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良心——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七
天地良心
——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七
1974年春天，革命的斗、批、改如火如荼。我们村小学校的关振兴老师又当上了“运动员”，成了斗、批、改运动的对象。在全村的“深挖”动员大会上，工作队张悦队长的动员报告振聋发聩：“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阶级敌人总是利用各种方式、手段攻击社会主义，真是无孔不入。就说村小学校吧，那位老右派分子竟然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用唐诗讽刺社会主义，用洋诗为自己鸣冤叫屈，妄图翻案……”广大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地的豪气被再一次唤回，“打倒右派分子”的口号声震天价响。
所谓古为今用事件是这样的，关老师为了给老母亲过生日，刨了两筐地瓜去城里卖，于是，关老师便吟诵了唐朝诗人聂夷中的《悯农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如果事实成立，这不是借古讽今是什么?!揭发者是外号叫吴腆肚的公办教师吴焕玉，此人三角眼，嘴角处稀疏几根黄须，是旧戏中典型的歹人相。所谓洋为中用事件是这样的，关老师教七年级(相当于初二)数学，他曾给学生出过一道印度数学题，那题是一首诗：“小河寂寞有新莲，五寸婷婷出水面。孰意风狂莲身倾，忍看素色没波莲。渔翁偶逢翌春早，残卉离根二尺全。试问英才贤学子，水深几许在当年?”揭发者是下乡知青杜忠义，当时他在学校代课，他批判道：“大右派以莲花自喻，把社会主义比成污泥，把反右斗争比作‘风狂’，把自己被打倒说成‘莲身倾’。所以，他给儿子取名‘则鲍’，女儿取名‘雪莲’，这不是想报仇、想翻案又是什么？”
批判大会之后，关老师被关进了“死班”，交代问题。工作队张悦队长亲自找到我，要我为这两首诗打证实。张队长一脸严肃地向我交代政策：“目前，省革委有规定，村办学校负责人必须是大队支委，或由大队支委兼任村办学校负责人。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加强党的领导行么?你是学校负责人，但不是党员，更不是支委，如果能配合我们，彻底批倒批臭老右派，你就可以火线入党。你是贫农出身，苗红根正，只因为你的姑父是现形反革命才影响了你当兵、入党。所以，这次运动对你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张悦队长顿了顿，一脸的阶级斗争变得满面春风，“小郑同志啊，你年轻，聪明，如果解决了组织问题，当上了支委，今后保送上大学，选调上油田，作为后备干部培养，那些都是小菜一碟。我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老同志，对青年同志，尤其是对像你这样出身好又有培养价值的青年同志是负责任的，希望你为自己的前程着想啊!”张队长的一番话，入情入理，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令我激动不已，感激涕零。同时，也触到了我的痛处。我曾因为社会关系问题破灭了蓝天梦，也因此同入党、当兵失之交臂，这次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然而，又一个声音响在我的耳边，那就是我当上学校负责人时父亲嘱咐我的：儿子，你是一校之长了，千万不能干丧良心的事！这时，关老师那刚直倔强的面孔也浮现在我面前，他曾多次对我说过，他也是苦出身，是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解救出来的，是人民助学金让他读完大学的，他感谢党还感谢不过来呢，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他始终相信党，会还他一个清白的。于是我说：“张队长，您对我的关心我表示衷心感谢。但是对关老师，我实在没什么可揭发的，关老师——”张队长插话：“不许称右派为老师！”“是，是，关，关右——他卖地瓜为母亲过生日，确有此事。老太太过生日，我还去喝过酒。”“这就对啦，你还是有革命觉悟的么!”张队长鼓励道。“不过老太太的生日是在下霜之后，这时的地瓜已成熟，跟‘卖新丝’和‘粜新谷’联系不上。那首《荷花诗》，是一道很有趣的印度数学题，用勾股定理计算。这道数学题，他首先在老师中推荐，并进行运算。我认为，给学生出这样的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开阔学生的视野，怎么能说为自己鸣冤叫屈呢？至于关老师——”我的话又一次被打断：“不许称关老师！”“至于他给儿子取名”‘则鲍’不能解释为‘就要报仇’。他姓鲍，因为他是因母亲改嫁被带到关家的，关则鲍，意思是虽然姓关，但还是姓鲍么。女儿叫雪莲，我看这名字挺美，不能胡乱联系，牵强附会。”我的回答与张队长的期望值相去甚远，我的倔犟决定了我吃不了兜着走。最后，张队长冷冷地对我说：“反正我把政策交代给你了，再给你一个晚上的思考时间，何去何从，道路由自己选择！”晚上，我惴惴不安地把张队长同我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做得对，咱宁可回家种地，也不能丧良心。”第二天，张队长果然又召见了我，这次，他手里捏着一份《入党志愿书》，仍和蔼地对我说：“你入党的事，我们工作队和大队支部研究了，你姑父虽然是现形反革命，但是，重在你自己的表现。说具体一点，就是能不能跟反革命、右派分子等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你如果能彻底揭发老右派的罪行，今天你就可以填写《入党志愿书》，明天就能上报到公社党委，下周就能批下来，你就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张队长说着，把《入党志愿书》摆到了我面前。这时，那份《入党志愿书》在我面前幻化成一个无形的套子，我如果钻进去，就可能成为一个可怜的为虎作伥的恶鬼；如果不钻，虽然吃了眼前亏，但我还是一个大写的人。于是我说：“谢谢张队长和党支部对我的关心，如果组织上认为我达到了党员标准，我就认真填写；如果认为我还有差距，就继续考验我。但如果让我给这两首诗打证实，我还保留原来的看法，那就是这两首诗不能跟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张队长见我顽固不化，便向我施加了最后的压力：“再给你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如果你想好了，可以随时找我，可千万不能跟右派同流合污啊！”说着，又把《入党志愿书》狠狠拽了回去。我也冷冷地对张队长说：“不用考虑了，再谈还是这样。”
果然，在第二次批判大会上，张队长针对关老师的所谓两首诗事件，做了区别对待：“在学校里有四种人：右派横车挡道，有人吹捧和调，有人装聋作哑，有人生气没招。”右派一听便知是关老师，“吹捧和调”指的就是我，“装聋作哑”指的是大多数有良心的老师，“生气没招”指的是揭发关老师的吴腆肚。之后，张队长宣布了处分决定：“撤消右派关振兴的民办教师资格，回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撤消郑德忱的学校负责人职务，保留民办教师资格，以观后效……”关老师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学生哭成了一片，我也在办公室里洒下了从不轻弹的男儿泪。于是，我又多了一条罪状：“挥泪如雨送右派”。关老师“下岗”不久，吴腆肚揭发《悯农诗》的事儿反倒搞臭了自己，在我们村混不下去了，便申请调到了别的学校。“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就在那年冬天，那位揭发《荷花诗》的知青代课教师，虽然如愿以偿地返回了鞍山，却在一次突然停电事故中，被电磁起重机突然落下的铁板砸成了肉饼。我这里绝非宣传善恶因果报应，但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人的走向。这力量便是：你如果但行好事为人正直，你就会顺顺当当坦坦荡荡地走向善境；反之，你如果心术不正落井下石，便会疑神疑鬼忐忐忑忑而遭致灾祸。(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四人帮”垮台后，关老师得到了彻底平反，被安排到县高中任教。我在1978年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一名高中教师。世界上有好多事情竟是那样不可思议，关老师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偏偏分到了辽化财务处，报到时，父子俩一起先到我家报到。关老师几乎每年都到儿子家来，因此我们俩每年都能见面。每当我们聊起当年那两首诗的时候，都不禁感慨万千。后来，经我联系，关老师还到宏伟区城建局苗圃工作过一段时间。
是的，假如当年我违背良心，落井下石，为两首诗打歪证，可能会立即入党当支委，甚至坐直升飞机平步青云。但上得快，必然摔得重，弄不好还成了“三种人”。假如那样做，我的良心会受到终生自责。历史是公允的，也是滑稽的。极具讽刺意味的倒是当年没有入党没有当上支委的我，却在异地异时当了多年的党务工作者。如今又调入新的单位做专职书记，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着。
天地良心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