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的阴霾

一

打天下、坐江山靠什么？“文革”时林彪说：“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这是典型的林氏语录，言简意赅，简明扼要。所以历来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对兵器的控制，对书籍的管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收缴天下兵器，铸成12个铜人，以致陈胜造反时只好“揭竿而起”；蒙古人当“大元”统治者时，规定汉人10户共一把菜刀，贺龙两把菜刀造反就成为传奇，10户一把菜刀造反就更难了。秦始皇还“焚书坑儒”，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地兴文字狱，禁止和焚毁书籍。一般而言，越是落后的国家，“枪杆子”的作用越大；越是进步的社会，“笔杆子”的作用越大。在中国古代和现在的非洲国家，动辄发生军事政变，或有枪就能称王；但他们在政变、称王后的第一时间，就去接管电台、报纸等媒体，以掌握话语权，发挥“笔杆子”的作用。而在现代民主国家，就不可能发生军事政变，因为军队属国家所有，任何政党都不能拥有“枪杆子”。但任何政党都拥有“笔杆子”，利用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出版社等媒体，自我宣传，攻击对手，赢得选票。民主国家的“笔杆子”作用究竟有多大？有时报纸、广播的一篇社论，就可以导致一个政府下台。马克思的一篇《共产党宣言》，就像一枚精神原子弹，将世界闹得个地覆天翻。

在科学落后的时代，纸张紧缺、印刷落后，对思想、文化管制的主要手段是禁毁书籍，而在比较进步的社会，尤其是在出现了报纸、杂志的时代，就产生了书报出版检查制度。几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曾实行过书报出版检查制度。马克思是这种制度的长期受害者，不仅文章被禁止发表，编辑的刊物遭查封，还不断遭到起诉、审讯、逮捕，不断被驱逐出国，成为一个“无国籍”之人。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深恶痛疾，写过一系列抨击文章，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等，构成了19世纪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论基础，他在有关文章中说：“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调整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调整整个社会精神的行为”，“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的”。中国虽是纸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国，但报纸却比欧美国家迟出现几百年，只到20世纪初的晚清才姗姗来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项“伟绩”。随着报纸的出现，也出现了欧美各国在19世纪就已取消了的书报检查制度。俄国是对书报出版检查较严、而且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较晚的国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赫尔岑、奥格辽夫等，都曾因发表诗文被逮捕、流放、驱逐出国，但他们在流放地、在狱中，仍然可以写作。列宁被关在沙皇的政治犯狱中，每天的事情就是写作，监狱中还有一个图书馆，给他提供参考书，《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名著作，就是那时写成的。即使在100多年以后现在的中国，也不可以出现这样的事情，吴法宪被关在秦城监狱10年，他一直想写一本回忆录，但只能在头脑中构思，出狱后写成在大陆也没处出版。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建立了民主、自由的共和政体；而民主、自由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力。1912年元月1日， 孙中山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法令中，列入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废除了清朝的书报检查制度。然而，至当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民国之初那短暂的新闻自由随即昙花一现，1914年4月，袁世凯又颁布《报纸条例》35条，12月颁布《出版法》， 实行了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1916年，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报纸条例》被废止。但不久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进入北洋政府时期，除恢复袁世凯时期的《出版法》，又制订了《报纸法》、《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并设立新闻检查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制度，还以“赤化”、“过激”等罪名，严禁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出版发行。1928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强化“以党治报”思想，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新闻和出版检查、管理制度，从法律、行政、文化、特务、黑社会多方面，限制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虽然皇帝已换成主席，帝制已变为共和，封建主义已改作三民主义，但文化专制的阴霾仍然笼罩在悬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天空。

二

1928年，国民党颁布了《著作权法》，1930年12月，又先后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法律的要义，就是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党义与政策。在“遵循党义”这一点上，国民党和封建统治阶级是一样的，就是文字必须宣扬他们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流意识，粉饰太平，遮敝黑暗，限制、扼杀人民的思想自由，将文化强霸为一党、一个阶级所私有。但将对书报的管制形诸于法，则比封建帝王手段更加先进。历代搞文字狱、禁毁书籍，是没有法律规定的，雍正皇帝搞了那么多文字狱，但他也知道因文字或言语杀人太专横、太无理，所以又常常说：“朕从不以文字杀人。”清朝的文字狱都是依据《大清律》而定为“悖逆”，就是我们现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国民党将这种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披上了合法的法律外衣。1931年1月，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五位革命青年作家在上海被逮捕，2月7日夜里被枪杀，罪名是“宣传赤化”，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登载这件事，显示了法律的威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的逮捕、行刑，而在夜里秘密地进行呢？事后也不敢公开呢？可见他们也知是鬼蜮伎俩见不得阳光。1933年5月，特务又在上海逮捕了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枪杀了诗人应修人。同年作家洪灵菲被害于北平，诗人潘漠华被捕于天津，第二年死于狱中。全国一大批作家和文艺青年被杀和监禁、反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时中国的出版业集中在上海，上海出版图书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仅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译著，包括马列著作，就有150多种。因此，上海就成为书报审查制度主要受害地区。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文，查禁了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图书，左翼作家的书籍大多被禁止，苏联作家如高尔基、卢那卡尔斯基、斐定、法捷耶夫、绥拉斐摩维支、辛克莱等人的译著也均被查禁。从1929年至1934年，被禁止发行的书刊约887种；1936年通令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676种。除了上海，各地也大肆查禁书刊，北平1934年焚毁的书刊有1000多种。为此，书商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建议采取日本的方法，由官方事先审查书稿，以代替事后“追惩制”。于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34年4月成立了一个 “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党、政、军三方组成，对一切图书杂志于付印前进行审查删改，甚至翻印古书也不例外。但删改的方法又和日本不同，并不在删改的地方留下空白，必须连起来，使文章变得乱七八糟。编辑抽去几根“骨头”，总编再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文章就成了没有“骨头”的“奴隶文章”，在读者面前就只有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

除查禁、删改书报外，还查封、捣毁出版、文艺机构，迫害出版界人士。1929年查封创造社，1930年查封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查封北新、群众、东群等书店，1935年《新生》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触犯“友邦”日本，主编被判刑，检查官也被撤职，中央宣传部还发通令，禁止刊登、阅读有关《新生》案件的新闻。 此外还有“武行”。 1933年11月，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袭击者是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再吹一声哨停止，又吹一声哨散开。被袭击的还有书店、报社，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扔来一块石子，砸碎了值洋两百的窗玻璃，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大晚报》、《中国论坛报》、《大美晚报》等都随后被袭，事后留下传单云：“艺华影片公司之所以被袭击，是他们被共产党所利用。现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决不宽假！”几天之后，就有一些“文学家”来将自己的“好作品”卖给这些书店，书店也知道这些东西印出来没有人看，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相当于一块窗玻璃，而且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在文化专制的白色笼照下，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就只有出版数学教科书和童话，或者极力赞美“春天”、多谈“风月”、莫谈国事和失掉反抗意识、缺少独立思想、没有骨气的文章，严肃、进步、有革命倾向的书刊，只能用假书名、假封面艰难面世。

三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旗手，是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斗士，一生都用文章和专制黑暗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是专制社会的“叛臣逆子”，自然也就为专制社会所不容，从1927年至1936年去世，在上海10年，受白色文化专制制度围剿最为惨烈，书籍遭到禁毁、删改，文章禁止在报刊发表，所创办或编辑的刊物被停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鲁迅的作品，煌煌700万字，犹如一颗参天大树，可是当年鲁迅的文章却如一棵棵小草，见不到阳光，窒息的空气，在磐石的重压下，顽强地、曲折地生长。鲁迅说他那时是在“带着枷锁跳舞”。

鲁迅在1933年12月致信日本女诗人山本初枝说：“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那时还未成立特别审查机构，鲁迅就已感到“白色恐怖”将会更烈。在上面所讲的、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查禁书籍，鲁迅著作首当其冲，有《三闲集》、《伪自由书》、《二心集》、《而已集》、《鲁迅自选集》和译作苏联康士坦丁.斐定的《果树园》、《高尔基文集》、《苏联短篇小说集》等。未遭查禁的书籍也被删改得不成样子，《二心集》全书38篇，被删22篇，改名《拾零集》出版，但运到杭州仍被没收，理由是：“鲁迅作品在这里是被特别禁止的。”《集外集》也被删去10篇，后来编入《集外集拾遗》出版。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越来越困难。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已经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从明年起，我想不再在期刊上投稿了，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权力者的砍杀我，确是费尽心力，而且他们有叭儿狗，所以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从1933年1月，鲁迅应郁达夫所请，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但因文章常常议论时事，到5月初就接连地不能发表。发表的文章后来结集名为《伪自由书》，就是对“自由谈”的讽刺。迫于当局“休谈国事”的压力，《申报.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刊登了一则启事云：“吁清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于是鲁迅又变换笔名，以谈“风月”为题，障住了编辑和检查人员，继续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但不到半年，又被那些由反动文人充任的检查人员嗅了出来：投给《生生月刊》的《脸谱臆测》，奉官谕“不准发表”，审查稿上用红笔划过的文字为：“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这是讥讽了官府的帮凶文人。投给《漫画生活》的《阿金》，不但不准发表，还被送到中央宣传部去了。鲁迅说这其实不过是一篇漫谈，毫无深意，自己也不明白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后来看了被审稿，就是因为上面有“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语句。还有一段：“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这让鲁迅很费解犯了什么忌，说：“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不仅鲁迅的文章不得发表，其他许多人的文章，也被怀疑是鲁迅的笔名不得发表，《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也被排挤出申报。 到了1934年，鲁迅继续改变写法，变换笔名，请人抄写，向《申报.自由谈》投稿，同时扩大范围向《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等报刊投稿。然而，凡是发表鲁迅文章的报刊，寿命就长不了，不久《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太白》由1934年9月创刊到1935年9月也停刊了。鲁迅与同人创办或担任编辑的刊物，如《奔流》月刊、《语丝》周刊等也接连被查禁。“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发表了很多反映劳苦大众痛苦生活、 觉醒和斗争的进步文章，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殷夫的《监房的一夜》﹑《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魏金枝的《奶妈》﹐张天翼的《从空虚到充实》，还连载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组织了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的“三月纪念号”，纪念“五一”和“五卅”的“五.一节纪念号”等。《萌芽月刊》设有《社会杂观》专栏﹐发表剖析社会和有关文艺论争的言论文章，鲁迅在栏中发表了《流氓的变迁》﹑《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习惯与改革》﹑《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我们要批评家》﹑《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著名文章。《萌芽》出至第1卷第5期﹐遭当局查禁﹐第6期改名为《新地月刊》﹐出1期又被查禁。

不仅如此，鲁迅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被任意删削，胡乱涂抹。发表于《太白》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被删掉后半篇，有人看了文章后问鲁迅：“你在说什么呀？”发表于《太白》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发表于《文学》的《病后杂谈》共5段，被删4段，只剩了一个开头，因此有个文学评论家评论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也是发表于《文学》的《病后杂谈之余》，被删9处。

然而鲁迅是不屈不挠的，压迫愈烈反抗也愈烈。书籍被查禁，他就“地下印书”，不仅印自己的书，还印了一大批别的进步书刊，如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支持叶紫、萧军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奴隶丛书”等。文章禁止发表，就不断更换笔名，变换写作方法。一生共使用笔名140多个，仅1932年到1936年四年间就80多个。鲁迅文章的特点是幽默，这也是“白色围剿”所逼出来的，他不能汪洋恣肆地直抒胸意，只能用曲折的笔法、含蓄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在上海10年，写下了后来收在《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集中的一大批文笔犀利、思想深刻的杂文。

四

胡适先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民国时期世界级的文化名人。他早年留学美国，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常在文章和公开的言论中表示出对当局的不满和谴责。然而，到了二、三十年代，胡适从“鼓吹人权”演变为“鼓吹王权”，已完全和国民党政府沆瀣一气。他和“新月社”人，对现实不满，但寄厚望于国民党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走美国的道路。但他们的“良好愿望”引起了当局的误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决议：对胡适的“违反党义”的言论“加以警诫”，中央第四十四次常会还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的《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组织一批人在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代》半月刊、《新生命》杂志等报刊发表文章，批判胡适的“反党义”言论。后来将这些文章汇编成集，书名为《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出版。“新月派”的《新月》杂志被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没收焚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起所谓的“迫害胡适案件”。

1929年，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该年7月，国民政府发出一函训令，大意为“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 胡适即被召去听训，后被逮捕。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有个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与胡适私交很好，密切关注此案，听说胡适被秘密定为死刑，就写了一篇电讯稿，绕过当局的新闻检查，由香港发往纽约，要求《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此案的“社论”，对中国政府迫害胡适的行为作强烈谴责。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社论，社论中说：“中国政府企图逼迫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则更令人害怕。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是应该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随后，这篇社论在上海所有英文报刊发表，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还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本10几家有影响的日报也发表了此社论。4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

鲁迅先生在评论胡适和“新月社”人时说：“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胡适案件”虽是当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引起的误会，是统治集团内部之争，但也可以从中看出民国时期对思想、文化管制的严酷。

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配合其军事“戡乱建国”，使思想、文化的统制更加严酷、专制、黑暗。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的任务重心即已转移到了将来与共产党内战的准备上，而这个任务就是由国民党各级宣传机构来完成的。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写了一本《延安归来》，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没有将书送当局书报检查机构审查，在重庆布自己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初版2万册，几日销售一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特务查抄了黄炎培的寓所，查禁了《延安归来》。但黄炎培又在上海“三联书店”再版，从而引发新闻、出版界的“拒检运动”。由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得到《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宪》、《民主与科学》、《中学生》等16家杂志社的签名，于8月17日公诸媒体，宣布自9月1日起出版物将不再送检；并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次日，《华西晚报》又发表了由叶圣陶执笔起草的成都17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从今天起，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9月1日记者节，共产党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为了笔的解放而斗争》。拒检运动迅速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又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终于迫使国民党从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和书刊检查制度。

然而，“新闻和书刊检查制度”只是党和政府的管理职能，对思想、文化进行管制的法律还存在，并还不断加强，例如在1947年又出台了《出版法修正草案》、《白报纸配给标准》、《特种营业管制方法》等法律、法规。而且“以法禁文”也渐渐成为辅助手段，通过暴力活动干扰和恐吓进步媒体，使之服从、服务于当局的宣传，则成为这一时期新闻、出版管理的最主要方法。解放战争爆发之初，当局就指令各地要“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刊物之流行及散布”，将打击进步新闻、出版正式纳入特务活动的工作范围，通过经济收买、安插特务、内部破坏、强行收购等手段控制媒体。盯梢、逮捕、暗杀进步报人、记者。1947年2月和谈破裂前夕， 当局在北平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就有许多新闻、出版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解放战争期间，前方战事越是吃紧，后方对新闻、出版的压迫就越严酷，大批报纸被查封，报人被逮捕、枪杀。但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黑暗过后就是曙光，人民革命的风暴，终于吹散了蒋家王朝青天白日的阴霾。

《文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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