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田路边说大明
羑河纪实之九十四
大田路边说大明
文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老家羑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生活，在那里念了中小学。
上中学时，要到村子北面的学校里上课，翻山越溪，过了铁路后，沿着村路到学校，路边有个叫三十亩地的地方，是石林黑塔村少有的大块平整的田地，俗称大田，这块地，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多少年来多少人为此勾心斗角。
上了初中后，课文多起来：语文、数学外，要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要背的内容多起来：数学是边角边、角边角、边边边，化学是氢氦锂铍硼……，物理是杠杆定律牛顿定律，英语是剪子屁股勾子ABC……，历史是夏商周，秦汉三，晋南北，隋唐宋，元明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高考恢复了，自觉的初中生们都在努力学习，考上高中才能考大学，早读和晚自习也恢复了。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常常也背东西，快到学校时，觉的要背的东西多了，脚步就慢了，有时就在大田路上曲折地边走边背。忙中容易出错，记着有人把秦（朝）汉（朝）三（国）背成胡汉三，引来大家哄笑。
数语文课要背的东西多，不少是古文，现在还能想起仿古文《李自成》的片段：“李自成，陕西延安米脂人，家贫，勇敢，善走能射。崇祯二年，跟从闯王高迎祥……”，记着课文要求有条件的阅《甲申三百年祭》。又有赞东林党的课文，要求背其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那时小说也不多，村里有人家有《李自成》，不少人就想法借来看。也有人说看过《大明英烈传》，看过的人难免在路上说一说。
于是，当年我们有时在大田路边谈论大明的事，课本上的也说，小说上的也说，明朝开国皇帝和末代皇帝搅到一块儿聊。
当时的主流说法是：李自成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崇祯皇帝是扼杀解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亡国之君，东林党是反抗阉党的党派，袁崇焕是被冤杀的英雄，魏忠贤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当我们按主流说法谈论时，有路过的老人说：你们现在太小，很多事，不是你们现在就能明白的。
我们说：教科书上啥讲的我们就啥学吧。
老人道：你们要知道，他老人家在赞扬李自成的同时，还坚决要求不做李自成呢。
记着我们谔然了一阵子。但还是书上咋讲就啥学，按书上说的做作业，因为只有按书上的做才能得到分。
现在的看法就复杂多了。
亡国之君一般没有好名声，但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说：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
崇祯执政期，明朝处于内乱外患、宦官集团把持朝政。16岁登基的崇祯凭一举拿下魏忠贤树立了权威，之后17年，夙夜勤勉，力图复兴明室，但终因受制于文官集团，加上本人自卑猜忌、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反复无常，既不能除外患，也不能去内忧，最终自缢于煤山。
当是时，应一是以守拒敌，二是治理内部，三是用好人。但崇祯一样也没有做好。军事上，打、拒、和摇摆不定，不能确保军费，弃孙承宗的步步为营，用刚愎自用的袁崇焕，一大批军事干将陆续被杀；治理内部上，重用东林党，导致党争不断，税赋征收不合理，不能安抚灾民，社会动乱不已；用人上，一批能干的人：孙承宗、袁宗焕、孙传庭、卢象升、杨嗣昌，如孙传庭杀的李自成只有十余人逃到商洛山中，但崇祯对他们动辄杀之，导致无人真心做事，最后是将官赶寇自保，文官更是明哲保身。有人说，应该让阉党和东林党互相制约，东林党制约阉党的贪，阉党制约东林党的高调，明朝还能延命。历史不能假设。
李自成是“其兴也悖也，其亡也忽焉”的典型。我们上学时，当时就说李自成失败之处就是没有根据地，也就是流窜作战，打进北京后没有认识到边境的危机。《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是不听知识分子李岩的话，还杀了李岩，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民心。现在看来，“均田免赋”“迎闯王，不纳粮。”是没法建立根据地的，只能是走一路杀一路“福王”的流动作战。
民间传说，李自成有四十多年的皇帝命，但为什么只在北京呆了四十多天？因为他在北京忙着天天杀猪过年。
东林党当时是正面人物，为斗阉党一批人前赴后继，铁骨挣挣，一身正气，自谓饱读贤圣之书，治国有方。但是，事情会起变化的，东林党变的长于党争：前后对阉党、宣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攻击，推出了一个又一个首辅，没一个顶用的；反对议和，迫使崇祯杀主持议和的陈新甲；在克扣军饷的同时还对前方将士吹毛求疵，动不动杀大将；自己拿出的治国办法是釜底抽薪。
东林党说：要“藏富于民”“轻徭薄赋施仁政”，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请命，其实只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代表的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因为东林党人只对商人和豪强“轻徭薄赋施仁政”，没有对广大农民、天灾难民和战乱灾民实行“轻徭薄赋施仁政”，反而是雪上加霜，失去了站在天下的角度看问题和处理的能力。崇祯对东林党言听计从，取消了东厂和锦衣卫对东林党的监督，减少了工商税，加重了农业税，无论是否有灾，农业税不但不减，以前的欠税还要补交！农民无路可走，只能大起义。
晚明工商经济发达，明史专家黄仁宇说明朝的工商税征收水平低得可怜，就这样东林党还是说收的太多。有人总结了当时的税收情况，魏忠贤时期，农业税一百八十万两，工商税一百多万两，盐税三百六十多万两。东林党主政时，农业税五百万两，工商税几千两，盐税才几百两；盐税少收了这么多，只有盐商获利，盐民的负责并没有减轻，盐价也没降。
明朝灭亡后，东林党人更是纷纷投降，在南明，也是以争权夺利见长。在编撰明史时，给自己涂脂抹粉，把明亡归罪于万历。
说到大明，不能不说到魏忠贤，崇祯皇帝靠杀魏忠贤树立了威信，但在景山上吊自杀前夕，派人厚葬魏忠贤，所谓起也魏忠贤，死也魏忠贤。
据说，崇祯在四面楚歌之际，随身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党人心系大明。崇祯在临死前说“诸臣误朕”“文臣人人可杀”，用行动认同了太监曹化淳及哥哥熹宗的说法。
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熹宗对魏忠贤作如此高的评价，是看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断。
魏忠贤，明朝末期宦官。明熹宗时期，排除异己，专断国政，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各地竞造其生祠，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有明史研究者认为：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有贪污腐败、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他曾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抛开私怨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他贪，但不对辽东军饷下手。可以看出，明熹宗对他的评价是准确的。
研究者还说，魏忠贤斥退东林党人，是要从根源上消灭党争。征收江南各种税，是为了保障东北边防、救济灾民及镇压农民起义 ，还捐出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这差不多把他打扮成救明于水火的人了。
事实上魏忠贤终究是无德有才，同样是在挖大明的墙角。“可计大事”是大打折扣的。
袁崇焕，关宁一战成名，但终是将才而不是帅才，矫诏擅杀毛文龙，使边境情况进一步恶化。本长于守，即制定了五年攻的计划，私下称这是让皇上高兴。即使没有所谓“反间计”，袁也会死于崇祯之手。无论如何，他显示了崇高人格的一面。
总的来说，明亡于精英阶层不知大局观。崇祯如此，李自成如此，东林党如此，魏忠贤如此，袁宗焕如此。这么多人缺乏大局观，明亡很多人的有责任，主要责任还是崇祯。
在新世纪，有一年我回到故乡，走在当年的路上，想：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更是非常复杂的。但盖棺论定还是看主要方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何解读历史，实际上是当代对现实的思考和反映。研究明朝成为显学，在于它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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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