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坪大队
西坪大队
翁大明
霜降过后，天气渐凉。走在微冷的夜晚，仰望辽阔的星空，我忽然想起了西坪，想起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想起了故乡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从西坪一路走来的那些岁月。
我叩问自己：那份童真和初心，还在吗？
西坪大队是宽坪公社最南边的一个大队，这个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分别是东坪、西坪、安沟、曾家山、幢子沟和桃园，按照这个顺序，大家习惯把东坪叫一队，西坪叫二队，安沟叫三队，曾家山叫四队，幢子沟叫五队，桃园叫六队，每个队都是一个生产单位，也叫生产队。大一点的生产队有一百多口人，小一点的生产队有几十口人，六个生产队加起来，一共有七八百人，都住在山里，有地住山顶，有的住山脚，有的住在山沟，有的住山坡。
不过，叫西坪大队的时代，已经是上个世纪了。 现在这个地方叫西坪村，除了原来的六个生产队，相邻的范家山也划归西坪，管辖西坪的宽坪公社先是被白鲁础乡所取代，后来又并入到十里坪镇。(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西坪大队在秦岭南麓的山里面，村部所在的西坪二队，却更像是一个小盆地，宽阔而且平整。“小盆地”的中间，有一条“S”形的小河。这条小河虽然小到只是一条沟，小到只长草不流水，但却是一条跨省的界河。这条小河由安沟和曾家山的两个小溪在铺子汇合，在西坪二队划出了一个一公里左右的弯儿，慢悠悠地从南坡根儿拐进了五里河。
小河的东边，是陕西西坪二队，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小河的西边，是湖北马家坪的三队，也住着二十几户人家。湖北的房子坐西朝东，陕西的房子坐东朝西，门对着门，喊一声，都能听见。
当地人习惯把这个地方叫马家坪。马家坪既包括了湖北的三队，也包括了陕西的二队，还包含了桃园、范家山以及东风垭、大西坡的一些地方。
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住在山的皱褶里。无论到那儿，都得翻山越岭。
我就是在这条小河的东边出生的。耳爬大姑用一把生锈的剪子“咔嚓”一声剪断了我的脐带，我便来到了这个世界，成了西坪大队的一员。
为此，我妈得到了七尺布票，一斤棉花票和二斤糖票的奖励。
我的出生，使我们家成了一个七口之家。除了爷爷和父母，还有一个哥和两个姐。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全靠父母挣工分。实行人们公社以后，队上的土地集体种，生产的粮食大家分。凡是能够在队上干活的，都有一本劳动手册，干一天活儿记一天工分。每天干完活儿，大家坐下来，给每个干活儿的劳力评工分，肯出力的，干的好的，给十分；差一点的，给八分或者九分，由队上的会计在劳动手册上记下来，到年底了算账分红分粮食。
西坪大队的会计姓王，叫王刚喜；大队支书也姓王，叫王刚学。我父亲虽然是大队长，但参加的是西坪二队的劳动，挣的是西坪二队的工分，分粮食也在西坪二队分。
西坪二队的队长是翁会德，会计叫叶全成，是耳爬大姑的老大，耳爬大姑有四个儿子，全成，全清，全富，全喜。叶会计能识字，会算账，打得一手好算盘。每次分包谷，分萝卜，分麻油，都是叶会计先按人口算，再按工分算，算好了，由樊家表伯过秤。
分余粮款，也是叶会计先算了，再分。队长会德站在大队的屋檐下，双手叉腰，喊：“西坪二队的社员听好了，今儿晚上到油坊开会，分余粮款，一家只许去一个当家的，其他人不准去！”他向西坪二队社员喊话，也是叫对面湖北的听：“看看，我们陕西这边分余粮款了啊！”很有点炫耀的意思。对面湖北的社员听了，就知道，陕西这边会德当队长了，西坪二队要分余粮款了，就嘀咕：，湖北啥时候分啊？能分多少啊？
父亲吃了晚饭，准备了火把，不等走到小洼，我就撵上了，去赶热闹。队上缺粮户多，余粮户少，能分到余粮款的，一个队不到一半，工分最多、余粮款最多的“土财户”，一年的余粮款也只有几张“大团结”。 果然，父亲领了两张大团结，还有一些块块钱、分分钱、毛毛钱，回家包好，放在桐树箱子里。这一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那是我第一次穿胶靴，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除夕夜里，打着灯笼，从这家跑到那家，比穿新衣裳还要兴奋。
分粮的时候，自然也很快乐。 我父亲是大队干部，要带头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是不敢种的，粮食蔬菜全靠队上分，分多少是多少，分多少吃多少，大多时候宁可自己少分点儿，也不捡集体半点便宜。队上种包谷，种洋芋，也种红薯和白菜。 庄稼熟了，红薯、洋芋等蔬菜之类的，在地头上扒拉成小堆儿，直接分了，往家里背。
我们家住在大洼,背东西要上几个坡，翻几道梁，队上分粮分菜,我就跟大人一起背。父母用背篓背，我用挎篓背， 背不动了，就靠在石坎儿上，歇一会儿。山里的夜，黑魆魆的，衣服被汗水弄湿了，脸上也被包谷叶子拉得生疼。不知是野鸡还是野狗在树林里跑，呼呼啦啦地响，有点怕人，汗毛直竖。
玉米和黄豆是主要粮食，须先收回来，拿秤分。粮食精贵，多一粒粮食，“照影儿”的稀湖汤就会多一份粘稠。
西坪二队的社员，劳力较其他队多，虽然饿饭，却也壮实。本家贤字辈儿，元贤和贵贤给队上放牛，地犁得好，种庄稼也有经验。德字辈儿，我父亲柱德，铺子的成德、心德和学德，安沟的财德和有德，耳爬的中德、宝德、千德、会德、军德、刘家小叔银德，个个都是壮劳力。只有发德还小，还和我一样，跟大人一起放牛放羊捡柴火。大字辈儿的大清、大均、大才、大全、大发、大成，这一茬子也起来了，可以参加队上的劳动了。井家的桂怀、桂良，叶家大姑夫家里的全成、全青、全富、全喜，加上后坪陈家大伯、陈会江、樊家成以及裴家的兵台、兵科，都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
我和大富、大国、大胜、大林、大凯、书林和华娃、大春，以及我家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喜娃、正娃，刘家小叔家的荣娃、翠莲、三女，我大哥跟前的明旭、明月、明星、明霞，耳爬宝德叔家里的大女子、春娥子、春红子和春梅子，陈家大伯家里的小女子，铺子七伯家里的三女四女五女，学德叔家的琴娃、小红和燕子，财德叔家里的凤娃、强娃，后门上会德叔家的几个女子以及叶会计家的春花和记娃，都还小，但也陆续地跟大人学干活儿了，放牛的放牛，放羊的放羊，砍柴的砍柴，打猪草的打猪草。忙的时候，也跟大人一起钻包谷林，拿薅锄薅草。
大队部在二队，二队自然就成了西坪大队的中心，开会在二队，放电影在二队，买东西在二队，合作医疗在二队，小学也在二队，所以西坪二队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再加上二队的刘先生、裴医生都有学问，学德叔先在大队小学教书，又到公社中学教书，叶家全青先当赤脚医生，又到北京上大学，大家就觉得，西坪好，二队好。
西坪二队的会德队长，腿上本来就有残疾，有一年上坡砍树，一条腿又被砸断了，但脑子灵活，说话做事麻利，指挥干活得当，加上贫农成分，大家便听他的，按他分派的活儿，该挖地时挖地，该播种时播种，该薅草时薅草，该收割时收割。评工分也是他先发话， 说：“今儿干活，有的觉悟高，麻利，活干的好，有的懒黄鳝腰，不说大家也知道。”然后就叫大家评，看该给谁评十分，给谁评九分。
几个年长的吧嗒着旱烟袋，不吭声，怕得罪人。眼看要冷场了，财德叔帮着发话：“我来说几句。我看啊，叶家大姑夫干活行，铺子七伯、刘家小叔都该给十分。”财德是西坪大队的老党员，也是西坪二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大会小会发言都很积极。见有人带头发了言，陈会江也说：“就是的，这几个干的行，我也干的行，也该得十分”。 会德队长看看时间不早了，就总结说：“那就男劳力都记十分，女劳力都记九分。全成你就按这个记。”那几个抽烟的磕磕烟灰，慢悠悠地站起来，各自回家。
西坪大队建在二队的大队部有一溜儿四间瓦房,土墙刷白了，是石灰刷上去的那种白，薄薄的一层，墙窟窿眼儿都没塞起来，冬天呼呼呼地直灌风。房子面东朝西，和湖北三队隔河相望，前沿有一条一米多宽的走廊，每间房子之间被一根圆圆的木柱子撑起来，每根圆柱子之间，铺垫着一块块玉白色或者深灰色大理石墓碑。这些墓碑，是红卫兵从平地里的那块老坟里破四旧抬到这里来的，我们几个小孩子一去那儿，就喜欢坐在墓碑上玩儿，细细地看那上面的字，虽然不知道这些玉白色的石条是做什么的，也不认识上面的字，但却看得特别认真，边看便用指尖刮那字缝中的泥土。
西坪二队是西坪大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说它是政治中心，是因为大队部在二队，大队的支部会、党员会和斗私批修会都在二队，一到开会的时候，王支书就一大早从曾家山出发，经过安沟或者是小安沟，走十里山路到西坪二队。如果开的是支委会之类的小会，王支书就会把开会的七八个人带到我们家吃午饭，我们叫他表叔，我父亲和他又是一个支书一个大队长，大队部离我家又近，我妈自然就成了大队的义务炊事员。如果是开全体社员会，那全大队的社员都来，有三两百人，任何一家都管不起这些人的饭，王支书便饿着肚子回家吃，那些开大会的人，也自然就近找亲戚，或者各回各的家。虽然每个小队都有广播，但能响的，就只有大队部的那个有点瘪的那个广播碗子，无论是公社派人送来的书面通知，还是在广播上的喊话，大小消息都先从西坪二队过，二队的社员便感到很有面子。说它是经济中心，是因为湖北有个代销店，就在西坪大队部的对面儿，湖北的人去买东西，陕西的人也去买东西，只是布、糖之类的都是凭票供应，陕西社员没有湖北的布票和糖票，凭票供应的东西便买不来，要买就得去几十里以外的宽坪公社，或者到邻近的十里坪公社，但湖北也有些东西虽然紧缺，但却可以不凭票，比如煤油、盐，这样，安沟、幢子沟、桃园、曾家山的人都去买，都要经过西坪二队，加上郧西那些挑担子卖洋红洋绿、针头线脑的货郎儿以及荆紫关那些卖瓦缸瓦罐的窑货贩子，偶尔也会偷偷地到西坪二队，大概他们在其他地方不敢卖，才连夜进山卖点钱，再连夜悄悄地赶回去。说西坪二队是文化中心，那是因为西坪小学建在二队。其实西坪小学以前不在二队，而是在东坪一队的财神庙，陕西湖北附近的孩子都在东坪一队财神庙里上学，我自然也在财神庙里上学。
西坪还是那个西坪。只是上个世纪的西坪，已经变成了回忆。
西坪大队，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那个年代，记起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