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工匠精神
父亲的工匠精神
我小时候（50年代），我家开着中药店。逢集时，药店里有两三位中医先生坐堂行医，既有中医内科，又有中医外科，四村八乡的农民都来看病。父亲忙得像陀螺似的为病人配药，一直忙到太阳偏西，才顾得上吃午饭。
背集时，父亲则忙着炮制中药。所谓“炮制”，就是把未经加工的中药进行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制作成“饮片”，才能成为交付给病人拿回家煎熬的中药。
一大早，父亲就忙碌起来，该洗的洗，该泡的泡，该蒸的蒸，该炒的炒，我家院子的大缸里，泡着满满的中药，院子里、房顶上摆满了晾晒中药的大簸箩，左邻右舍，甚至大街上都能闻中药特殊的香味。
父亲在炒药的时候，不让小孩沾边，怕小孩打岔，干扰他干活。他一个人守在锅灶边，聚精会神地翻炒着中药，他一边炒一边观察着中药的变化，看颜色的深浅，闻中药的香味。炒“王不留行籽”时，他双手抓住铁锅的木柄，让锅在火上旋转，让锅底的火均匀，一旦看到王不留行籽爆出白花来，立即出锅。
炮三甲片时，他先将粗砂在锅里炒热，再将三甲片放进去，一会儿工夫，指甲般大小的三甲片鼓起一个个包来，他铲出一点闻闻，认为炒好了，马上将药倒进铁筛里晾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亲说，炒药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有的要炒成炭，如血余炭、炮姜炭、荆芥炭等，不炒成炭，就没有药效；有的要炒黄炒香，如决明子、山楂、莱菔子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药效。
那时候我家用的药材大部分都是药商从山里贩来的生药材，如甘草、黄芪、益母草……有的状如树根，有的状如豆秸、稻草，要变成饮片，必须用药刀一片片、一截截切出来，有的切得薄如纸片，有的切得状如花朵，一根根粗壮的中药材，在他手里很快变成一堆厚薄均匀的药片。
除了加工饮片外，父亲还按照病人的需求，为他们加工丸药，制做丸药时，父亲就更仔细了。首先要把中药研碎，那时候没有粉碎机，粉碎中药全靠药碾子，药碾子长约3尺，宽不足半尺，中间宽，两头窄，像一只小船。制作丸药之前，先将中药放在药碾子里研碎。父亲双脚踏在碾轮上，轻松地滚动着，他一边碾药还一边哼着豫剧，十分享受的样子。父亲将碾成粉末状的药粉放在药筛里过筛，过筛的药粉细如面粉，然后加进蜂蜜做成药丸，药丸有豌豆大小。父亲做药丸极其熟练，和成的药坨在他的手里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一粒粒大小均匀的药丸。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吃过父亲做的中成药。
父亲读过两年私熟塾，后来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祖父看他聪明好学，就把他送到县城一家药店当学徒。学徒三年，学会了中药材的鉴别、泡润、切制、烘干、粉碎、加蜜、搓丸等全部工艺。收购中药时，他只要把中药放在手里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就能鉴别出中药的真假、产地、成色，特别是一些贵重中药材，如沉香、麝香、羚羊角、冬虫夏草等，决不会看走眼。在他学徒期满的时候，药店发生大火，老板认为是学徒夜间吸咽引起，要把学徒全都吊起来打，父亲连夜逃走。逃到庙台集，在我外祖父的资助下开起了中药店。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农村卫生条件差，生疮的很多，有的恶疮能造成人残疾，甚至丧命。那时西医稀缺，更无抗菌素治疗。而父亲在县城中药店当学徒时，从一位中医外科医生那里学到了一手绝活——烧膏药。可根据疮疡的轻重、症状不同，在一张膏药上放上冰片、樟脑、藤黄等中药，然后用火柴将冰片、樟脑点燃熔化，待膏药尚温时，贴敷在病人患处，不论是小儿腮腺炎（那时农村叫蛤蟆瘟），还是红肿高大的毒疮，无不效验。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中医先生，可是父亲不太赞成，他说，行医这一行，责任重大，关系到人的性命，诊断错了，用反了药，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要了病人的命，就连一个普通的药工，也不能出半点差错。父亲就是凭着这种责任心，当了一辈子药工，没出过半点差错。
（安徽省阜阳市清河路阜阳日报社闫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