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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岁月

2018-09-18 17:45 作者:吉米/mn  | 8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一晃49年过去了,当年朝气蓬勃的我,现已进入花甲过半之年了。

那是1969年的秋季,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大潮中,刚满十五岁的我,离开学校,无奈地随家里下乡插队。一呆就是整整四年多。

这个村子在离县城十几里路以外的小山沟里,有二十几户、百十号人口,四面环山,近似小盆地。村外有一条小溪,那是人们劳作了一天洗刷泥土与妇女儿童洗衣服戏耍的地方。最显眼又美丽而壮观的是,靠南边“松树苞”山顶上,那一棵古老而形似大伞的松树,爬上山顶,站在树下,你会体会到什么是“林涛吼”的感觉。村子对面山上盘旋着通往汉中的公路,晚上可以遥看那如星星似的灯光,在公路上移动,便遐想万千!

村子离出山的公路有五华里的样子,到了公路,也就到了大队部。几十年来,我常常萦山村,每当想起那熟悉而陌生的崎岖小道,我就想起当年那个没见过小麦、玉米的生长过程,也不知粮食怎么从原粮变成面粉的小姑娘,学会了怎样跟着犁沟扔洋芋种、玉米籽;怎样去锄玉米地的头次草,去瘦保肥苗,怎样再去锄二次草,搂土保墒;又怎样收割、碾打小麦;怎样才能把一背篓的粪土,从背上利索地倒扣在地里,不至于连人带粪一块倒下去;又是怎样背上一背架麦捆,走在无塄坎歇气的地方,而要用一种呈“T”型叫“搭拐”的棍子支撑背架来喘气。这些都是村民们手把手示范教会的。我虽然晒黑了,手上有了茧子,手指也不直溜了,但身体结实了,人也长高了,长胖了。

在那四年里,我还学会了做针线活和做饭、养猪、喂鸡;还学会了推磨、筛面旋糠、砍柴割刺;更重要的是四年下乡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懂得了惜粮食、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现实、面对坎坷的人生、怎样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去认真而努力的工作。

四年多的下乡生涯,造就了我刚毅的开朗性格和对人生的追求、热爱和珍惜。那时村里缺少文化,仅有的男性西安知青,短时间内就剩下一个。记工员由一个招赘女婿担任,由于工作不负责,村民意见很大,要知道工分在那个年代是养家糊口的唯一保障。次年在全村村民的信任下,我担任了记工员。我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一直干到我离开那里。那时一个强壮劳力干一天十分工,女劳力干一天八分工,十分工才是一个劳动日,当时能值个四至六角钱,最鼎盛的一年是八角多点钱。我每记一个人出勤一月的工分,队里补贴1分工,所以每月我可多得五至六个劳动日的工分,那时我曾为每月多了这几个劳动日而激动不已,因为要靠我当时的情况去劳动,我得干十一二天才可以挣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记得有一次要往一块麦地里背化肥,那是一个呈土包形的坡,而且从坡顶至山脚下直直一条路,中途无塄坎没地方休息,且坡又陡又长,一袋化肥50斤,要一口气背上去。当我从仓库背上它时,就感觉沉沉的,当我来到山脚下,歇足了劲,开始向上爬,爬着爬着就觉得背上的化肥越来越重,两条腿也越来越沉,额头上的汗珠顺着我的脸颊、耳根往下淌,我艰难吃力的往上爬,当我满脸绯红。气喘吁吁、两腿打颤地爬上山坡顶时,连人带化肥就一起倒了下去。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就那样四仰八叉的躺在地里,闭紧了双眼,张大着嘴在喘气,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全然不顾女孩子的雅观。但那时毕竟是孩子,休息了一会儿起来,再背到目的地,下山时又是连蹦带跳,与前真是判若两人。一个上午背两次,现在每每想起,真是唏嘘不已!

那时人真是不知什么叫累,什么叫苦,只知道要好好接受再教育,为学大寨多做贡献。经过两年多的锻炼,我嬴得了村民们的信任。1972年,村里办起了小学校,让我担任民办教师,带着一至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复式教学,从而结束了本队三年级以下的孩子,要去大队上学的历史。

当年那里的孩子们在漫漫的求学路上,大的带着小的,历经风、饱受寒暑、道路泥泞、爬山涉水长达五(那时是五.七制)年后,才能到县城去上初中(截止我离开那时,村上还没有一个人读过初中)。一个村子也就是十几个孩子,我不知过去他们的父辈是怎么上学的?

当年的学校是在一间旧仓库的中间那间房子临时开设的,门前有棵大核桃树,后背墙上没有窗户,山区的春天乍暖还寒,晴天开着门还行,一但变天关上门,光线就特别暗,没有任何照明的东西,村上临时找来几张旧桌子、板凳和一块小木板,我买来粉笔、蓝红墨水、黑板擦、哨子各一,就这样一个村办小学校算是开张了。随后,村上才让本村会点木活的村民给做了六套课桌、长条凳,一个带架子的大黑板,学校也从黑仓库里搬进了知青住过的瓦房里(让知青挪到别处住,当时村上还是挺重视教育的),麦场就算是操场了,院里有两座牛圈,虽然气味不好闻,但环境倒还清静,对于我和孩子们来说,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

村上办起了小学校,全村人都很高兴。那时学校采用的是一至三年级的复式教学模式,共有十二个孩子,多数孩子都住在本村,只有两户孩子(含做木活的那个村民)的家分别住在离村子还有好几里山路的两个山头,不出工的人也会常在门前溜达、窥望,算是关心和“监督”吧!总之任教期间的两年,我没有辜负村民们对我的期望,我努力学习、不断探索,认真负责,工作出色,村民及主管学区的领导都满意。那也算实现了我从小玩“过家家”时,常模拟着当老师的愿望。山顶上的村民说:“如果不是村上办了学校,我们的孩子还不知要多跑多少路,受多少罪。”尽管他们的娃比村里娃娃们要起早贪黑地来回跑四趟,但是还是很高兴和很满足。那些路全是羊肠小道,晴天还可以,遇到刮风下雨,真是一路走一路滑,摔跤是常有的事,遇着小河涨水了,列石(在河中等距离摆放的踩脚石)淹没了,那就过不来,不能上课,因此我特许他(她)们,早上可以不上早操,其实上操的时间他们早以行走在那弯弯的山路间。那几个孩子都很勤奋,从不耽误上课,十二个学生中,最小的就是适龄的,最大两个女孩子,早已经超过了她们应该上学的年龄。正是以前的环境,也因为她们是女娃,家里弟妹多,大人要出工,她们便被留在家里看弟妹,而失去了按时入学的机会,也正是村上办起了学校,她们才得以走进课堂。学校的全部课程都是由我一人带,除了语、数课程有教材外,副课均没有,全凭自己安排体、音、美的教学,实际上也只有利用这些副课,来调剂各个年级的课程,腾出时间来上语、数课,一般在正规学校工作的老师,是不能理解那样的教学模式的,但是要知道正是那个年代,我国一大批民办教师在那艰苦的地方,为农村的教育贡献着美好青春年华,有很多老师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此期间我还兼任村仓库保管员,入团后担任大队团支部组织委员和支部副书记,我带领全队团员、青年成立“青年突击队”,种责任高产试验田、抗旱保秋、战秋收、学大寨修梯田。那些个日日夜夜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铭刻在心。1973年秋,贫下中农推荐我去地区师范学习深造;两年后毕业回到县城教书。由于当年学“朝农”,我们以“社来社去”的方式参加分配。我回到了家乡,没有像回乡青年再回到村上任教,被留在了县城小学继续任民办教师,农村户口被落在附近的生产队。

工作了一年后,当学校推荐,文教局审批给我转正时,我却因“政审”不合格,被一县干部的夫人顶替(这是后来才知道真正原因的)。后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又工作了半年,于年底参加了“招工”,进入商业系统工作了十二年。后在国家大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眷顾下,我历经艰辛与坎坷和不易,才于1989年初落实回到教育上,在县局机关工作。后于1995年初,调到市区小学及教育局直属单位工作。可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的人生观都促使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每个工作岗位,立志努力的干好本职工作。

多年来先后被评为市、县(区)(本行业)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和年度考核优秀,主管的工作也多次受奖。在家庭生活中,勤俭持家,含辛茹苦养育儿女;日常生活中真诚待人,这些都与我当年下乡接受再教育、磨练成长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那四年乡亲们的教育与锻炼,也许我现在对怎样活着是另外一个世界观。更重要的是那段岁月锤炼了我的品德,陶冶了我的情操和净化了我的心灵,丰富了我对农民情感,给我创造了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使我终身受益匪浅。当然其中的艰辛和甘苦也是讲不完的。但我还是要感谢社会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使我们这代人有了几代人都未曾有过的人生经历,那就是——上山下乡!

备注:此作于2018.9.3日在《东方杂志》公众号平台发表。

陕西 肖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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