩序井然。在筹组少儿队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追求进步……
以后直到我离开学校，再也没有人过问筹组少儿队的事。
1951年4月的一天，全校师生在雨操场集合，收听上海市各界人民扩大会议公审几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实况广播。
其中为首的叫陈小毛（2），是罪大恶极的流氓，强奸犯。扩音器里传来愤怒群众高呼“开脱伊！”“开脱伊！”意思是枪毙他！枪毙他！……真是群情激愤达到了顶点！
1951年5月的一天，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正全神贯注地上着课。顺便说一下，我们这所在解放前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学校，教学设施挺不错的。忽然教室门被撞开了，一群大学生涌进教室，打着“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横幅，敲着锣打着鼓震耳欲聋，接着他们振臂高呼口号：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然后他们又到别的教室去了。接下来自然是乱哄哄的，上不成课了，大家准备上街参加游行。
解放初期在上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每次游行不但规模很大，游行线路也很长，往往要持续一整天！那些高高地站（或坐）在汽车上搭的台子上面，拖着长裙，戴着金冠，扮作和平女神的女同志只得早起吃几个煮鸡蛋坚持一整天！
解放军的游行队伍也常常是全副武装，甚至坦克、大炮、骑兵一齐出动，从早一直游行到天黑！
群众队伍往往以门旗和锣鼓队为各单位的先导，仪仗队、红旗队、秧歌队、腰鼓队也比较普遍；高举领袖画像的队伍也不少，除了毛泽东、斯大林以外，还有胡志明、金日成、乔巴山、皮克、贝鲁特、哥德瓦尔特、拉科西、乔治乌—德治、契尔文科夫、霍查，以及福斯特、德田球一和伊巴露丽等的画像。
顺便说一句，我当时就知道，他们各是哪一国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我从小就关注国际局势，但直到苏东巨变后才有所顿悟。
此外，每人都手持一面写有标语口号的三角彩色纸旗，还时时挥臂高呼口号，或齐声高唱革命歌曲：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
毛泽东——斯大林
斯大林——毛泽东
像太阳在天空照
…………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广泛流传着一段西方记者跟一名中国学生的对话，大意是：西方记者问中国学生，你们这样频繁地举行游行示威是否太浪费人力物力了？中国学生答，游行示威是我们中国人民表达心愿，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可惜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连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没有！西方记者又问，如果苏联与你们为敌，你们会怎么办呢？该学生答曰，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也用不着考虑。
1951年9月，开学我就读六年级了。三弟读四年级，大哥则考上了比乐中学，这是一所由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办的学校。
大姐读初三已是“民立女中”团总支的宣传委员。她回家重重地踏着步子上楼时，唱的是新上映的苏联电影《幸福生活》的插曲：
古班河上风光好，
清清河水起浪潮……
她住的亭子间里的桌子上有许多书，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和马克▪吐温的《傻子旅行记》，也有朱自清、陶行知、丰子恺的书，李季的诗、裴多菲的诗，还有《新儿女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李有才板话》等。——我们弟兄也囫囵吞枣地把这些书看了个遍。
书籍总是那样吸引人，甚至连书的封面都显得那样神秘！
也就在这时，父亲被派到设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3）第4期去学习了。华东革大是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鉴于新中国成立必须要有自已的干部队伍并接收旧政府人员而设立的。校长是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
六年级第一学期开学那天，我们盘石小学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上课。老师们都在一楼大办公室开会。我们从窗子朝里看到，身躯瘦小的校长张维屏站在办公室中间低着头，原先庄重冷静，总是面带微笑的脸上，现在是一副尴尬的神色！一些老师指指戳戳地在说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本体面的人被揪斗的模样！顿时一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袭上心头……
后来我们被告知，张维屏是反动教会组织“圣母军”的成员。“圣母军”被取缔了，张维屏校长被揪出来批斗了。
接着学校召开大会，大会由教导主任吴介繁老师主持。由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宣布“盘石小学”改名为“向群小学”，表示学校从此得到新生，跟过去决裂！同时宣布任命新校长，是新调来的，名叫汤履道，也是天主教徒。
我们班主任由一位年轻女老师担任，她叫于玉莉，是青年团员，白净清秀，身穿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衫，淡青色的紧身裤，露出一截小腿，显得朝气蓬勃。
我也不再当“副班长”了。不过，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那个“副班长”其实只是挂了个名，没有干什么实际工作。
学校还是没有成立少儿队的组织，外校来的少儿队队员则集合在一起，照常活动。现在明白了，过去盘石小学没能建立少儿队的组织，那是因为是教会学校，是俞老师有历史问题；那么，现在呢？……
我们班的语文课仍由吴介繁主任兼任。他本讲道地的上海话，但是在上语文课时，却尽量用才学的普通话讲；他的粉笔字写得工整有力，非常漂亮！一次上课，我的作文也受到他的表扬，并当作范文朗读。我心里喜滋滋的，斜着眼睛朝杨墨秋瞥去，只见她头埋得很低……
解放初期的上海，不但游行集会多，大型展览会也举办得多。前面讲了，在复兴公园举办了“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展览会，公园里摆满了坦克车、装甲车、水陆两栖坦克、多种大炮、枪枝……真是琳琅满目！之后又举办了“反特展览会”，里面介绍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在解放前夕逃离上海时，亲自开枪打死了贴身警卫和司机，而他们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展厅里还陈列了许多种无声手枪，像钢笔手枪、拐杖手枪等……在人民广场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展览，展厅里挂满了太平天国时代的各种旗帜，李秀成打败洋枪队击毙华尔的腊像模型非常逼真……后来在人民广场还举办了“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如同迷宫一样……“从猿到人”展览会里有远古山洞里猿人生活情景的造型……
我们同学们排着队参观了这些展览会。这些展览会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增加了许多知识。
解放初期的上海，街头张贴的宣传画中最常见的是：兰天上翱翔着银灰色的喷气式战斗机机组。金色的大地上拖拉机康拜因在收割庄稼。宏伟的拦河大坝。林立的工厂烟囱。高压线伸向远方。——祖国大地是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光辉灿烂的图景！
这就是我童年心目中的祖国！
国庆节到了，我们穿着白衬衫，兰裤子列队参加游行，齐声高唱：
礼炮响 国旗升
少年儿童真精神
白衬衫 红领巾
活泼勇敢向前进
我们是春天的鲜花
我们的心中多么高兴
抬头望 天安门
毛主席微笑着检阅我们
时时刻刻准备着
建设祖国，保卫和平
我们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这首歌表达了我们少年儿童纯真的心声，尽管我因没有戴上红领巾感到淡淡的伤感。
1968年，我遭到武斗暴徒的追杀，历尽千难万险，代表群众组织来到北京向中央文革上访告状，突然见到天安门时，这首儿时的歌蓦地在耳边回响，我不禁泫然泪下。
1952年伊始，“三反”“五反”运动就在全国激烈地展开了。
那时候流行一首儿歌：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饭
专吃大坏蛋
大坏蛋 贪污犯……
老师还教我们唱一首后来流传很广的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选
一条活路 一条死路
一条光明 一条黑暗
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
彻底坦白，从宽处理
拒绝坦白要严办
一定要严办
1952年2月28日，在上海枪毙了奸商王康年。王康年丧心病狂，用烂棉花制作医药“急救包”，用自来水和颜料制造消毒水，直接伤害了在朝鲜前线负伤的志愿军将士，引起极大的民愤！学校还组织我们同学们到“大康药房”现场参观，进行政治教育（4）。
一天傍晚了，大哥说，听说弄堂里在“打老虎”，我们去看看。于是我们三兄弟下楼到弄堂里去观看。到了群贤小学，朝一楼礼堂里看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的男子低着头站在台前，显然这位就是被“打”的“老虎”；几十个人情绪激动，挥拳喊着口号，喊着喊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把“老虎”打倒在地上！——我顿时吓了一大跳，不敢再看下去，拉着三弟走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还心跳得“咚咚”的——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呵，原来“打老虎”就是这样打的。
接着大哥也低垂着头，悻悻地回来了。
注：
（1）1990年代我在报刊上看到苏联解密材料说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先动手的。
（2）后来我看到学者国良村写的文章，称，解放初镇反时，淮剧界的名伶陈小毛、沪剧界的名伶夏连良、杨剧界的名伶柏文龙都被枪毙了！不知这个名伶陈小毛，是不是就是那个被公判枪毙的流氓陈小毛？
（3）简称“华东革大”。
（4）直到21世纪，我才从一些资料中得知，王康年案是一起冤案，因为王康年经营的仅仅是一家普通的药房，只做零售，自身并不具备“制假”能力。
14、离别上海
在欢快的维吾尔乐曲声中，一群梳着许多根长辫子、头戴小花帽，身着花衣裙的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在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采摘葡萄……
几位头戴小花帽蓄着大胡须的维吾尔族老大爷在堆积如山的哈密瓜堆旁传递着椭园形的哈密瓜……
一群维吾尔小伙子和姑娘兴高采烈地在地头载歌载舞……
太阳照耀在昆仑山
伊犁河水弯又弯
…………
野花遍地黄
百灵鸟在歌唱
葡萄挂满架
哈密瓜甜又香
…………
多么迷人的西域风情！
看哪！天山脚下的草原多么平坦，多么宽阔！在那里踢皮球，肯定不会像在弄堂里，老担心踢破人家的窗玻璃了！
——我在看记录片《欢乐的新疆》的时候，忽发奇想。
那时候我的右膝盖的皮经常是破的，血肉模糊地刚结好痂，踢皮球时不小心跌倒就又破了，——可见那时候我是多么喜欢踢球，多么地调皮，以后许多年我的右膝盖都有留有一块疤痕。
《欢乐的新疆》这部电影是“华东外贸部”专为招待准备支边赴疆的干部家属放映的。我们全家都去观看了。
1952年5月，父亲元宇从“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结业。就在他们学习期间，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向中共华东局要干部 ，华东局就号召革大这一期学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一期学员结业时共1269人，他们大多是“在旧政府供职时间较长”的人员，实际上就是指“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员，当然他们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上级让他们支边新疆，就是对他们的信任，就是让他们甩掉包袱，轻装前进。于是竟有1253人争相报名，除少数年老体弱者外都被批准。
——他们是上海首批去新疆支边的人员，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我母亲当时也赞成全家到新疆来，现在想来这颇不寻常。因为那时并没有强迫家属都去新疆，有许多人并没有带家属到新疆来。
我母那时一面积极参加街道居委会的工作，并受到过表扬；一面努力求职。我记得她曾报考打字员的工作，每分钟能打三十多个字了，还是未被录用！
我家弟兄姊妹七人，仅靠父亲一人的薪水维持生活，很是拮据。所以我母指望到新疆来能得到一份正式工作。也或许当局在动员大家去新疆时有过许诺，因为到新疆后，我母就分配了正式工作。
我们弟兄们则以为去新疆是要出远门旅游似的，个个兴奋不己。
就要出远门了！我准备了一个50开的小日记本，在第一页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标上了从上海到迪化（1）的路线；并请一些平常交往较多的同学，像张兆松、席臻贯、袁良杰、张润卿、吴立人、周关云等，在小日记本前面写离别留言和通讯地址。
就坐在我右边，隔走道相邻的杨墨秋，看我拿着日记本请人留言，抿着嘴唇，微蹙眉尖，忽闪着大眼睛，朝我定定地看了一眼，我装作没看见，故意到她后面，请高个儿周碧茹留言，周碧茹很高兴地给我写了几行字；我又请周碧茹的同桌，平时很少交往的胖胖的鲍帼英留言，她笑嘻嘻地也给我写了留言，我是故意气杨墨秋的——我就是不请她写留言。
我和交往较多的同学提前作了告别。张兆松一再叮咛我：“到了新疆要写信来呵！”席臻贯慢腾腾地说：“到了新疆给我带一匹小马回来！”性格开朗的袁良杰则说：“我们什么时候还再见面呵！”……
小日记本的后面，我在旅途中用作写日记和见闻，很可惜，到了新疆迪化以后，这个小日记本丢失了，于是我失去了同学们的通讯地址，因为他们都从盘石（向群）小学毕业了！跟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真糊涂呵，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给老师们写信呢？可以给吴介繁老师、给庞维扑老师、给庄云龙老师写信呀！他们表扬过我作文写的好呀，他们知道同学们的去向呀！他们这些老师当年真是白白表扬了我这个作文写得好的学生了啊！
就要离开上海了！我到一楼教导处开转学证明，吴介繁主任有些惊讶地问：“到新疆去？”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说，是的。这时我心里想到的是天山脚下广阔的牧场；想到的是“葡萄结满架，哈密瓜甜又香”的维吾尔族欢快的歌舞……吴介繁主任用很漂亮的中楷毛笔字写了《转学证明》，态度和蔼地跟我道别。这时同学们还在上课。我心情轻松地走出了灿烂阳光照耀下的静谧的母校：我竟没有留恋那整洁明亮的课堂！我竟没有留恋教学楼前全校列队升国旗、发奖品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竟没有留恋挂着牵动人心的黑板报，和曾踢皮球、跳沙坑和爬竹杆的操场！——我步履轻松、腾云驾雾般地离开了这所培育了我三年的亲爱的母校，离开了敬爱的老师们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
我当时异常兴奋，独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盘石（向群）小学，以为不久又会回来似的，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已随父母走上了一条永远离开上海的不归路！
2010年8月，我在对本章节修改定稿时，决定上网查一查，看能不能查到原来盘石小学的同学和老师的有关介绍，结果是只查到了席臻贯和杨墨秋的有关资料！其他同学如张兆松、张润卿、袁良杰等都没查到。吴介繁老师还是在杨墨秋的回忆录《病中忆恩师》里有些记述。遗憾的是，破译敦煌古乐的席臻贯已于1994年就得癌症去世了。曾任上海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校长的杨墨秋在2004年也因癌症去世！
然而，盘石小学的三年学习生活仍依稀浮现在眼前：
张兆松流着泪说，我妈受那么多的苦，可是我没能考好……分别时又叮嘱我，到了新疆要写信来呵……
席臻贯被剥猪喽后依然一副憨态……分别时慢腾腾地说，到了新疆给我带一匹小马回来呵……
杨墨秋和我在全校师生的队伍前面，在国歌声中庄严地升国旗……
网上有杨墨秋1961年在华东师大的照片，跟她当年在盘石小学时的模样很相近：身着花布罩衫，浓密的黑发梳成两根粗辫子，紧抿着嘴唇，微蹙着眉尖，忽闪着大眼睛……
——呵，童年，难以忘怀的童年，每个人都有过的纯朴天真、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一去不复返的美妙的童年呵！
就要到新疆去了！大哥带我和三弟步行经淮海中路（2）到人民广场（3），又到外滩游览了一番。
繁华的淮海中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里，都有断臂的维纳斯石膏像。装在精致的盆子里的一对派克金笔标价高达几万元！在人民广场还是有人在骑马兜风，——尽管解放以来，无情的“革命洗礼”一个接着一个，西方对上海的深刻影响还是随处可见！
“大世界”怪诞的哈哈镜，使人联想起解放前关于流氓大享黄金荣和杜月笙等的种种传闻。豪华气派的“大光明”电影院果然被“国际饭店”衬托得矮小了！“国际饭店”是解放前由外国人设计建造的，我国当时最高的楼房，我们仰着头一层一层地数，也没数出24层，大哥说，可能地下还有几层……
我们沿着外滩码头漫步，解放前黄浦江上数不清的船舰和花花绿绿的外国旗帜不见了，码头上的人声鼎沸、繁忙嘈杂没有了，整个外滩码头是那么冷寂肖杀，空空荡荡！一只小船随波荡漾着。一艘解放军的炮舰上还扯着绳子晾着衣裳呢！——这大概是当时“一边倒”的政策造成的！也就是当时报上说的，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所造成的吧。
就要离开上海了！父母带我们弟兄姊妹到外滩公园游玩。父亲的一位朋友带了照相机给我们照了几张照片：大姐穿着当时流行的“列宁装”；我们五弟兄都穿着时髦的白衬衫和工装裤；小妹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父母都流露出欣喜的笑容；背景是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楼。我们弟兄姊妹还按大小排列照了合影。
——这些照片成了我们全家解放前后曾在大上海经历沧桑巨变的见证。
注：
（1）、1954年2月改名为乌鲁木齐。
（2）、解放前称霞飞路。
（3）、解放前称跑马厅。
15 、穿越中国
1952年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路过苏州时已是傍晚了，大人们兴奋地议论着他们才从那里学习结业的“华东革大”。
到了南京天已经完全黑了。大人们说，火车正在由轮船摆渡过长江泥！我竭力朝车窗外看，究竟是怎么个摆渡法，但只看到一些灯光，什么也没有看清……累了一天，我挤在座椅上睡着了。
忽听得有人轻声喊：“黄河！黄河！”我突然惊醒，睡眼惺松地朝车窗外观看，只见在朦胧的晨曦中，远处的弯弯的黄河雪白如练……
我睁大眼睛贪婪地朝车窗外观望风景，同时搜索枯肠竭力将看到的景色准备变作文字记录在小日记本上……车窗外电线杆、农舍、树木、田野都快速地伴随着“哐啷—哐啷”有节奏的火车奔驰声朝后退去，大地仿佛缓缓地在旋转……我渐渐昏昏入睡……
有时候 我和三弟挤在两节车厢之间过道里，过道里也堆放着行李。我们一同朝车窗外观看，或趴在行李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日记……我们这些在上海弄堂里踢皮球总怕踢破窗玻璃的孩子，突然乘火车奔驰在祖国辽阔的原野上，那欢悦的心情或许同从笼中放飞的小鸟相似吧。儿时课本里的场景出现在眼前了：
呜呜呜
尖锐的声音
冲破了旷野的寂寞
铁马一边奔着一边吼着
火车经过河南省，每到一站，叫卖烧鸡的特别多，大家都争着买，父亲也买了几只，母亲分给大家吃，味道挺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1961年暑假，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路过郑州去长沙，过去火车站周边买卖烧鸡的繁荣景象不见了，到处是乞讨的人，我用四角钱买了一碗水煮茄子就很不错了。
跟我们邻座的有一位单身汉，名叫刘斯文，也就三十岁左右，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皮肤白皙，五官端正、身材壮硕，分头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常穿白衬衫和笔挺的浅灰色西装裤。他的谈吐非同凡俗，举止温文尔雅。他对沿途地理知识风土民情也颇知晓。他如此年轻，不知为何也跟我父亲之辈同伍？
跟刘斯文同座的是一位中年人，叫李寅生，约四十岁，中等个儿，面色青黄，像有心事似的。显然他把妻儿留在上海了。
我们座位的附近还有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叫何进先，年龄不小了，大脑门，皮肤黝黑。女的长得小巧玲珑。
跟我们同在一个车厢的还有金家五姊妹。她们的父亲叫金毅深，瘦高个儿，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嘴上面留着胡髭，讲一口北京话。她们的母亲总是低眉信首的，从没见她高声说话。金世琦是老大，比我大一岁；金世葚是老二，比我小一岁。下面三个小的各间隔两岁。她们都穿着兰色制服和白衬衣，都梳着两根辫子。她们总是轻言细语，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像我们几弟兄满车厢乱窜。
金毅深是原华东外贸部的秘书科科长，我父是调研科科长。听刘斯文他们议论，金毅深的祖父是清朝山西的高官，到他父亲就家道中落了，金家还是满清贵族呢。……
大人们常常高谈阔论，说着说着，就指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说，以后他们的孩子就只能说原籍是内地汉族人了……我眼睛朝窗外的远方望着，耳朵却听清了大人们说的话，似懂非懂的，心里油然产生对未来的向往和莫名的自豪！我侧眼看看金世琦、金世葚她们，心里想，不知她们听了大人们的这些议论，会是怎样的想法？
到了西安，我们都下了火车。因为再往西走就得坐汽车了。
在西安，我们许多人家几十口子同住在一处像库房的大屋子里，大屋里用木板架着长长的通铺，每家人家之间只用一些衣物挡隔一下。厕所也不再是上海的抽水马桶了，而是蹲式茅厕，开始还很不习惯呢！
我们同金家又是挨着的。我躺在大床上，眯着眼睛，注意着金世葚和金世琦两姊妹一边梳着辫子一边轻声地说着话，——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女孩子！注意到女孩子特有的梳辫子的婀娜模样，注意到女孩子轻柔温软的说话声音。
在西安我们滞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随大人们上城墙，看碑林，观光了不少名胜古迹，大开了眼界！
从西安开始，我们乘汽车继续西行。出发前每家都发了装饮用水的长长的竹筒，以及当作干粮的大锅盔和马香肠。每人还发了风镜、口罩，可见前面旅途的艰难。
我们乘坐的是新疆军区的军车，都是苏制吉斯车，驾驶员和助手都是军人。驾驶室仪表盘下面还横架着一支步枪。华东革大赴疆大队，这一批连家属共一千多人分乘几十辆军车一路上浩浩荡荡，蔚为大观！
每辆汽车上约坐三十来人，车厢板上先放行李；然后在行李上面分成四行坐人，车箱上面拉着蓬布遮挡风雨。我家九口人坐在前面右边两行，金家七口人坐在前面左边两行，其余人挨着朝后坐。小队长李寅生和中队长洪山雨（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坐在车尾。
出了西安不久，车队盘旋爬上了一座山青树绿的大山，这边落雨那边睛，跟火车上看到的风景又大不一样！到了六盘山，山势陡峭，盘山路更加弯弯曲曲，汽车一辆跟着一辆慢慢地爬行，另是一番壮观的景色！每到一个地方，刘斯文总能先说出地名，我心中暗暗称奇。
到了兰州，在汹涌湍急的黄河里，有人驾着皮伐子在激流中穿行！黄河边矗立着许多轮高大的水车，雄浑粗矿，悠然旋转。——给古老的黄河增添了不少风采！这些景观在以后读到的中学地理课本上都有插图，跟我亲眼见到的一模一样。
途径河西走廊，我们在永登，武威、张掖、酒泉各重镇都停歇住了几天。沿路的参天大树，刘世文说是左宗唐的士兵进新疆时栽的。各镇都绿树掩映，鸡鸣狗吠，并无荒凉之感。沿途许多饭馆是回民开的，设备简陋，但清洁幽静，保留着久远的淳厚朴实的风味。
在歇息时，我们到河滩游玩，只见河对岸光秃秃的石山高高耸立，河滩空旷荒凉，尘世的喧嚣在这里突然都消失了，恍如隔世一般！——我猛地意识到，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沿着断断续续的长城走了许多天。在广漠的大地上，长城像龙的脊椎蜿蜒不断，虽经千百年风吹雨打，大多已倒塌在大地的怀抱里，但他那昂然不屈的雄姿依然向世人昭示着一种永恒的风范。到了嘉峪关，车队停了下来，人们纷纷朝长城跑去，跑到长城脚下，撮起一抔抔古老的浸满祖先血汗的的黄土……
“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大人们议论纷纷。
过了嘉峪关，果然十分荒凉了。到了安西，旅店都没几家。天色渐渐黑下来，大家挤在一家饭馆等着吃饭，看着厨师擀面条，只见他先揉着一大堆面团，边揉边甩，面团甩成了面条，越甩越高，竟甩得跟房顶差不多高！面条也越甩越细……不多一会儿，大伙儿都吃上了有独特风味的面条！这厨师真是有一手绝技——天涯何处无高人！
车队在广漠浩瀚的中国大西北跋涉，地势越来越高，风沙越来越大，景色也越来越单调，汽车沉闷地呜呜轰鸣，令人昏昏欲睡……
在西安发的装水的竹筒和风镜都派上了用处：有一段路上竹筒灌的都是苦水，可是也得喝！硬而厚的锅盔、粗糙的马肠在旅途中也变得美味可口了！
在漫长的旅途中，华东革大的学员们也常互相开玩笑，说俏皮话。新婚的何进先夫妇是四川人，新娘长得漂亮，有人就用怪腔怪调的四川话说：“何进先脑门长得大，好逗人爱哟！”何当场用四川话回敬：“我不爱咋个办！”于是众人齐声道：“那就对脑壳喽！”
何进先用浓重的四川话说，你们爱说怪话大话的可要小心喽，新疆的风大得很，小心闪了舌头。新疆还特别冷，不小心出门会冻掉鼻子和耳朵的。没有耳朵还好说；没有鼻子，新疆人可就说你“不要鼻子”喽，也就是不要脸喽。何进先还说，在新疆出门解小便，尿会冻成冰棍，还得提根棍子敲断呢！我们当时都信以为真。
金家人都讲一口略带卷舌的北京话，都是轻言细语的。不像我们一家五弟兄咋咋唬唬的，招来我们母亲的大声训斥。
到了星星峡已是傍晚了，只见四周陡山环绕，地势十分险要，——我们从此进入新疆了！据说，新疆还有土匪，经常沿着公路杀人放火，人人心情都紧张起来。
进了新疆，我们一直在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行驶，荒漠的戈壁滩上唯有一蓬一蓬的骆驼刺顽强地生长着。我们有时也遇到骆驼队：在浩瀚的戈壁上，一长队骆驼由远而近，主人总是骑在最前面的那只骆驼上，最后面的一只骆驼的脖子上挂着驼铃，那驼铃声“叮当——叮当”有节奏地响个不停。——这跟上海盘石小学庄云龙老师讲的情景真是一模一样，庄老师想必是到过北方的呵！
沿途我们也常看到路边倒塌的房屋和废弃的村庄，据说是遭到土匪的洗劫造成的，大家立刻用目光搜寻，看是否有土匪出现。驾驶汽车的解放军战士也提高了警惕，车与车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整个车队前后呼应保持着队形，行到可疑处，司机助手把步枪都提在手里了！然而终归还算太平，我们没有遇到土匪。
刘斯文说，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匪帮曾在哈密一带疯狂烧杀抢掠。
到了七角井，停车休息时，我们跟着大家在荒野里挖到了甘草。到了吐鲁蕃，我们看到了叫卖瓜果的维族老头和扎着许多辫子的维族小姑娘！
汽车在漫无尽头的公路上奔驰着，华东革大学员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引吭高歌，他们最常唱的一首歌是：
年轻的心在跳跃
满腔的热血在燃烧
听祖国呼唤我们向前进
我们要响应她的号召
让我们走 走向最前哨
让我们走 走向最前哨……
另一首歌的前两句是：
年轻人
火热的心
跟着毛泽东前进……
华东革大的这批学员大多不年轻了，他们唱起歌来也不那么铿锵有力了，但是他们齐声唱这道歌时很认真，很投入！
父亲紧挨着驾驶室的右后边，脸朝后坐着，满脸胡子拉楂，吃了锅盔后嘴角还有面粒，露着大黄牙，也跟着大家唱着，我朝他看了一眼，心想：他还算年轻吗？他快四十岁了，还有这么一群孩子！但是后来我懂了，这首歌正好表达了他们这批华东革大学员们的心声，他们是满腔热血响应祖国的号召支边来新疆的。他们的高昂情绪甚也感染了我们这些孩子们。
16 、军区司令部大院
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新疆省的省会迪化市。
华东革大赴疆团的部分成员就住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里（1）的西大楼第一层，这是一个很高大的房间，像个大会议厅，地上铺着地板，南面是一排窗子，都是双层玻璃的！华东革大学员们各家用行李中带的被褥铺在地板上，一家挨着一家，中间稍微隔一下，挤满了整个大房间！
到了开饭的时候，通通到军区司令部大灶食堂就餐。
华东革大学员们在这里等候分配工作，闲得无聊，无所事事。我父常跟金毅深下象棋，我父爱走头当炮，金则惯走驾马当头，都是轻车熟路，互有胜负。只是金毅深总是叼着烟，牙都熏黑了；我父则爱抠那鹰钩鼻子，很不雅观。我父也常跟张勉之闲谈。他是福建人，中等身材，稍胖。他有时谈论过去上中央大学的美好时光，偶尔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叹，但也听命随遇而安。王家的父亲叫王成诚，个子高大，仪表堂堂，也是大学生，还当过接收大员呢！刘家的父母都是四川人。……
在这个大房间里，除了我们程家外，还有金家、张家、王家、和刘家等都是多子女家庭。张家两个大些的女儿留在上海了，只带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儿来新疆。王家的老大和老小也是姊妹，中间是三个男孩。刘家也是三个男孩，一个小女孩。很巧，张家、王家和刘家的大男孩都跟我同岁！以下弟兄基本上是两岁相隔。
我们一大帮男孩子在军区司令部的大院里荡秋千，爬树、打架，玩捉迷藏，快乐得忘乎所以。只有王家长兄王钟炎（器宇轩昂，略显瘦高）、刘家长兄刘元昭（显得少年老成，略胖）和大哥不跟我们一起玩；他们常跟军区司令部家属院里的大孩子们进进出出，有时也跟大人在一起下象棋。
军区司令部家属院里的一个叫阿金的高鼻子、大眼睛的维族小男孩也来跟我们一起玩，据说他是军区副参谋长的儿子，他领着我们到保密的东大楼地下室，地下室的各间屋子都锁着门，我们只在走道里转了一圈。东大楼是办公的地方。
军区司令部大院门口自然是有警卫持枪站岗的；在大院里另有一个小院，也有警卫持枪站岗，——那是新疆当时的头号人物王震司令员办公的地方。王震司令员乘坐的小车车号是“0001”。听刘斯文他们议论：华东革大第4期这批进疆的学员就是王震将军向华东局要来的；王震将军率领驻疆部队屯垦戍边，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王震将军创建了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最近还创建了八一农学院；王震将军采用铁腕政策肃清了新疆双泛（泛突厥泛伊斯兰）分子的武装叛乱，威名远扬！但是，听说他可能要调离新疆了……
十年后，在八一农学院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德高望重的凃治院长主持庆祝大会，我作为农机系大五的学生，有幸在现场目睹了学院创建人、传奇将军王震的风采，聆听了他语重心长的教诲。……
到了1980年代初，八一农学院的院长张学祖教授就是当年华东革大的学员。八一农学院农机系的元老和骨干汪荫德教授也是华东革大的学员。……
到了傍晚，在西大楼南面的空地上，有人会把宽大的银幕拉起来，同时高音喇叭里会播出广东音乐的乐曲，身着军便服的放映员会忙着安装电影放映机。一群孩子就会在院子里你追我逐，窜来窜去，特别活跃，特别兴奋，——因为马上就要放映电影了！
我们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里居住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院里每周都要放映好几次电影，放映的大多是苏联电影：《党证》《虎将》《夏伯阳》《保卫察里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在初到新疆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在军区司令部院里看的许多部苏联电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每到周六的晚上，西大楼的第二层楼上都要举行舞会，参加的人很多，主要是军官和干部。每次舞会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结束，尽管舞步和乐曲从头顶的天花板传下来并不算太响，但大家就睡不安稳了。
我们有时也随大哥他们上街去游玩。迪化市的街道狭窄，尘土飞扬，又宽又厚又高的土城墙随处可见。大十字是最繁华热闹的市中心，也不如上海的一条小街。
迪化市大十字西北角街口是湖南老板开的升恒茂茶庄，东北角则是上海老字号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东南边有陕甘帮的凝德堂中药店，西南面则有津门老八家的国盛和商号等等，可见内地各方都到新疆来开拓发展。
在南门矗立的大银行，规模宏大，造型壮观，颇有上海外滩银行大楼的风貌，只是楼层才有四层！
迪化市最繁华的地段楼房一般都只是砖砌的二层楼，有的二楼还只是砖砌的墙加窗户而已！许多楼房的墙都刷成土红色的，越发显得土气！
有一次我和三弟、四弟，王家、刘家和张家几弟兄等在军区司令部大院内玩耍，平日常常旁若无人地高声唱歌，眼睛有些鼓的刘汉昭爬到了树上，大家都竟相往树上爬，我也不甘落后，刚爬上树，就一脚踩断了树枝摔了下来，顿时脑袋“嗡”地一响失去知觉。醒来时听到嘁嘁喳喳的说话声，自己却胸闷气憋发不出声音来，也动弹不得……我被抬回西大楼，在地铺上躺了许多天。这回跟三年前在上海国富门路豪宅的花园里从树上摔下来一样，左肩关节又摔脱臼了。
大白天我孤独地躺在地铺上。大房间里的人大多到外面去了。三弟、四弟、五弟他们也都到大院去玩了。高大杂乱的大房间难得地清静下来。金世琦、金世葚两姊妹在一边切切私语，她们的侧影是那样妩媚，那样文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伤愈不久，听说新疆省一中就要举行招生考试了,我的课本都放在托运的行李里，而托运的行李又都没运到迪化市呢！金世琦、刘元昭也都报考初一，他们的课本倒是随身带着，可是他们也要复习呢。时间又紧迫，真是无法可想。临考时我只得硬着头皮进了考场，拿起卷子一看，考题竟然不难，我很轻松地就做完了卷子。——发榜时，我自然是考上了。其实，从上海来的华东革大子弟都考上了：男生上省一中；女生上一女中；大姐正江等则上省一师。
巧合的是：三年后上高中（那时全疆只有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一所高中学校），我和金世琦恰恰同在五八级丁班。
1952年8月中旬以后，华东革大的学员们陆陆续续分配了工作，相继离开了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华东革大赴疆团这个团体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自行解散了。
父亲分配到省商业厅工作，于是我家搬到了二道桥附近的商业厅大院内，一家九口分得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终于结束了几个月色彩斑烂、五味杂陈的集体长途旅行生活。
父亲虽然分配了工作，却还没有发工资，全家在商业厅食堂就餐，伙食比军区司令部的大灶食堂要好得多，大馒头又白又香，还有我们从没吃过的西红柿蘸白砂糖！
华东革大的学员们，虽然分配到各单位工作了，可是几个月来一直都没发工资。尽管暂时还有大锅饭吃，但生活仍感窘迫。甚至连洗衣的固本肥皂也买不起，只能买廉价的、像窝头似的土制胰子。母亲带我同邻居到西河坝洗衣服。我们家离乌鲁木齐河不远，几股清澈的河水在宽阔空旷的、满是各色鹅卵石的河滩里，由南向北奔腾而去，——这里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不知是那位华东革大学员发起的——到马市摆地摊，变卖衣物，换几个零用钱。大家纷纷响应，我们家也不例外。
那时的马市南区经新市路延伸到财神楼子，北头延伸到南门维文会巷。马市巷道既不规则，也不笔直，但却四通八达！这片居民区土平房交错，人烟稠密，大多是小商小贩。早在二十年代这里是牲畜交易市场，由此得名“马市”。但到了五十年代初，已很少作牲畜交易了。那时马市里有数十家维族商贩经营的百货摊和汉族商贩经营的布摊；此外还有馕房、烤包子铺、抓饭铺、杂货摊、剃头小挑等，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当时有“不到马市一游，等于只逛了半个乌鲁木齐”的说法。
马市离我们家不远，出了商业厅大院的门朝北走一公里就到了。现在的宝亨花园正是当年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集中摆地摊的处所。
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把自己家的衣物摆在地摊上，一家挨着一家，东西两行，从南到北，摆满了一条街！大家用上海话交谈，你喊我答，非常热闹。仿佛是上海人特地到这里来聚会似的，变卖衣物到是次要的了。相比之下，本地的居民和顾客反而并不起眼，整条街竟成了华东革大上海人的世界。
每次摆地摊，母亲总是只叫我跟她一起去。开始父亲也去凑热闹，在马市街上跟华东革大的同学们口无遮拦地高谈阔论（2）……
那时在马市摆地摊，最容易脱手卖出去的是“西装背心”。因为维族妇女都喜欢在连衣裙外面穿上那么一件西装背心。我们家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件！卖了一件，还有一件，像卖不完似的。其它如西装、旗袍、布料和一些家用小物品也很抢手。各家都是如此。
后来，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到乌市来摆地摊的日渐减少，母亲也不常去了。我常常一个人守着地摊，心里很不是滋味，面对过往行人，也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可想，只得硬着头皮守摊，常常是守了一天摊什么也没卖出去，回来还得挨母亲一顿臭骂。
1952年9月1日，新疆省一中开学了，我被分在初五五级丁班——成为一名中学生了。
注：
（1）现在的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北面。
（2）我父元宇当时说：“过去秦琼卖马，我是无马卖衣”被列为右派言论。当然，后来我父的“右派”得到改正。
尾声
（1）
1958年我父被当做“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同从上海来的华东革大校友金毅深、张勉之等许多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同时，我母又因为丈夫鸣冤叫屈而被新疆外贸局开除公职，——我家遭灭顶之灾。
1980年代初，我的父母到北京见到秦德君女士，她仍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文革中又经历了八年牢狱之灾，依然精神矍铄、温文儒雅。
我的父亲向秦女士诉说：1956年肃反运动时，我们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而当时我作为身份掩护的青年军中校教官，却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领导派员到内地调查，就是不派员到上海找陈伟斯、杨沧活调查，也不派员到北京找您调查。
秦德君女士听了，说：“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后来，新疆自治区外贸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85年底给我的父母办理了“老干部离休证”等手续。
（2）
1958年我父入狱后，祖父每个月都给孙子们汇钱，也常和上大学的我通信。……
1961年大三暑假，我做小工挣得百十元钱，回内地探亲。
姑姑一家住在湖南医学院家属区。姑姑哲宣已经三十八岁了，依然身材挺拔、风度娴雅。她用老家天塘乡下话和我交谈，倍感亲切。解放后，姑姑哲宣担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书记，姑父黄建平为该教研室主任。他们育有五个孩子，都是嬢嬢杨允文一手带大的。嬢嬢当时还沉浸在祖父去世的悲痛中。姑姑带我到里间，在祖父的遗像和骨灰盒前，我久久伫立默哀。墙上还挂着一帧毛主席接见湖南各界人士的照片，在前排就坐的就有祖父。姑姑说，祖父去世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参加了葬礼。
姑父黄建平周末才从农场回来。他戴着眼镜，高高的个儿，风尘仆仆，但依然是一副知识分子超凡脱俗的模样。后来我才知道，姑父黄建平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责令下乡劳动改造。1962年他得到甄别。但在文革中他又三进牛棚，被当作“黑帮” “牛鬼蛇神”的活靶子在各种场合受到残酷的批斗。
多年后，嬢嬢晚年病重，大姐去看她，她讲述了姑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在“肃反”运动中，用不实之词给其兄添加“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我父被判刑入狱，姑姑故意泄露了这个讯息，曾祖母已是85岁高龄，得知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1959年就撒手人寰； 姑姑因祖父的“历史问题”影响她的晋升而屡屡恶语相逼，再加之祖父与曾祖母娘儿俩相依为命六十年，而今慈母仙逝，爱子又无端判重刑入狱，祖父随即在1960年郁郁而终，年仅64岁；在“反右倾”运动中姑姑又逼迫姑夫自杀未遂；在“文革”中姑姑又把自己父亲的骨灰扔掉；把年老体弱的母亲赶到偏僻的农村。……
（2）
1985年暑假，我旅游到上海时，特地到母校磐石小学观瞻了一番：原来觉得雄伟高大的教堂，显得不那么高大了，挂着“文化馆”的牌子；原来踢皮球、打兰球的操场盖上了房子；原来那幢白色的四层教学楼被挤在许多大楼中间，——我还是立刻就辩认了出来。
就在那幢白色四层教学楼的前面，是同学们列队集合的场地。在队列前，我因作文得奖接受过吴介繁老师颁发的奖品；在队列前，我曾和班长杨墨秋一起庄严地升起国旗。……
在大门口，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在答复我的询问时，说，庄云龙老师早就退休了。庞维扑老师退休后回农村老家了。吴介繁老师威望很高，“文革”中也没怎么挨整，前不久还在给这里的“电大”、“夜大”上课呢！……
（3）
几十年后旅游到上海，我总要到复兴中路496号旧居流连观瞻。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跟过去相比，显得安静了许多，交通流量也没有往日大。重庆南路的有轨电车和复兴中路的无轨电车都没有了，惟有复兴中路的法国梧桐依然郁郁葱葱。复兴中路的一幢幢法式小洋楼也依然如昨。
我推门走进复兴中路496号院里，两棵枇杷树也依然茂盛葱笼。我一直走到后面的亭子间，只见原来的大灶房现在装修得明亮整洁，不像过去烟熏火燎得满是尘垢，亭子间也装饰一新。
我在496号这栋法式小洋楼的大门口照了几张相，又来到相邻的弄堂“松筠别墅”观瞻了一番，弄堂里的一切都没变样，甚至小皮匠的铁皮屋、亭子间下的夹竹桃都如同往日一般。原来地下党员陈伟斯居住的汽车房门口，也依然有几个妇女坐着聊天，原来的“群贤小学”也如同过去停办了那样，人去楼空，悄无声迹。……
（4）
2010年4月，我和妻子到故乡湖南桂阳天塘村，为祖父程一中立了一块纪念碑。因为安葬祖父、曾祖母和嬢嬢的长沙白马坡公墓不复存在了。
依然清澈如镜的天塘、生生不息的天塘村呵！
我曾在设在程氏祠堂的程氏族立国民学校读了三年小学。
在天塘村中央矗立了七十年的三层楼洋房子呵，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我家的荣耀，你是我童年梦幻萦绕的所在呵！
2020年6月。八十寿辰前修改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