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家表伯
樊家表伯
翁大明
总有一些人难以忘记，樊家表伯就是其中一个。
樊家表伯是我的邻居，大号樊家成，今年九十岁了。因为背一直驼着，一河两岸的人背地里便叫他“背锅儿”。
有一年秋天，樊家表伯分到妇女一组，跟我妈以及菊英、秀英、志英、学英等几等个婶娘，还有后坪金莲大妈一起打黄豆，我看有一只麻雀从大队部山墙的墙窟眼儿里飞出来，便把一把连枷的把儿插进墙缝儿，踩着连枷把儿上去掏鸟窝，那连枷把儿是竹子做的，细，又被虫蛀过，“咔嚓”一声断做两截儿。樊家表伯一看是他的连枷，便虎着脸，扬起那断了的连枷把儿：“你这娃子咋这匪！掉下来摔坏了咋办！把我连枷把儿弄断了咋办！”看他要打我，我便一溜青烟跑到油坊，便跑便喊：“樊背锅打我！樊背锅打我！”
正在油坊堆包谷杆儿垛子的父亲听了，一把拧住我耳朵：“你这没大没小的，背锅也是你叫的？再喊背锅，揍死你！”从那以后，我才知道“背锅儿”不能乱喊，才恭恭敬敬地喊他樊家表伯，才知道樊家表伯实际上不是心疼他的连枷，而是担心我爬高上低摔跤子，几个妇道人家管不住，他便过来吼我，目的是吓唬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樊家表伯跟他母亲一起生活，四十多了还没找到媳妇儿。虽然穷，对母亲却很孝敬，如果家里只有一碗糊汤，那这碗糊汤他一定要让母亲吃，自己只吃洋芋。他母亲虽然眼睛看不见，却能摸着刮洋芋，一边刮，一边在火炉坑儿里烧几个。我去了，她便用吹火筒刨开红火灰，捏一捏，拣软的给我一个，让我吃。
所以我喜欢到樊家表伯家里串门儿，看他坐在门墩上燃着纸媒子抽水烟袋，抽一口，扑喽一声吹出烟灰；再抽一口，又扑喽一声吹出烟灰。
樊家表伯是西坪二队的保管员，虽然饿饭，却不贪队上一粒粮食，不捡公家一点便宜。他家世代贫农，出身好，根子红，秤称的准，秤杆儿不低上翘，对谁都公道，大家便同意把杆子秤和盘子秤都交到他。
做了保管员的樊家表伯很是神气，二队保管室的那串钥匙一直在他屁股后头晃悠，哗啦啦地响。
樊家表伯的第一个任务是管公粮。每年秋季，公社就要把缴公粮的指标下达到各个大队，大队又按人口多少、土地多少把指标分摊到各个生产队。缴足公粮是西坪二队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衡量每一名社员是不是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西坪二队阶级觉悟高，硬可自己不分或少分，也要把公粮捡最好的留够。精心挑选出来的包谷和黄豆，就由樊家表伯保管，他天天把公粮拿出来，摊在篾席上晾晒，晒得干干的，摘得净净的，过了秤，装在麻袋里，等会德队长发话，往十里坪粮站送。
樊家表伯的第二个任务是管口粮。公粮选剩下的，就是二队社员的口粮，全成会计算账，樊家表伯过秤，他过秤的时候，总是提前把粮食晒干，拌匀，好一点儿的，差一点儿的，都搭配均匀，不让哪家吃亏，也不让哪家捡便宜。
除了管公粮和管口粮，樊家表伯还管唐麻籽儿，麻油、麻籽饼儿也由樊家表伯保管，经过他的手分给社员。
保管的活儿都是义务的，不记工分。白天樊家表伯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儿，干活儿了才能分到工分，当保管员完全是义务，樊家表伯不计较这个，只想把保管员当好，对得起大家的信任。
秋收了，会德队长站在耳爬院子，喊:“大家听着，今儿二队都到安沟搬包谷，安沟老鸹多，老鼠也多，要早点掰”。大家按队长安排，背背篓的背背篓，挎挎篓的挎挎篓，在铺子集中，一起进安沟掰包谷。
听说要掰包谷了，我们队上的几个小将便赶紧磨刀，准备去砍包谷杆儿。年年砍包谷杆儿都是小孩子的事儿，小孩子做不了别的活儿，砍包谷杆却是又快又麻利。我父亲帮我磨了一把弯刀，又磨了一把镰刀，叫我两把刀换着用。
我和大国、大富、大林、兵科，还有发德、大胜和树林，紧跟在大人后边，没等包谷掰完，就等着去砍杆儿。遇到没有搬净的包谷，我们便捡了，塞进挎包，也交给放假表伯。樊家表伯过了秤，喜滋滋的，说：“行，这些娃子还行！”
从安沟掰到幢子沟，从鸡心坪掰到耳爬洼，掰回来的包谷，都堆在油坊，每天晚上发汽灯撕包谷，撕一晚上包谷，大人给四分，小孩给两分，我每天晚上都跟父母一起去撕包谷，挣工分。一边撕包谷，一边听耳爬大姑夫拍古今，听后坪大才说笑话。樊家表伯不说话，一门心思地选公粮，选包谷种，把那挑出来的好包谷撕开来，留下几溜包谷壳儿，编成辫子，整成一抓一抓的，搬个梯子，叫全喜、全富帮忙，挂到梁上。
撕完包谷，已是半夜，月亮明晃晃的，我打着呵欠跟着父亲，樊家表伯也一冲一冲地跟来了，一起回家。
樊家表伯逃荒到西坪二队，由于驼背，跟人说话总是仰着头。小孩子跟他说话，也故意踮起脚，显得比他高点儿，故意逗她。樊家表伯一拍巴掌：“妈的个x,跟我比,我能当你爷!”小孩子便哄地一下跑开了。
他和他那老娘，住着一间正屋和一间厦子，屋顶用茅草缮着，窗户是一个墙洞，不方，也不圆，用几根木根子支着，又低又矮的屋子里微微地透着些光。窗户的下边有一个火炉。冬天里，他那瞎眼的老娘就围着火炉烤火。樊家表伯每天最多吃两顿饭，有时只吃一顿。为了节省，他把稀糊汤里放些萝卜、蔓菁、青菜， 小洋芋不刮皮，洗净了，直接放锅里煮。
樊家表伯说，队上的就是队上的，不是我的，我保管队上的粮食，就是饿死，也不拿一粒。别人不准拿，我也不拿。他对他老娘很孝敬，有一口吃的，先敬娘。
樊家表伯喜欢放炮。过年了，别的啥不买都行，但鞭炮是要买的，对门湖北的放，他也放，看谁家放的多，谁家放的时间长。他买的那“万字头儿”，用报纸包了，放在竹筐里，挂在火炉上，炕到腊月三十晚上，取下来仔细地卷在竹竿上，等到初一一大早“出天星”。
我和大国、大富等几个发小商量着，等樊家表伯出天星时，就去捡炮。三十这天，半下午就去樊家表伯家侦探，看他是不是把那柄鞭炮取了下来，是不是已经缠在了竹竿上，往竹竿上缠的时候是不是零碎地掉了一些到地上。
探头进去，靠在门背后的竹竿上果然缠着长长的万字头，那是私家作坊偷制的土炮，报纸卷个筒儿，两头是黄泥巴，中间是火药，塞实卷紧，一头装个撚儿，炮就成了。这土炮比浏阳鞭粗大，也比浏阳鞭响亮，有几个炮还用红绿纸包着的，甚是好看。我一边眼巴巴地垂涎这挂炮，一边贪婪地闻着芳香的硫磺味儿，更增添了一份对过年的向往。
灯笼挂起来，对联贴起来，堂屋还贴了一张年画儿。樊家表伯堂屋贴的年画儿是几个小孩拿着扫帚扫雪，下边有一行字，写的是：“是谁帮我把雪扫？”。虽然是茅草房，天上还下着雪，樊家表伯家却很温暖，我一点也没感觉冷。
三十夜里，我打着灯笼，到西坪二队家家户户转一圈儿，说是拜年，其实是混几个鞭炮。看看快到后半夜了，就吆喝一声，几个发小一起往樊家表伯家里跑，樊家表伯果然已经把鞭炮缠在了长长的竹竿上，拿着红彤彤的纸媒子，只等河对面有人放了，他就把那鞭炮点燃。这时大富、大凯几个也提着灯笼跑过来，等着捡炮。
等了一会儿,河对面终于有一家门口霹雳吧啦地响起了鞭炮，樊家表伯手忙脚乱，一边说“快点快点”，一边就用纸媒子把那柄万字头点燃了，点燃的鞭炮扯着长长的一道火线，“砰、啪、砰、啪”地响起来。这时，对面湖北那边十几家都响起了鞭炮，陕西这边的十几家也响起了鞭炮，鞭炮和鞭炮对放着，整个小山村进入到年的高潮。
我们顾不得看两岸的鞭炮阵势，都低着头在地上摸炮筒儿，那掉下来的炮筒儿有些有捻儿有些没捻儿，都是好东西，都能玩儿。只是樊家表伯家里的鞭炮没有受潮，差不多都响了，摸了半天，才摸到一个炸飞了的散炮。大家没拣到炮，有点怅然，樊家表伯收起炮杆子，招招手：“来，进来，给你们娃子准备的有呢。”我们一窝蜂挤进去，樊家表伯给我每人发了两个土炮，给我的两个，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绿色的。
我等着樊家表伯娶媳妇，等一年又一年，樊家表伯还是单身。终于有一天，听说樊家表伯家里来了一个女人，愿意跟樊家表伯当媳妇，我就喜滋滋地跑过去，挤在人群中从门缝里张望，只见那狭窄的堂屋中间，放着一条长板凳，板凳上坐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同样面黄肌瘦的女孩，很胆怯的样子。妇女的身旁，还有一个男孩，身高跟我差不多，但比我更瘦，好久没洗脸了。这两个孩子大约是这妇女带来的，我很高兴，以后又多了小伙伴，樊家表伯的家就更好玩了。可是没过几天，那个妇女却带着孩子走了。队上的人埋怨樊家表伯：“你个老樊，好不容易来个女的，也不留住！”樊家表伯说：“我拿啥子留？我跟我妈的两张嘴都喂不饱，再添三张嘴，吃啥子？喝啥子？”
我蔫了一阵，盼望那妇女再把孩子带回来，可总也没有音讯儿。晚上睡不着，就想：这个妇女从哪儿来，去了哪儿？现在过得这么样？
樊家表伯年龄越来越大了，他的母亲也越来越老了，队上的人就替他担心，想叫他以后有个家，有个后。
一年春天，二队来了一个哑巴，三十出头，脸上有道疤，一只手的三个指头也被烧蜷了，一来就找吃的，就跟队上的劳力一起到阴坡坪薅草，比划了一阵子，好像是没地方去，想留下。
几个妇女一嘀咕，说道，这哑巴又能干活又能挣工分，不如就让老樊认作儿子。樊家表伯观察了几天，觉得这个哑巴干活还行，就把他领回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樊兴旺。过了几天，这樊兴旺居然会说话了，就把樊家表伯喊：“伯”，正式做了樊家表伯的儿子，也正式成了西坪二队的一员，跟二队的社员一起上坡，一起干活儿，一起挣工分，谁家需要帮忙，喊他过去，他便立马过去，担水，劈柴，挖地，扛木头，样样能干。
后来，樊兴旺找了个哑巴媳妇，生了两个儿子，盖了三间瓦房，门前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屋梁上悬着黄灿灿的包谷，山墙上挂着红彤彤的辣椒，再不过饿饭的日子了。
今年春天，我和弟弟一起回西坪老家做清明，专门去看望了樊家表伯。九十高龄的樊家表伯站在自家的屋檐下，虽然背更驼了，眼睛也看不见了，但身体还算硬朗，耳朵也还好使。我喊了声“表伯,听出来没？你猜猜我是哪个？”樊家表伯哆哆嗦嗦地伸出双手，把我浑身上下摸来摸去。摸了一会儿，哈哈一笑：“你不就是大洼柱德家的大明嘛，记得，记得！”
回城的路上，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敲钟老人。啊，卡西莫多，就是我的樊家表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