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忆伯父归去来
文/毛兴凯/湖北巴东
一
二0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下午，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电话那头自我介绍：我是毛传书的儿子毛星荣，……父亲走了！
什么？伯父走了？什么时候？电话里，约一分钟没有声音。
喂，星荣弟，你在吗？
在。应该是哥换号了，一直接不通，心里好难受……言语之悲切，透出骨子里的伤痛。约一分钟，我亦无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原来，伯父在一个月前就去世了，因工作原因换号，只与伯父说起，忘记告知弟弟，一直联系不上我。弟弟好不容易从我与伯父的往来书信中得知现在的号码，终于打通，觉得好难好难啊！
伯父临终前告知弟弟，自己走后一定要代表他及全家到大陆老家看望各位亲人、祭拜爷爷奶奶……血浓于水的亲情不能断了线啊。弟弟深知，此事责任重大。想尽一切办法与我取得联系，兑现父亲的遗言，是他随后日程的重中之重，责无旁贷。
二
一九二六年农历四月初二，伯父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狮子淌村腰悬河，祖籍湖北天门。兄弟四人，依序为毛传书、毛传章、毛传念、毛传杰。父亲是老二，和伯父一样，也在民国时候当过兵，与伯父交往最多，很多关于伯父的情况都是从他口中知道的。
祖辈是勤劳殷实的人户，属于自耕农一类。伯父的童年过着正常孩子的生活，六岁读三字经、四书，后来读国文，还读过道教、医药方面的书。因在家中是老大，少年的伯父随爷爷到资丘买过布匹，到建始官店贩过白酒，在贫穷落后的乡下，伯父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俗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刚刚临界青年的伯父就不那么行运了。先是民国二十九年冬（1940年）爷爷病故，十五岁的伯父经历着人生第一次失去至亲的重击，承担着年少办理丧事的痛苦磨难。四处找人求人，既要为爷爷赶做寿衣，又要到处打听哪家有没有刷棺材的生漆，倔犟的伯父像成年男子一样，冷静决断，无所畏惧。下葬的期间到了，生漆依然没有着落，只好白皮棺材安埋，伯父扶着爷爷的灵柩说：“爹，我们已经尽力了，对不起，您安息吧！” ……三个弟弟看着哥哥失声痛哭，泪如雨下，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嚎啕大哭，三叔甚至倒地休克，惨兮兮的，乡邻们望着四个可怜巴巴的孩子、凄惶无助的景况，都纷纷相劝，暗自流泪……
屋漏偏逢连阴雨。次年正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虚岁十六的伯父被抓去当兵，唯一能替奶奶排忧解难的长子远去，这个家不到两个月经受着又一次严寒霜打，奶奶整天以泪洗面。望着三个不晓世事的孩子，为了不让他们冻死饿死，饱受失去丈夫、思念儿子痛苦折磨的她，唯有认命，唯有苦撑，唯有坚强，毅然顶起一家人生计何从的重任，别无选择。
三
日本入侵的年代，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当兵的更是东征西讨，转战南北，辛劳异常。伯父被分配到重庆国军185师学兵连，每天都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后调七十六粮材库。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兴山县泗湘溪往家里写信并寄钱。同年，从长江北走三、四天路回到家，三天后返回原单位，奉命赴长沙与日军会战。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庆、贵州独山与日军作战后调通信器材总库。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编入国军第四军官总队。不久，由重庆坐船到宜昌，辗转宜都、资丘，走四天路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家。可是，眼前的一幕，让伯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的房屋荡然无存，一片废墟。整个人浑身凉透，悲痛欲绝，这就是自己苦苦盼归的家吗？
原来，这年夏秋之交，一场火灾吞噬了整栋撮箕口外形的房子，一家人无处安身，无吃无穿，无依无靠，这个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家，更是雪上加霜。奶奶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令其分家，各自谋生，以度难关。十七的父亲、十五岁的三叔都已结婚，独自成家，奶奶与年纪尚小的幺叔为一家，大家在绝望中寻找生的希望。
三家分别撑起木叉子，搭起用竹胡子、茅草盖顶，用包谷杆子夹装四壁的茅草屋，遮风躲雨，避雪抗冻，挖野菜野茎、捡田间剩物，东讨西借，稀汤保命。……穿衣也是很大的问题，除从大火中抢出的少量家具、棉絮等物品外，本来不宽裕的衣裤所剩无几，除了身上穿的，几乎都没有第二条裤子，更不用说棉裤之类的东西了。穿脏了，就晚上睡觉时脱下来洗，柴火烤干，第二天继续穿。常常是男的穿女的、女的穿男的，轮流穿、轮流洗。大家急切的愿望就是想方设法每人再做一条换洗的裤子，增添一些御寒的衣物，以度过即将来临的寒冬。
既然分了家，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那时，家家普遍贫穷，本不宽裕的亲戚也没有多少搭救，一向倔强的父亲对大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生病，保住命，不相信年年都这样背运。年龄稍大的父亲借钱赊米、联系木匠，准备重修房子，把十七岁的自己当成阅历老道的大人，倒也给这个大家庭成员壮了胆，鼓了气，带来一些生机。
伯父的归来，改变了父亲所有的设想。伯父坚决不同意房子各修各的，说此前分的家不算数，要合家，大家一起修房子，不然就出走，永远不回这个家。伯父比父亲还要倔犟，加之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事理何在，利弊多少，一清二楚。加之奶奶生怕长子归而复失，也哭诉着劝大家按老大的意思办。于是，在伯父的坚持下，合家、修房子就成了板上钉钉子的事，没有谁再说“树大分丫，人大分家”之类的话了。
其实，伯父考虑的是兄弟年纪都小、母亲多病，单枪匹马房子很难修成，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就这样，请来大面山的黄正德师傅，马上认木，同时修五间，四兄弟一人住一间，共用一间堂屋。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闰二月二十四在原地基上树柱立屋。慢慢地，一家人总算有了安身之处。
四
房子建起了，兄弟妯娌的心思却不在一起。加之伯父当兵前那个按生庚八字结婚的老婆不勤快，也不会理家，另外几妯娌或多或少有些嫌弃。伯父不在家，她就去了娘屋，伯父回来了也不去找她。如此情况下，各自独立生活的愿望大多有之。反正房子修起了，分家后的压力也不是太大，那就分吧，伯父表示了同意。
那时，祖辈在三里外的长岭置有一个庄田，考虑种田远近方便的因素，就把这个庄田分给了幺叔 ，共同给幺叔在上面建房子，下面的一间谁要谁出钱，用于买瓦、付工资。伯父不想买，三叔无力买，唯有父亲承担下来，东扯西拉到处借帐，总算把事情摆平。
辛苦还算平安的日子不到两年，战乱又给这个重创未愈的家庭带来了生死别离的折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初十，伯父正在为同水井的族弟完婚管帐，突然三个骑马的官兵到来，要求伯父随他们即刻返回部队。只有命令，没有原因。伯父明白，这不是一道寻常的命令，这一去，说不定就是诀别。农村有俗语说，喜事帮忙，中途断桥，是十分不吉利的事情，东家极力劝说官兵，要求把帮忙的喜事办完，明早再走，连新郎新娘都出面苦苦相求，方方面面的招待也非常客气，加之办喜事场子里人多，官兵脱身也有难度，何况还要把人带走，无奈之余，官兵只好作罢。
奶奶的悲痛胜过所有人，一个劲地痛哭，母亲连夜为伯父赶做布鞋，对着昏暗的松油灯，一家人通宵未眠。天气本来还不算太冷，屋子里却充满浓浓的寒意，火坑的柴火不时发出噼啪的响声，添加的湿柴或许因为油质的缘故，不时喷出气来，随着火苗嗤嗤作响，像是叹念这个不怎么走运的人家，更像是在嘲笑这个生病的世道。
后来母亲对我说，伯父走的那天办早饭，切开一个包耳菜，里面卷曲着一条菜花小蛇，吓得不知所措，惊呼拐达拐达，大家连忙去看，只见小蛇微微蠕动，甚是奇怪。这种怪事，兆头不好，知道你伯父这一去就难得回来。
五
奶奶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再也没有见到伯父，甚至连只言片语的消息都没有。她相信，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对儿子的印像永远定格在辛酸的一九四八年。因为丈夫早逝，因为思念儿子，奶奶时常精神恍惚。一次意外的摔倒导致语言不清，成为半哑，唯一念得清晰的就是伯父的名字。就这样，奶奶在本可以安享晚年的日子，余生依然凄惶。
值得庆幸的是，因为一场火灾，家贫如洗，解放后家庭划为贫农；因为伯父生死不明，杳无音信，家庭没有受到历次运动的牵连。在我读书及工作的时候，往往有很多表格要填，其中家庭出身一栏填“贫农”，主要社会关系中关于伯父一栏的后边，一直填的是“杳无音信”。如此看来，在得失之间，上天似乎早有安排，任何人都无法规避。
伯父被官兵带走不久，按照当时政策，两丁抽一、四丁抽二、独子免征，父亲也被抓去当兵。……缺兵的时候当然是越多越好，或许是三叔身体有病，幺叔年龄太小，总算是没有弄去。父亲直接去了重庆，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各种小道消息、民间传闻不绝于耳。尽管管制很严，还是有很多士兵利用换防的机会偷偷逃跑。一次，部队向万县方向转移，父亲等人被安排负责号房，所到之处，民房都是空的，偶见当地百姓，也是探头探脑，躲避不已。父亲等人下决心抓住一人，诱导盘问，知道共产党就要接管这里了。原来老百姓已经认为父亲一行就是逃兵，但并不知道普通士兵对整体局势不清楚，还蒙在鼓里。号了房，有人返回联络，有人就地坚守，父亲等三人负责坚守，等待部队驻扎。攀谈中得知，另二人一个是贵州的，一个是利川的。因为不太熟悉，相互并未深入打探。
想家心切的父亲和另二人也许有同样的想法，但谁也不敢说出“逃跑”二字，那是要掉脑袋的。眼看驻扎的部队就要过来，父亲磨磨蹭蹭，心急如焚。这天中午，几人到号房周边转悠，父亲下定决心，死了就死了，反正要挣脱目前这个死亡营。父亲借机说要到林爬子解手，行至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鼓足勇气，连飞几道高坎，跳过数道溪沟，翻山越岭，曲线奔跑，约莫一个时辰，见后面无人追赶，更无枪声响起，这才放缓脚步。整个人精疲力竭，瘫软如泥。接下来，紧要的是打听方位。小地名，外人是肯定不知道的。父亲便找到当地一户人家，说出曾经背夫听人讲的离老家最近、比较出名的地方－－施南、宜昌等地，经人指点，按照大致方位模糊地前行。
国军的衣服特别显眼，途中遇到地方恶人，抢去了外衣外裤，寒气不断袭来，父亲只有靠不停地行走，甚至奔跑来增加热量，田地里找一些萝卜菜之类的东西果腹充饥。初冬时节，晚上是最难熬的，不是在树下过夜，就是在岩洞避风，父亲唯一的信念就是：只要命在，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一天晚上，寒冷异常，饥寒交迫的父亲实在走不动了，眼见山边草房内透出火光，比较寂静，就试探地敲门，应声的是一位老年妇女，听明白来意，老人开门请进。见到面黄肌瘦、冻得哆嗦的父亲，老人说，孩子，你这是又冻又饿啊，家里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给你烧几个萝卜将就一下吧。……原来，老人也有两个儿子，全部被抓去当兵（这当然是坏了规矩），至今下落不明，老伴去世三年，而今孤独一人，天天盼着儿子回来。说着说着，早已泪流满面。
伯父烤着柴火，倾听老人无尽的诉说，困了就靠墙打个盹儿。天还没亮，父亲穿着老人送的自己儿子的衣裤，起身告别，继续赶路。老人像送别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停地叮嘱抹泪，父亲好生感动，忍不住泪水涟涟。父亲常对我说，今生亏歉这位老人的，根本记不清那个地方，这个情，看来是还不上了，但反过来说，别人有难，多多帮衬，还是有人念着的。
走到施南，这里已经解放。解放军四处巡逻，盘问父亲，得知相关情况，问愿不愿意留下加入他们的队伍，父亲说很想家，并说明了家里艰难的处境，婉言谢绝，决定先回去看看再说。
父亲回到家，已是冬月末些时候，走的时候大姐还没有出生，这时已快满一岁了。一家人见父亲瘦得像鬼一样，没有高兴，只有痛哭。奶奶急切地问，老二啊，你回来了，老大呢？父亲无语，只是陪着奶奶不住地流泪。
六
一九八八年我二十七岁，任杨柳池民族中学校长。忽然一天下午，办公室喊我接电话，说是我父亲打来的。从不给我打电话的父亲，怎么会打电话呢？我心底一沉，生怕有什么不幸的事情突然临头，跑步冲进办公室。电话那头是父亲的声音：你伯父来信了，赶快回来帮忙写个回信，明天。没等我回答，电话就挂了。这是父亲向来说话的风格，也许是怕花电话费，我猜摸着。
那时没有手机，老式摇把子电话只有去村委会才有，看来父亲是专门去打的这个电话。于是，我着手安排学校当急的工作，次日一早，坐一辆到孙坪方向的拖拉机回到老家。信是三友坪从台湾回来探亲的邓亚民先生带回的，伯父委托邓先生打听家中情况：一是老家住地还有没有人，有的话，现在有哪些人。二是母亲还在不在。三是当地交通如何。
按照伯父的意思，我以父辈的名义写好回信，让他们送到邓先生老家，然后带给台湾的伯父。大致内容是说大家万分思念着他，老家三兄弟都还健在，各自有多少子女，有多少孙子、外孙，分别叫什么名字等等。说到奶奶时，只是简单地说明老人家因病早已去世。还谈到了伯父那个大陆老婆的情况：后来与一个姓万的金匠结婚走了，房子卖给了老三 ，再无联系。最后是盼他早日回来团聚云云。
随后了解到，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探亲的决议案：“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等三亲以内之亲属者，可登记赴大陆探亲。” 十月十五日，台湾行政机构《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一般民众可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大陆老家，一年可探亲一次，每次三个月。仍然健在的在台大陆老兵，有生之年总算有了回家团聚的可能。消息发布后，台湾全岛无不欢欣，不少人更是老泪纵横。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手续，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的半月之内，就被索取一空。
七
伯父因为身体欠佳，相约返乡的时间多次变更，短期未能成行，但相互通信频繁，家长里短的信中交谈，彼此倒也知根知底，清楚明白，陌生的亲人越走越近。
回逆时光隧道，至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伯父离家返回原部队，几经周折，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元月随部队经汉口、上海乘海船到达台湾。船上三天两夜，队伍庞大、心情浮躁，但看管很严，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意外情况依然不少。因为缺粮，士兵几天都是靠稀饭糊粥过日子，没有谁真的吃饱过，时常为争抢最后的锅巴而大打出手，受伤者有之、落水者有之，恐怖与惨状让人不敢相信。人的原形丑态暴露无遗。
到了台湾，眼望茫茫海水，伯父内心一片茫然。何时能回老家，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将会发生什么，一切无从知道。贫苦的生活，孤独的思念，绝望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起初，是不允许大陆兵在台湾结婚的，一是怕削弱他们想家的程度，影响攻陆作战；二是许多士兵在家乡结过婚，两岸分治时期无法查证，万一攻陆成功，回到家乡就破坏了社会伦理。随着时间推移，攻陆渺茫，加之内部呼声高涨，婚姻解禁成为现实。
一九六一年，伯父在台中县清永镇与屏东县盐埔乡柯龙妹结婚，一九六五年生长子毛星荣，一九六八年生长女毛星中，一九七0 年生次女毛星河。三个孩子均已长大安家工作。
台湾称这些大陆来的老兵为“外省人”，他们的生存非常艰难，即使与当地人结婚了，也不例外。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严重不同，滋生着种种交流障碍与生活的不协调。同时，“外省人”有统治地位的优势，挤压了当地人的发展空间，这样，无形中形成了族群间的矛盾，以致后来成为台湾政府最最棘手的问题。总之，“外省人”很难融入当地社会。
当年到台湾的一百多万人，士兵有六七十万，真正有条件在台湾结婚安家的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孤身一人、孤独一生。据此，台湾行政机构为六十岁以上的孤身老兵准备集体宿舍，叫“荣民之家”，一个房间有两个铺或者上下四个铺，吃饭、住宿、医疗不要钱，退休金照领，生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却与日俱增。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想要回家简直是天方夜谭。逢年过节格外想念亲人，他们就三三两两聚集到海边，一瓶酒，一碟花生米，喝得酩酊大醉，有文化的兵还会朗诵于右任先生的现代诗《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对于久在异乡的老兵，所有生活都是辛酸，所有期待都是渺茫。何日推倒两岸间的高墙，是他们今生今世唯一的愿望。
八
伯父于一九七七年退役，根据台湾政策，六十岁以下的老兵由台湾退辅会安排到企业、工厂就业。即把老兵分到指定单位，要求尽心尽力地辅导他们，直到能够胜任工作。伯父在部队是军医，退役后自然从事医药工作。后来，因恋就家乡山水土地的情怀，选择在台中梨山租用果园地，专门种植热带水果，并掌握用苹果酿酒技术，这一种就是三十多年，造就了他特殊的梨山情怀，直到去世前，还时不时念叨着。这里，带给了他自由自在的劳动、排遣思念的遐想，他享受，他满足。如此，安慰着他隐痛的心灵。
那些没有退役的老兵，生活自是枯燥乏味。本就匮乏的娱乐活动，还有很多限制性的要求。比如玩收音机，说这个属于管制品的范畴。尽管它是听歌、唱戏、听相声的娱乐工具，但两岸透过电波隔海喊话，因此也是政治心战的工具。台湾本岛的官兵，个人可以有收音机，却不许收听短波，因为大陆电流强，收音机指标一拨到短波，“蒋军弟兄们”的声音就出现了。外岛离大陆近，就无所谓长波、短波，能听得清楚的广播都来自大陆电台，所以外岛个人有收音机的，非最高长官莫属。
后来有了电视机，黑白的，十二或十四吋，作为劳军品，一个连队一台，放在“中山室”，由专人看管。新闻只许看中午十二点和晚八点的。歌唱节目则比较宽松，台视的“群星会”最受欢迎。去看电视就像去看电影，什么时候播什么节目，大家都清楚，时间一到，“中山室”里已挤满了人，早到的有位子坐，晚到的只好站着，不过，坐或站都一样高兴。
台视有个节目，叫“怀我故乡”，每周六下午播半小时。顾名思义，这是介绍大陆风光的节目。所谓“风光”，只是图片，由于两岸未开放，呈现在屏幕上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照片，节目制作单位从四处搜集后，由主持人“看图片说故事”。
伯父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每播必看，总在期待能播出记忆中家乡的印象，哪怕是只言片语，常常为之怅然。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从来没有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硝烟散尽于历史的天空之后，世人方知，活着，原来为的是相聚，为的是骨肉不再分离。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悲伤可以忘记，爱恨可以放下，无论怎样的沧桑与悲凉，都会在春天到来的时候终结。
伯父就在这样的幻觉中，时常快步走到窗前，将窗户打开，一道金色的阳光从西边射来。看！那晚霞似火，枫林如醉的地方，不正是我的家么？
九
年轻离家古稀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亲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先生您找谁。一九九一年四月，全县开展学校圈地建围墙运动，已是杨柳池教育站长的我，和全县各乡镇教育站负责人一道，在副县长向兴平、县教育局长谭文森的带领下，前往湖北十堰市房县、郧西县、宜昌市保康县考察校园围墙建设情况，转来在宜昌平湖大酒店召开总结会，然后回到各自乡镇。刚到杨柳池，就听办公室值班人员说，近三天，天天有我的电话，说伯父将要回来，催我回家。算起来正好是回来的第二天。
我连夜召开站务会，通报外出考察情况，部署好下一步工作，昱日一早就赶便车回家。根据商量安排，我等数人在离家一里开外的毛家岭恭迎伯父。下午三点多钟，与通信四年、从未谋面的伯父第一次见面。对我们这一辈的来说，见面时，最多的就是寒暄和端详。他，中等身材，一头银白短发，上着藏青夹克，下穿灰色裤子，体态适中，比照片上略显消瘦。平和沧桑、和蔼干练，是我对伯父的第一印象。
阔别四十年的父辈们，见面情景特别地令人心酸，悲喜交加，四兄弟抱头痛哭，唯有泪水诉说着漫长的别离。弟弟抱怨哥哥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哥哥又有什么办法呢？从联系上家人，到开始写信至今，用了近四年时间，中途因身体不适几次耽搁，加之办手续需要时间，伯父说着说着，声音哽咽，热泪盈眶，四十年的朝思暮想、伤心委屈，和着眼泪一同奔涌而出。
伯父说，离家在外，流浪几十年，常常做梦都在想着各种回家的方式、回家的场景。有时梦啊梦啊，梦到回家什么都没改变，就是看不见一个亲人，在梦里哭喊出来，第二天还要装着没事一样。人在远方，梦在深处，心的伤痛，无人诉说。熬啊，熬啊，这一熬就是整整四十年。
在爷爷奶奶坟前，伯父长跪不起，呼天呛地，哀痛之言令人心碎。这是一个久别的游子对着阴阳相隔的双亲，痛彻心扉的哭诉、无可奈何的愧对，整个场面压抑沉闷，老少亲友无不垂泪。是啊，多少不情愿，埋在岁月中，有谁知？有谁懂？
亲朋的陪伴，乡邻的盛情，让伯父第一次感受到世道有真情、人间有温暖。无论是在他家做客，还是为其他台胞打听老家亲人的情况，伯父都与大家说长道短、畅所欲言，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不约而同地称呼道：您好，回来啦？！就凭这句话，伯父已感到万分地满足，——这就是家乡的味道啊。
十
伯父返乡的第六天，我收到伯父长女星中妹的来信。信是在伯父出发前半月发出的，收到已是第21天。主要是提醒我们，注意伯父回来后的相关事项：一是伯父的肝病未好，应该少喝酒，因情况特殊实在要喝，一定要喝酒精成份少的酒；二是伯父有早睡的习惯，晚上睡觉最晚不要超过十点；三是一定要注意提醒伯父按时返台，不要逾期不归，这种例子太多太多，希望我们多多谅解。还埋怨说，伯父这次回家的时间是自己做主改了的，之前她们一直不知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伯父返乡的种种担忧，身体的、生活的、政策的都有涉及。其实，根本的就是他们兄妹不能没有父亲啊！
对伯父来说，始终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一边是亲生骨肉，难舍难离；一边是血亲兄弟，自己的根之所在。所以，伯父再三考虑，决定先定好返乡的日程，买好途经香港的机票，以免子女担心、自己分心。告诉孩子们已是快要启程的时候。大陆这边因为通讯联系不便，短时间根本无法告知。
按照规定，伯父先到县统战部报到，然后由统战部的人用老式吉普送他回到家乡，地址则是伯父按信中告知的行政区划所在：湖北省巴东县泗淌乡狮子淌村五组，即现在的水布垭镇大面山村16组。车费由伯父自付，而且很贵，伯父不太满意。所以后来返台时就直接乘班车走了，并未联系他们来接，以至过了数日，统战部打电话给我，问及伯父返回事宜，得知伯父已走，多少有些不悦：说好了来接，还要在统战部消号的，怎么就走了呢？还提醒我，以后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我并不知道这些程序，只是回答是是是、是是是，不了了之。
十一
因为工作，回家陪伯父玩了一天，就返回单位。约好在伯父返台前一周，再回来接，让他到我那里去看看，然后直接乘车，比老家方便一点，伯父欣然同意。从老家到杨柳池有三十多华里，我很早起床，天还没亮就准备出发。不料，伯父随即也起来了，说吃点早餐再走，早餐是必须吃的。在伯父的坚持下，我说家里有米酒，吃碗冷米酒了走吧。伯父说，莫急，吃热的东西走路有劲，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冷的伤胃，并要亲自为我煮鸡蛋米酒。看到伯父高兴，我只有依的情份。这是人生唯一一次吃伯父亲手煮的早餐，永生难忘。当然，伯父没有机会体验中餐晚餐的制作。
那时，教育站只有一辆神牛25的拖拉机，全镇唯有财政所有一辆吉普车，司机是我一个远房亲戚，提前预约在哪天哪天帮忙接一下伯父，我出油钱，对方说伙计之间没得问题，丝毫没有勉强的意思。
妻子是个通情达理、不怕麻烦的人，建议我把父亲、三叔、幺叔一起接来玩几天，说他们兄弟伙的难得见面，让他们一起多呆几天。我说，好，还是你想得周到。伯父四兄弟加上三叔的长子兴国哥一起在杨柳池住了5天，安排在荆东旅社。这是当年杨柳池最好的一家旅馆。下班后，我不是陪他们拉家常，就是陪他们到处走走。妻子在教师食堂上班，轮空的时候就在家里做饭，请几个陪客一起吃顿家常饭，喝点本地小作坊酿的包谷酒，很是快乐，很是享受。加之我那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和上学前班的儿子，一放学就缠着几个爷爷调皮地陪玩，伯父开心地说，这才真正找到了家的感觉，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天伦之乐。
街上的朋友时不时请伯父赴个家宴，长辈们感到很充实、不寂寞，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有的甚至请伯父回去帮忙打听亲人的下落，伯父都一一记录下来，而且返台后悉数办理作答。尽管有的不在人世，有的查无此人，伯父都亲自跑路咨询。如，清太坪黄志光找黄家善，杨柳池张兆星找张久汉，金果坪田德渊找田广华，伯父亲自去台北服务处查询，无此三人；泗淌的文家林找文显庭，文氏在台有二男三女，男孩已结婚，女孩已嫁人，并提供地址联系。对伯父来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家乡情缘，不可懈怠。
伯父回来的时机很特殊，老家根本不知道伯父会在这个时间突然出现，惊喜与仓促交织，整日都是满满的幸福。
为了减轻伯父与兄弟之间的再次别离之苦，我建议让父亲、三叔、幺叔先行回家，由我和兴国哥次日送伯父到巴东乘船，大家表示同意。这样，父亲、三叔、幺叔就认为伯父还在我这里玩，心里便没有更深的伤痛与难过，分别的场面还算阳光平和。
十二
别离总是在所难免，别离总是在乍暧还寒的清晨。鄂西的春天免不了有些潮湿，缠裹着人们伤感的情绪，使得本来沉重的步履一时无法迈开，但终究无法抗拒。从杨柳池乘坐大客车到巴东约有三百五十华里，一天唯一的班车，头天就要买好票。凌晨四点多出发，司机沿途捎带客人，走走停停，沙石路上尘土飞扬，像是送别远征的士兵。中途除在南潭河等渡，在野三关下短途、上长途、过早耽误一些时间外，再往前走，几乎没有什么停顿。因为从起点到野三关，车上早已满摇满荡，不再有空位。
古楼的谭传明先生和伯父结伴返乡，也在野三关上车。谭在台湾没有成家，不像伯父有那么多的牵挂。他有个侄子叫谭明军，在巴东物资站工作，算是他最近的亲人，早早地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到巴东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住在当年的楚峡饭店，离长江码头很近，过扁担街、下老式百步梯即是，非常方便。
伯父乘坐的轮船由重庆出发，早上九点的票。八点钟未到，我们就早早地在码头与江岸之间的浮桥边等候，这里有一条横拉的铁链拦着。八点半过了，还不见有人取走链条放行，我隔空喊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是，重庆罩雾，航班延迟。……既没有提前通知预告，也没有说延迟多长时间，向来遵守时间，办事认真的伯父，一下子急了。跨过拦着的链条，质问工作人员，你们怎么服务的？误了我去香港的飞机谁负责？对方说，上游罩雾，有什么办法？伯父顿时暴跳如雷，怎么不提前告知？怎么不采取相应措施？对方正欲追究伯父擅闯拦链、态度不好时，值班负责人连忙走过来问询情况，伯父说明到武汉然后乘坐飞机的时间很紧，希望不要误了登机，并拿出护照及台胞证让其过目。这位负责人见是一位特殊的乘客，而且背理（通知解释不到位）还在自己这边，当即批评了那位工作人员，迅速将我们请到值班室旁边的休息室就坐，解释道歉。好在十多分钟消息传来，雾已散船将至，小小风波到此平息。
汽笛从空旷的江面传来，浑厚闷重，像是巨大的天盖沉沉地挤压着离人的心房，茫然颤动，阵阵揪心。轮船靠岸离岸，说好大家都不许哭，高高兴兴地，多一些祝福，多一些期盼。但是，当伯父乘坐的轮船驶离码头的那一刻，无论是伯父，还是我们，顿时，祝福声变成了哭诉声，呼天呛地，跺脚拍拦，好不凄凉。在声声“您要回来啊！您要回来啊！”的祈求中，在轮船闷重悠远的汽笛声中，送走了轮船，送走了伯父，眼巴巴地望着一切的一切消失在无际的江面。
十三
长江一别，二十六载，因为身体，因为孩子，因为进退两难，伯父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半步，直到走过九十三年生命历程，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别后的二十六年间，伯父写给我的书信总共81封，加上给其他亲人的书信，估计也有一百好几十封吧。在得知伯父去世的消息之后，为了表达对伯父的思念，我将伯父寄来的书信、照片整理出来（其他亲人手中的信件无法收集），编集成《伯父的书信》以资纪念。好多内容随时间的推移已然忘却，整理中重新阅读，倍感亲切。
无法重现伯父的音容笑貌，无法感恩伯父的点滴关怀，所有的信件都是思念，都是牵挂，都是离愁。……在我困难的时候，伯父拿出吃饭的钱支持女儿读书；在我为躲避风雨置地起屋的时候，伯父解囊相助使其没有半途而废；在我人生受到挫折的时候，伯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劝导感化，使我坚定信心、度过难关、化险为夷……这种感怀，这种情结，我在二00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四月初二）《<直播台湾>观感》一诗中这样说到：近期，中央电视台播放《直播台湾》系列短片，此间收到伯父从台湾的来信，无比感慨。为纪念伯父赴台61年及83岁寿辰，作小诗纪念：
东海的小岛叫台湾
童年的记忆中
岛上，住着我的伯父
和阿里山、日月潭
东海的小岛很迷人
思念的眸子里
伯父，就是那每一道风景
和这边亲人的心情
…… ……
星荣弟微信中说，最近在美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计划今年暑假来老家走走看看，拜访各位亲人，延续族亲交往，实现父亲遗愿。我亦向他介绍了这边的交通、住宿、生活及相关人文信息。前期事宜大致就绪，无例外，成行指日可待，相聚不再遥远。
编织人生的权力不知谁人把控，好坏分配的指令或许轮不到我们。但我还是要说，前辈的离乱，早已成为故事，成为回忆；未来，属于我们，属于大家，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