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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做上海人

2018-12-09 11:25 作者:fwfsh68  | 3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我应该算是本乡本土的上海人了。

我们范姓家族是清朝末年从浦东召稼楼迁至上海虹镇老街的。这大致接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际,一直到1949年,也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时期。

我的曾祖父育有三男四女。我祖父排行老二,取名范根桃。那是一个大家庭,购置了不少土地,并在街面上拥有一长排二层三层的楼房,或自住或出租;曾祖母管理着庞大的家庭开销,一大把钥匙每时每刻挂在腰间不离身。开饭需要白天扯旗傍晚点灯,因为雇佣了许多长工的缘故。

大家庭生活难免鸡争狗斗,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吴淞、宝山登陆,一路向西打来。那时还是上海外围的虹镇老街,首当其冲,遭到了炮火的重创,民房悉数毁灭,居民大多离散。日军将虹镇老街全都划入日海军势力范围:周边拉起了铁丝网,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挖掘壕沟。现和平公园假山里还埋有日军遗留的大量水银。

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四处飘散了。但我们这个范姓大家庭还是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里生存了下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五十年代,我们合家跟随父亲去过西安、福州,虽然地域差距明显,但由于是生活在一群群外迁的上海人中间,所以才有条件将上海人的习惯顽强地保持下来。记得1957年在西安,当时大鸣大放搞得如火如荼,也无法阻挡周末在食堂举办的舞会。组织者是上海人,参加者大部份也是上海人。男士西装或毛料中山装,女士争奇斗艳的各色旗袍长裙,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烫起卷发、画上眉毛、涂上唇膏,脚登高跟鞋,让大西北黄土炕上的女人们惊讶又嫉妒,有的竟愤愤然道:“这些妖娘们都是资产阶级,统统打成右派分子才解气哩!”

那年,高剑琳、姚月红领衔的越剧团也从上海派到了西安,那一出出熟识的《碧玉簪》、《沉香扇》等,都给远离上海的上海人以惊喜和温馨。

1958年到了福州。新街口百货大楼顶层有露天茶座,大热天的晚几乎全给上海人包了。上海人到这里是满足一下久违的纳凉霄夜。可惜的是,赤豆汤不像上海那样沁人心脾的冰冻,而是滚烫滚烫的大煞了上海人的风景。同样,以越剧皇帝称号的尹桂芳的越剧团也长驻福州,解了上海人的心愿。上海的沪剧、滑稽戏也常来演出,丁是娥主演的《雷》竟然一票难求。业余时间,上海人也会排演越剧《楼台会》、《十八相送》。那时众多的香港片引得上海人疯狂。曾是上海人或曾在上海出名的电影明星、石慧、龚秋霞、陈思思等更是经常挂在上海人的嘴边上,在难懂的闽北方言包围之中的街巷里,还能时不时地听到上海人“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呢……

上海人对吃十分讲究。喜欢的炸猪排也原汁原味地带到了外地。那是特地从上海寄来了黄牌辣酱油,没有现成的面包粉,就将苏打饼干碾碎再拍打在一片片猪排上,炸出来的效果金黄脆香,沾上酸滋滋辣蓬蓬的辣酱油,那味道正像上海人说的“打耳光都不肯放的”!自己还裹正宗的上海菜肉大馄饨;用鸡蛋黄加熟油自制色拉酱,那黄澄澄的土豆色拉,俨然像上海“红房子”西餐馆里端出来的一般。

记得楼下当地福州人看得眼馋,也想做色拉,敲门问母亲:“拉萨是怎样做的?”

“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上海人经常用土豆、苹果切成小块,上面拌了鸡蛋和油的那个菜。”

母亲恍然大悟:“哦,是色拉,哪里是拉萨啊?”

他们将“色拉”说成了“拉萨”,一时传为笑谈。

上海人在外地,穿戴打扮照样要顾及到上海人的体面。每家每户备有一只“烙铁”(在炉子上烧烫后熨衣服)可是不能少的。我长的阿姨告诉我:她也是五十年代初去的长春第一汽车厂。那时居住的厨房是几家共用的,煤气也是一个厨房间里统算的。她的东北邻居每每看到上海人将“烙铁”放在煤气上烧,不知道是为了熨烫衣物,以为是烧块铁在白白浪费煤气,心里就窝火。你烧铁,我就拣块砖头放在煤气上烧:气死你上海人!

对于生活,上海人总想翻出些新式花样来。他们尊崇“有条件,要品位生活;没条件,创造条件,还是要生活品位”的宗旨。这就是有见识的上海人作派。不管风吹浪打,哪顾得说三道四,上海人就是要过上海人的生活。可惜,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你夺不走,也学不来。

于是,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屡屡在外地人眼里既显得“另类”、又不失时尚风范。

阔别上海卅载后重新回到了上海。传统的上只角、下只角的差别,历经了数十年,距离拉近了多少呢?

刚跨入新世纪。那时上班在长寿路上的智慧广场,所以就借宿在石泉路的成功大厦里。上海历来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不曾想周围的一切让我大跌了眼镜。那是大热天。清早五点钟,楼下就有叫倒马桶、刷洗马桶的声响;半夜里,三五成群的人在露天乘凉,或坐板凳或躺草席,摇着扇子大声地说话。

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条石泉路。路边的民居开门就是人行道,每家的马桶痰盂都敞着大口斜靠在门边;吐痰擤鼻涕随处可见;蓬头垢面的女人抱只小狗倚着门楣对行人傻望着;脖子上挂着铁链般金子的大男人却一身花睡衣在街上大摇大摆;更有甚者,一条躺椅横贯人行道,上面躺着赤膊的老爷子呼呼大睡,俨然不顾来往行人的不便。

上下班拥挤的公交车上,时常遇到为了一点鸡毛蒜皮而大动肝火的人。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我儿时对上海的美好印象。

有一次我外出回来见一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熨烫衬衫。我朝她身后望进去,饭桌前面一张床,饭桌后面一张床,只留出一个人走路的空间。后门口一部木梯接近90度的角度,直挺挺地伸向阁楼。

我上前搭讪:“老阿奶,介热的天还烫衣裳啊?”

老阿奶回答我:“大儿子在大公司工作,衣裳穿出去总是要挺括体面些的哦。”

家里再寒碜,出外还是要体现上海人的光鲜来。我好奇地问:“这楼上楼下住几口人啊?”

“九口。”

“怎么有这么多人啊?”

老阿奶板着指头算给我听:“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插队落户带回来了老婆孩子三口;大女儿的孩子新疆来上海读书也住在这里;再加上我和老头子,不就是九口了?”

我望着这鸽子笼似的房子,不相信能够住下这么些人:“这房子总共有多少面积啊?”

“不算阁楼24点2平米,算阁楼27点34平米。(阁楼大部顶高在2米2以下,不算面积。)”

诧异于老阿奶能够精明地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字的同时,我也十分纠结:算阁楼勉强达到每人3平米,不算阁楼每人还不到3平米呢。

这段对话让我有了一种自责,直面了另一群上海人的生活,这里本来就是传统的下只角,要比我刚从外地来的上海人还困难许多。

这就是上海区分出来的上只角与下只角里的生活困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

是啊,在过去了的几十年的困难时期,上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承担了工业化的重任,城市改造无从谈起。由此造成苏州河的臭黄浦江的黑,对上海人的身体与心灵的损伤,无疑是老上海人的一种默默奉献。直至新世纪初,上海尚有60万只马桶,这不是上海人的羞辱,这是上海人的窘迫,从风格上讲,也是上海人的胸怀。因为,这座城市把大量的资金送给了别的城市。

日后,不论清晨的倒马桶、半夜的乘风凉,还是街上的花睡衣、赤膊老爷子,甚至公交车上的叫骂,我都能够一一承受。

但内心仍然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心目中的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

心目中的上海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更不应该是这样的。

父亲——

时光退回到六十年前。

我的父亲可算是货真价实的上海男人,在他身上有着浓郁的“老克勒”味道。黑发锃亮,头势清爽,钻石牌发腊更是长年使用,偶而洒点香水,飘散着淡淡的清新。西装分春夏秋四季,颜色款式均有讲究,就连口袋巾的花色也讲究与领带的同中有异,那是为了让西装在协调搭配中又不失掉个性;那一双皮鞋也是分季节的,夏天是决不允许穿黑色或深色皮鞋的,一律浅色或白色皮鞋。配上凡立丁裤子、短袖香烟纱衫,在南京路“当当当”的有轨电车上,一手抓吊环,一手拿着折扇抵住香烟纱衫下摆的口袋,一是显示自身形象的潇洒,二是还可以防小偷,可谓一举两得。

上海“老克勒”并不是单单拿着奢华当品味。而是要让好衣服好皮鞋来规整你的行为,当你使用上了顶级物品,你就会珍惜它,坐姿走势都会讲究起来。有腔调的上海男人,他的品味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怎样使用物品的生活风格;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的“绅士”,只有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属于是哪个档次里的人。今天,有太多的人会将品味赞同于奢华,让苍白的一掷千金般消费来遮掩教养的匮乏。

出门体面是上海男人的习惯,勤奋和责任更是上海男人的优点。

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尚是祖母肚子里四个月的遺腹子,故从小没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上海人的英文多数是在社会上学的。父亲的几位识字不多的爷叔姑妈,与外国人打招呼满口都是洋泾浜英文。但父亲学英文却坚持走正轨的路。他在工作之余,坚持读夜校、参加培训班,练就了一口娴熟的英语。在上海自来水公司期间,工作中与英国管理人员相互之间用英语交流与沟通,从没出过大的差错。后来到香港去管理工厂,从上海带去满满一箱子书籍,都是厚厚的英文技术资料。吃饭、坐车都捧着看。在技术与管理上,他最怕被外国人说三道四的看不起。经他负责的项目,不但在技术与管理上运作良好,而且都有创新和改进。受到同仁的尊重。

五六十年代。父亲担任厂长,每天提早上班一个小时,6点半钟就到了厂区。将工厂里里外外巡视一遍:没关的路灯一盏盏的关掉;滴水的笼头都给关紧;发现门房间值夜的偷懒睡觉,都会一一叫醒予以批评。真正是厂如家。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家庭也是关爱有加。我的曾祖母去世时,父亲刚刚自立。但他自认是长孙,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将自己祖母的后事料理得象模象样,一口棺材就是楠木做的。

1949年春节刚过,报纸上每天在刊登解放军要过长江、攻打上海的消息。父亲在香港心急如焚,一家老小八口人的性命安危,全部落在父亲的肩头。他不听众人的劝说,也不顾上司的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孤岛上海。他进门的第一句话:这下子好了,生生死死一家子就都在一起了。

父亲在孩子面前是个好家长,在孩子面前不打扑克不叉麻将,且从不打骂孩子。小姐姐那时读中学,体育课前滚翻后滚翻老不及格。父亲晚上回家就用好几床被褥铺在地板上,教小姐姐在被褥上练习,整整练了三宿才过关。

我们经常说父亲不该从香港回来,回来以后遭遇到了一波接一波的运动,让人难熬。

回到上海的父亲,为了想把家庭抚养得好一点,就与其他朋友一起合资办起了工厂。父亲懂技术会经营,自然生意红火。然而,三反五反开始了,莫名其妙的压力让父亲无法全身心地经营工厂,故将办了只有两年的工厂拱手交给了政府,自己响应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

此后,父亲老老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却不能换来生活的太平。

“四清”运动屡屡将父亲搞得血压升高数度晕厥。“文革”一开始,就给父亲套上一顶“资本家”的帽子;父亲曾老实地向组织交心,说去香港途中遇台风,在基隆港呆了一周。结果,历次运动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后来上纲上线说他有敌特嫌疑。厂长、校长以及总工程师职务全部不让他干,撵到厂区看大门;看大门只能为卡车进出推拉两扇沉重的铁门,决不允许他接触收发室里的报纸书信。“文革”结束,父亲也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不计个人得失,只是遗憾一身本事被完全荒废了!

但父亲也十分庆幸:“亏得自己人缘好,几次上台遭批斗个别人要动粗,都是被大多数工人制止的;否则几顿恶打就可能丧命。”继而他严肃起来:“我这个人是要尊严的。如果遭受污辱,也不用他们结束我的生命,我自己就会解决了自己的。”这话听了虽然痛心,但我们都了解父亲为人的尊严。

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有一次过四川路桥。父亲不知道那天为何下午一点半要戒严。他走到桥头出示证件,不料日本兵一看证件根本不是戒严时能够通行的,于是用铜板厚的封面朝父亲脸上一阵猛抽,又罚他站在太阳下晒了半个钟头。这种怨气实难忍受,这种屈辱永生不忘。后来父亲寻到了一个机会,酣畅淋漓地渲泄了这股怨气。那是日本人请企业界人士新春联欢。父亲借着酒意,掀翻了桌椅,撕碎了餐巾,又用上海话痛骂了日本人,在场的翻译根本不敢说实话。日本人大为不满,又不知道为了何事?几位好同事见日本人要发作,赶忙将父亲推上汽车送回了家。胆小的父亲自豪地说:“这是我人生中胆子最大的一次。”

可见,上海男人为了尊严也有壮烈反抗的一面。

谁又只会埋怨上海男人是“小男人”而不是“大丈夫”呢?

严尔纯先生——

上海的文化人脉基本分了三个层面:老克勒文化、弄堂文化、棚户区文化。每个层面都有它对应的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但高文明必须是一个城市的标杆,要创造条件让低文明向高文明看齐。如此,才能提升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体档次与品味。虽然极左政策让上海人每每夹着尾巴做人,但海派文化的精髓却没有就此泯灭。

十几年前,我认识了严尔纯和他的太太著名作家程乃珊。他们俩都出身于好人家,一个是资本家家庭,一个是金融家家庭;又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一个当过物理老师,一个当过英语老师;都说着一口糯软正宗的上海闲话。所以,当徐俊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艳》改编成同名沪语话剧时,因演员说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不地道,特地请了严兄对演员进行上海话辅导,演员们一口纯正的上海话终为此剧增色添彩了。

严兄是家族中的宠儿。因为是三房合一子的缘故,深得祖父的喜爱。在他孩童时期,祖父就早早地将财产转到了他的名下,致使他廿来岁就遭到“文革”的批斗,在批斗中是全上海最为年轻的资本家。

严兄也是我心目中的老克勒。穿着得体、彬彬有礼,吃大菜品咖啡都十分在行。他待人温和、办事也仔细。比如我们外出活动,拍照时一般都是随心所欲,快门开启“啪拉啪拉”一张又一张。事后却少有印成照片交给他人的。而严兄则不然,只要是经过他的手拍的照片,不管一个人还是集体照,他都会分门别类地印好照片写好信封,碰到或转送,总会交到你的手中。我就接受过五、六回。他认为,只要替人家拍了,就要当一桩事体了结好。而这样的一位绅士型上海男人,在家里却是一位居家型保姆,买、汰、烧样样在行。而且对于脏活累活,照样一丝不苟。一般家庭的抽水马桶底部,是任何清洁工具抵达不到的地方,所以往往会有一层黄灰色的积垢。严兄则可以用自己的手伸进马桶底部,将别人嫌脏不愿清除的积垢一扫而空。(这也要归功于“文革”中,他被迫安排打扫好多年的厕所。)

严兄可谓是程乃珊生活事业的守护神。尤其是近些年,程乃珊眼疾加重,她出席书展签名也好、外出讲学也罢,看见程乃珊一定是会见到严兄,他们真正是形影不离。我同他们数次去杭州、去苏州、去千岛湖,程乃珊大大咧咧、笑声不断,是众人的开心果;而严兄则中规中矩地站在她的周围。白桦老师每每会问:程乃珊一起去吗?因为他知道,每次活动缺了程乃珊就不热闹了。程乃珊在众人面前欢声笑语,却不知我们的严兄在后面默默无闻地作着奉献。程乃珊时不时地回首:“老严,包里的一副老光眼镜拿给我。”

严兄回答:“好格,等一歇。”

“老严,拿包纸巾拨拉我。”

严兄回答:“好格,等一歇。”

难怪程乃珊在外人面前会说:“阿拉老严最会照顾我了。下辈子寻找对象,还是要老严做老公。”

其实这倒是她说的实话。在自己家里,程乃珊称呼严兄为“爸”。这一声“爸爸”,汇聚了多多少少的亲昵和感恩啊!每天下午3点钟,程乃珊、严兄、程母(那时还在世)三人不约而同地放下手头的事情,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聚在小客厅的方桌前喝着下午茶,无非就是喝喝咖啡吃几块点心,或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或严兄、程母向程乃珊说说老上海旧闻趣事,提供些创作素材。如此的下午茶,温馨而美好。只要大家在,下午茶是雷打不动的。

可惜的是,如此优雅开朗的程乃珊却会走得如此的匆忙。

我记得在程乃珊的遗体告别会上,我们的严兄是一身黑色的西装,锃亮的皮鞋;见到每位来宾都上前或握手或拥抱地打招呼,淡淡的忧伤里始终露着一丝微笑。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这也是一种文明一种教养,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能失态。女儿洁洁在致词中说道:母亲已经走了。在母亲生病的十六个月里,是父亲日日陪伴侍候着母亲。让我们给父亲点掌声好吗?爸爸,您辛苦了!

严兄转过身,面向大家深深地鞠了躬,这才看到他没能抑制住的泪水滚落在眼角边。 在乃珊老师的葬礼上,尔纯兄说:乃珊一走,我将面临的是日日夜夜的悲伤与刻骨铭心的思念,内心的那份绝望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但是,为了完成乃珊的未完成的工作、为了不负朋友们的宽慰与关爱,也是为了让乃珊放心安心;我将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

是啊,在人生路上,我们不知哪一眼,便是相遇;不知哪一刻,就是离别;从相遇到离别,人生许多许多事情都无法预见;人生路上始终交替着悲欢离合。再恩爱的伴侣,再欢快的人生,最终都将面对的是一个人的世界。

对此,你的解脱、我的放下,严兄看来都已经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

徐俊导演——

如果说我父亲是前一辈的上海男人,那么严兄就是同一辈的上海兄长,而徐俊则是小一辈的上海兄弟。

不论接物待人还是举止谈吐,徐俊都显得规范和斯文。我对徐俊的印象是从一次聚餐开始的,我正低头剥蟹吸肉,叮叮噹噹吃得正酣。突然发觉身边的徐俊怎么寂然无声?回首一看:他也在吃着,但显然吃得小心和仔细,没有声响,没有动静。于是,让我知道了他训练有素的举止和良好的素养。

说起徐俊,他可是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的高足。卅年前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上海沪剧院的当家小生。后来去了香港。由于种种的不如意,只身回到了上海。那时30出头的他离开了体制的呵护,办事谋生自然有些窘迫。今后的日子不仅仅满足于能不能在上海立足,更重要的是做人要做得踏踏实实、象象样样,要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上海男人的追求。

徐俊决定继续深造。好在他这三年香港美国的两地奔波,英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若像他这样获得过这个奖那个奖的名人,高考可以得到些许加分;只是他属于香港身份,已得不到任何的优惠。经过努力,他还是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四年的本科加上三年的研究生,一共七年时间,导师的教诲,同窗间的切磋,加之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与众多的专业实践,让徐俊获得了扎实的专业功底。

毕业后,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导演了越剧《第一次亲密接触》、《玉卿嫂》(包括舞台版和电影版)等一批有影响的剧目,荣获了梅花大奖。尤其是根据白先勇同名小说改变的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更是提升了徐俊的专业素养与知名度。

2015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徐俊导演的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被宣布与美国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签约,该剧成为中国首部向百老汇输出版权的中国原创音乐剧,展现了中国音乐剧的文化自信。根据协议,《犹太人在上海》将从2019年起在纽约驻演2年。徐俊为此花费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他总结该剧的成功,走过了五重台阶:第一个台阶,就是这个选材创意之始。得到当年的院长荣广润教授的帮助;第二个台阶,就是这出剧目5年来,得到黄浦区以及3任以色列驻沪总领事的大力支持;第三个台阶,明确这是一部由中国演员和以色列演员合作的国际巨制;第四个台阶,是2015年恰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文化广场成功首演,随后,立刻被敲定为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使得该剧在最短时间内正式面向国际舞台;第五个台阶,该剧开始在京沪两地巡演,随后又在以色列、美国纽约等地登台亮相,宣告其已经立足于世界舞台。这个成功,是徐俊转型后的一次完美收获,更是为中国音乐剧迈向世界的一项重大贡献。

然而,功成名就的徐俊依旧谦虚低调,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徐俊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著名作家白桦八十岁生日邀请徐俊做主持。一般人认为,主持不就是耍耍嘴皮子、说几句开心话吗?何必当真。徐俊却觉得对白老师的作品了解不多,想另外请人主持。但白桦觉得徐俊为人正派,有教养,坚持不让换人。徐俊便埋头阅读了大量的白桦作品,才觉得自己有了点底气。他的主持风格稳重、儒雅,语言简练、准确,获得了一致好评。

有了名气的徐俊,不但低调、谦和,而且正直有爱心。一次我托他寻找两位名人来做讲座。他放下自己的事情陪同一起来。台下的听众认出了他是曾经的沪剧王子,便不肯让他下台,非要唱一曲不可。其实徐俊也有十几年没有开口演唱了,在大家的盛情相邀下唱了一段“春二三月草青青”,获得了满堂彩。临离开,我私下塞点报酬意思一下,不料他说什么都不要。在当下能为你做点啥都得要讨价还价的氛围里,徐俊的的人格让我十分敬佩。一次他组织广场演出,突遇雷暴。徐俊不顾自己淋湿,冲出去将一帮儿童演员一个一个接进大堂,再小心翼翼地将他们护送上巴士;然后又将女演员安置好,一再地询问有谁淋到了雨。徐俊喜欢孩子,他办起了一家具有培养戏剧特色的幼儿园。幼儿园正好与自己的小女儿同步成长。为此,他花费了许多的心血。

徐俊真是个上海好男人、好儿子。

说了上面这三位,再来说说我自己的认识。回到上海,要重新做起上海人来了。当年50岁的我,怎样学做一个合格的上海男人?仍然需要有榜样的标杆。远的有我已经过世的父亲;近的有严尔纯兄长、还有徐俊兄弟。上海男人骨子里的那种海派文化,是一种有见地、有分寸的都市文化。它是培养一种全方位的感悟能力,撒播在上海人的艺术、生活、事业的磨炼之中;做合格的上海男人,就是要修行、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感悟能力。

整整卅年我不曾在上海生活。记得第一次回家探亲,祖母就说我:声音有点野脱了(讲话上海腔调少了)。以后几年,家人见我总有变化:不是喝酒像东北人般豪爽了、就是情感显得粗砺了。但我知道,在骨子里上海的味道还是没有变。

要说上海味道的基因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海派文化的“世界文化中国化,中华文化世界化”的精髓了。在上海人眼里,海派文化包括了十里洋场文化、洋房文化、里弄文化、市井文化、滚地龙文化甚至流氓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孕育出了不同群体的上海人。从林林总总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先进元素,则引领着上海的发展方向与提升上海人的整体素质。少了任何一部分,海派文化都不是完整的,也无法组合成完整的上海人群像。

全球一体化,要求经济一体化,文化也在一体化。让世界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相接触的时候,在上海能够实现本土化,融合的结果,就是海派文化及其塑造出来的上海人。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终极价值。

愿上海的上只角能够不断提升原有海派文化的品味;愿上海的下只角也都能成为上只角或超越上只角;愿所有的上海人都能体体面面地生活在海派文化的良好氛围中;愿上海精髓、上海人形象与世界同步。

我庆幸,自己能够属于上海人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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