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结构异同
中国文化结构里没有权威性的一神教，因此，按照“语言—宗教—历史”的铁三角模式来看，中国文化似乎只有弱于铁三角的“语言—历史”犄角结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儒家并没有取得相当于宗教的绝对不可替换地位，而在获得权威性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很长，但按照布罗代尔标准，恐怕仍然属于“社会时间”的中时段），儒家对于“化外之地”并没有无法抗拒的跨文化吸引力。事实上，历史上的西域先是接受了佛教，而西域佛教地区后来却被伊斯兰教同化，这或多或少说明了，儒家缺乏宗教性的力量，而无神的佛教也抵抗不住一神教。不过，中国文明的超常坚实性很可能基于另一个铁三角，其中有一个隐形因素，使其能够不依靠“在天”的超越性而依靠“在地”的吸引力。我推想，其可能结构是“语言—历史—方法论”，而方法论就是那个隐形的因素。
在常见的“语言—宗教—历史”结构里，语言和历史都是地方性的，如果不借助武力扩张或经济推广，几乎不可能以自身的魅力而变成普遍的，因为每个地方必定更加认同自己的语言和历史。可见，一神教是“语言—宗教—历史”结构里承担普遍化解释功能的因素，它声称对所有人都给予认同并且提供庇护。庇护是任何社会系统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事关生存、利益、互相认同和互相帮助（包括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抱团取暖）。考古和历史都证明，能够提供庇护能力的更大规模的权力结构（主要形式是国家和宗教）对大量人口有着聚合的吸引力，并且只有规模足够大而且同心同德的群体才是“吃不掉的”。荀子和霍布斯不约而同地论证了个人或小群体难以生存。如果说，宗教的庇护能力和精神上的互相认证使其普遍解释具有跨文化的说服力，那么，在“语言—历史—方法论”的结构里，是什么因素使之具有跨文化的能力？显然只能指望方法论。方法论不需要超越性的假设而直接具有实践的普遍性。方法论的逻辑主语即使用者（或行为主体）是无限定的，可以代入任何一个主体，因此不是排外的而是无所不包的。中国方法论是一个丰富的工具箱，这里无法全面分析，就建构跨文化或跨主体性而言，最具能量的是两种方法论：《易经》思维和天下思维。（摘自赵汀阳《跨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