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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带我走上新闻路

2019-01-14 08:26 作者:胖子  | 4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我在运城市盐湖区(原解于县)龙居镇羊村完小读书时,党组织见我热宣传,便给我发了一个“党的宣传员”证章,不大,铜质的,虽不显眼,却闪闪发光,我便经常戴在胸前显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山西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凭着《山西日报》排练节目;回到村里就爬到村公所的房顶上,一手拿着喇叭筒,一手拿着《山西日报》向村民广播时事要闻;还在《山西日报》上选一些重要新闻为村里编写了几块黑板报。特别是初师二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润生卖棉》。老师大加赞赏,说:“如能继续苦练,必将成为一个优秀的业余新闻工作者。”从此,我就试着向《山西日报》投稿。当教师后,又把师生中的好人好事和团队活动写成稿子投向报社,《山西日报》还聘我为通讯员,后来,竟被调到县委中心通讯组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再后,又被调到《山西青年报》、《运城报》当编辑……那个时候,真是走到哪,写到哪;干什么,写什么……

我的新闻“处女作”《“小麦—玉米”新品种》,就发表在《山西日报》1958年11月16日的第三版上。

那时,我在解于文教部帮忙,去南扶小学调研时,发现53岁教师李效弼虚心学习小科学家尚马超敢于创新的精神,把碧玛一号小麦的胚芽嵌接在玉米的胚乳里,嫁接成功了“小麦—玉米”新品种,我觉得是个好事,也是个新鲜事,符合新闻要“新”的原则,回县后,就连写了一篇短消息发往《山西日报》,不久,《山西日报》就发表了。虽然是个“火柴盒”,但它毕竟是我的“处女作”,我高兴不已,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给《山西日报》提供新闻通讯素材的勇气和信心

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强调要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当时,我在永济县开张中学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一天,我在校园里拣到一封开口信,一看,是本班申淑连同学写给她未婚夫的,正准备装进信封给她时,却被“大办农业”“事务长”等字眼吸引住了,我就不由得读完了这封遗失的“情书”,从信中的内容可以看出申淑连同学对待农村建设事业的正确认识,以及她的纯真爱情和正确的恋爱观点。为了教育更多同学,特别是即将毕业的同学们,经申淑连同意,我们将这封信在学校进行了展览,并抄录下来寄给了《山西日报》。

《山西日报》为了配合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政策和毕业生要做好“升学就业两手准备”,就以我的稿件《一封遗失的“情书”》作为首篇,在《山西日报》4月21日3版上发表了,并开辟了一个“中学毕业生要做好两手准备”的“专栏”。我很欣慰,能为《山西日报》提供了一个开辟“专栏”的思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稿件越写越多,采用率也步步提高,直到1970年3月17日我们(还有赵永康、霍子江)才在《山西日报》上创造了“运城的辉煌”。当时,《山西日报》每天只有四版,而那一天的《山西日报》,除了第三版上半部分为国内外新闻外,其余三个半版面都是安邑水泵社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调查报告、社论(报社写的)、先进事迹和照片(霍子江拍的);接着,又于3月17日在“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的通栏标题下,又发了一个专版,除了省革委会生产组发出的“关于学习安邑水泵社的通知”外,全部都是由我采写(或代笔)的一组社队群众对安邑水泵社的评价(共6篇),从而在全省树立起了一杆支农旗帜。

1998年,我从运城市政协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60年来的人生沧桑也把“老”字刻在了沟壑纵横的脸庞上,但我退而不休,“爬格”不止,特别是2003年被选为盐湖区老促会常务理事后,我以老区、老年为主题,先后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山西老区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近千篇文章,内容和文体也更加广泛,有新闻通讯,有调查报告,有散文游记,有史海钩沉,曾被誉为“老区的笔杆子”和“老不休闲耕砚田的主”。

期间,我还特别关注老年人的生活,比如,2009年10日26日,我陪盐湖区老龄委主任乔呈祥去车盘村检查工作,刚好是九九重阳节,也正好碰见车盘村“两委”为全村70多位老人办起了 “老年食堂”,规定凡是本村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天只需交纳两元钱,就可以在“老年食堂”里享受一日三餐的生活待遇,不足部分,由村委会负责补足。食堂内还放有报刊杂志,设有电视、象棋、扑克、麻将等娱乐设施,供老年人饭后茶余根据爱好尽情享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苗头,根据《山西日报》“新闻要善于尽早从苗头中发现问题,及时撰写一些有倾向性、苗头性、对策性的信息,上报领导,发挥信息为领导决策指导工作的作用,做好领导的参谋”的要求,我立即写了一篇短信息《盐湖区车盘村“两委”为古稀老人办起“老年食堂”》,发到《山西日报》《运城日报》《黄河晨报》,结果,第二天,就是10月27日三报同时刊用。现在纵观“日间照料中心”在全省遍地开花的盛况,不能不说与这个“报道”无关。这就说明《山西日报》经常强调的“要善于抓住苗头性信息不放”的原则是对了。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就是我和《山西日报》“时尚周刊”“生活周刊”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2005年前后建立的,我拼命地向C1、C2、C3提供稿件,他们也尽量地帮助我,特别是C1版的编辑安奋伟,经常因为稿子给我打电话,不是叮咛某件事的真实程度,就是让我再补充一些材料,有时也让我补拍照片,要不就是因为某个字、某个机关的名称和我再三叮对,比如《巧手男是位剪纸迷》一稿中,她竟因为“武警总部”“武警部队”名称问题和我叮对过几次,还在网上查过几次,弄得我不得不也认真对待,我就马上让文章中的主人公李玉飞放下手中活马上来我家里一次;……不知道的人还当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至今我们还是“电话上的朋友”,连一次面也没有见过,就是站在我面前也形同陌路。别人说我“是一杆笔”,其实,我和报社的编辑们并不认识,都是在稿件来往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山西日报》带我走上了新闻路,我得谢谢《山西日报》的编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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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带我走上新闻路的评论 (共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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