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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三个妈妈

2019-11-28 16:02 作者:胖子  | 4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世界上最亲的人是妈妈

一般人都有两个妈妈:生你的妈妈与人的妈妈。

可我却有三个妈妈:一个生母,一个养母,一个岳母。三个妈妈,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1939年农历11月24日,我在山西运城解县(现盐湖区)小张坞村庙前巷一个下中农家庭出生了,父亲王观津、母亲谢成炎。那时,我嗷嗷待哺,日哭闹在母亲身边。

由于大早逝,大妈又接连失去了大哥和大姐,爷爷做主,把我过给大妈做了儿子。

不到一岁的我被大妈抱到了她的身边喂养。那时,大妈房里还有个二姐,名叫王明月。养母、二姐和我便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幸福生活在一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知道是才离开生母,还是才“断奶”的缘故,我到养母身边后特别爱哭,晚上哭,白天也;卧下哭,走着、抱着也哭,哭得人心烦意乱,哭得家里天昏地暗。爷爷着急了,就让爸爸在各个路口贴上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贴子。眼见不管用,妈妈和二姐只得在夜里换着抱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走着,一边拍背,一边哼着他们自编的催眠曲:“噢,噢,噢,睡觉觉,我给我娃打夜猫,打到南山吃核桃,吃了核桃吃红枣,吃了红枣快睡觉……”,就这样打闹着我又长大了一岁。直到将近两岁时,我才学乖了,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床,一家三口才过上了人过的日子。

能睡觉了,妈妈和姐姐当然高兴;但睡觉后不知道起床尿尿,却又给妈妈带来了麻烦。于是,我尿湿了左边,妈妈就把我挪到她的右边;尿湿了右边,妈妈又让我睡到她的胸前,反正不让我接触到一小块尿湿的床褥。

二姐,也把我当成宝贝蛋。我刚学会调步,就“慈能”地要自己走动。二姐怕我跌了,非要护着我走,我却双腿直捣,非要自己“跑”不可。她只好跟在后边照呼我。谁知,我学会走路后,却反倒懒得走动,非要二姐抱着或背着我不可。

那时,二姐才1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花季,高高的个儿,丰满的身材,脊背上吊着一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随着走动甩来甩去,是个谁见谁爱的主。白天,她常常带我到小祠堂里和她的同伴“打铁蛋”,玩到兴致处,满院子都飘着她那铃儿一般的笑声。晚上,又借着灯光给我做“手影”。随着她的动作,墙壁上轮番地出现小狗、小猫、小等各种各样的动作。我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一旁做活计的妈妈更是乐在心头,喜在眉梢。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7岁时,二姐染上了“痨病”,从此没了二姐的笑声。就是这,她还忍着病痛,天天晚上帮我记“字片”,因为有她的神助,我从来没有因为忘记字片而受过批评。可惜的是第二年她就撒手人寰了。从此,守寡的妈妈就只剩下我这一根独苗苗了,我也成了妈妈的唯一希望,成了妈妈的心头肉与命根根。

一次,我得了水豆痧,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这可吓坏了妈妈!她连忙让爷爷请来医生,又亲自到娘娘庙里祈求神灵。后来,听人说了一个偏方,她才用铜钱蘸点小油,在我的身上刮来刮去,一边刮着,一边念叨着:“求yaya,(指“神”)保佑我娃,我用全猪全羊献你!”“刮痧”后,我的病情渐渐好转,妈妈的脸上才绽出了笑容。

常言道:“挨亲隔淡”。我与养母感情更深。记得有个星期天,我从羊村完小回到家里,一听说养母去了续姐家,就哭着闹着要去王见村找妈,生母拦挡说:“王见村离咱村太远,遇见狼咋办?别去了,我给你做好饭吃。”可我硬是一路小跑,一路哭嚎,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一头栽进妈妈怀里,抽泣着说:“妈要不想我,以后星期天我就不回来了。”妈的眼泪刹时流了下来,摸着我的头:“好憨娃哩,妈不想你想谁呢?!”边说边起身拉着我,迈着她那双小脚,大步流星地往我们小张坞村返。一进家门,就挽胳膊码袖,直接钻进厨房。不一会,一碗香喷喷地我最爱吃的“假麻食”就端到了我的面前,瞬间,一股暖流淌进了我的心窝……。

因为大爸早已去逝,我与爷爷、生父、生母仍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读书,仍由亲生父亲供着。一个父亲,两个母亲,双重的情爱,惯得我特别娇气。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年元宵节后,我正准备去羊村完小读六年级,爸爸突然对我说:“囤孩(我的乳名),今年爸爸没有钱也没有粮了,供不起你再念书了!”虽然爸爸满脸愧疚,心如刀绞,但我仍哭闹不至。妈妈只好拉着我去找婶娘(我的生母)。

婶娘一听,也急了!立即对妈妈说:“嫂,你也莫急,让我到他舅家去一趟,或许能想出个办法来!”

下午回来时,婶娘肩上扛着半袋面,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大舅给你拿了半袋面、5块钱,够一个月用了!”

从此,两位母亲就为我"不致辍学"而忙活得不可开交……

妈妈是个小脚,走不了路,在家里除了做饭、磨面、洗洗刷刷外,只能帮人纺棉花赚钱。于是,她就从清早纺到晚上,再从晚上纺到半夜,一天又一天,只听见她的房子里“嗡——嗡——嗡——咯噔,嗡——嗡——嗡——咯噔………”,摇着纺花车,无休止地纺啊纺……

婶娘,心灵手巧,除了帮助爸爸做地里活外,起早贪黑地尽力多做一些小玩意儿,如小娃的虎头鞋、虎头帽、虎头枕、小裤小袄,端午节的香包,逝者的黄枕、金鸡,等等,然后就拿到集市上摆滩叫卖……就这样,积少成多,两个妈妈就靠着块儿八毛钱地积攒,供我读完了完小、师范、大专……

所以,我一生的学业,直到大专毕业,既离不开父亲的供养,更离不开两个妈妈的支助。

1998年,是我的人生分水岭。那年蜡月24日,我与本村姑娘王淑珍结婚了。本该在这个大家庭再享受几年“新媳妇进门”的喜庆日子,但三年困难时期却不期而至。到处是粮荒,到处是浮肿,为了渡过灾荒,由亲生父亲主持,给我们分了家,我和养母、媳妇三个人从大家庭中剥离了出来。

那时分家,没有什么可以分的。只分到三间北房、三双筷子、几个粗碗、一个小桌,还有够吃一个月的粮食。

分完家,我就去上班,留下一个老妈和媳妇在家里生活。她们只得依靠岳父岳母家过日子。因为亲父生母家是根本靠不着的,他们还要养活我的两个没有结婚的弟弟和一位高龄老人--爷爷。

在我的记忆中,有这么几件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一是为女儿走“满月”,是岳母在她家买肉、买面蒸成的“两桌”“六六席面”和一大锅白面蒸馍,然后由岳父担着送到我家待客的;

二是耕、收,都是岳父岳母让我内兄带上他的几个妹妹亲自到地里操作的,特别是夏收,都是他们亲自割、亲自捆、亲自运,亲自打,亲自晒,然后把粮食一袋一袋拉到我家的;

三是每年年终煮麻花,都是岳母从她家把麻花煮好送到我家的;每年红薯磨粉,都是内兄在我队为我家磨粉的;

四是帮助我家盖了一座院子。那时,我在外教书,媳妇又有两个孩子,岳父、岳母、内兄以及她的三个妹妹,全家总动员,打胡基的打胡基,拉土的拉土,填基底的填基底,做饭的做饭,加上做泥瓦匠的三弟,为我们小家在庙前巷内盖起了三间西房、一间灶房和一间门楼,虽说是只上了个“二遍泥”,总算是建起了一个“安乐窝”。

更让人感人动的是我受打击报复被隔离审查后……

那是1976年,运城地区的小麦严重减产,时任地委书记却慌报增产两成以上,以致下达的“夏粮征购”任务比大丰收的1975年还要大。情急之下,我在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上,要求削减“征购”任务。县委将我的意见转报地委后,却遭到时任书记的打击报复,以“邓小平爪牙”为罪名大批特批。“四人帮”倒台后,又冠以“四人帮爪牙”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查,时间长达两年零四个月。那时,粮食特别紧张。粗粮多、细粮少,白馍总是留给小孩和老人吃。可我,坐在监狱里,每月却能接到四大布袋白面干馍片。时间长了,我就生疑:“家里只有老妈、孩子与爱人,哪里来的这么多白面馍?”平反昭后,我才知道,白面干馍片都是岳母一家从嘴里省下来的,而且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开始,岳母是在院子里晒白馍片,孙子见了,偷吃了几片,她就把孙子打了一顿。为了防止孙子再偷吃,她就让内兄把白馍片放到房子顶上晒,这才有了我坐在监狱每月却能吃上四大布袋白面干馍片的事实。

说句老实话,我在监狱隔离审查的那几年,我和我的家,包括我的老妈、我的媳妇和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岳母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料,很难想像到那里还有我们的现在这个家!

于是,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生母,养母,也不管是岳母,她们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妈,我要永远爱护她、保卫她、赡养她,这是一条不可逆转的人生规矩,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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