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渡赤水中，红军为何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金晓林

我们回望在那个不平凡的岁月、在那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与红军是怎样坚定地一路走过来的，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党和红军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而最终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从而实现战略转移的呢？

一、正确的思想武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发现真理，检验和发展真理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标准，要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

在四渡赤水中，敌情千变万化。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和发展真理，高度重视一线指战员的建议，不断调整我军出击路线，巧用中国传统用兵智慧，在运动中掌握主动，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至四渡赤水前还未完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放弃。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红军在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

但仍要选择，必须选择，但每一次选择都是实践求真的过程，每一次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品质的伟大彰显。

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行。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一开始便被修正，但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实践中得以逐步完成。

在四渡赤水中，每一渡也不是那样神话传说般的穿越。党中央和军革委能做到因敌情而变，因时因地而变，高度重视一线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和及时采纳一线指挥人员的宝贵意见。

一渡赤水前土城战役失利后，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对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极为重视。包括确定红军转移方向等战略问题，也多次征求林、聂、彭、杨等前线指挥员意见。为适应形势，改变指挥方式，二渡赤水后作出“全军统归彭、杨指挥”决定，使部队迅速捕捉战机，终于打了一场红军脱离根据地被围追堵截一万余里以来最大的胜仗。

一渡赤水后，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人川已明显不可能。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的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电报还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领导层已经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询问一、三军团领导人，渡江入川还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战略方向应在川滇边境何处？

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中央和军革委同志及时采纳彭杨的建议。

二渡赤水后，红军后尾有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紧逼压迫，前方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迎头堵击，机动回旋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再加上红军有土城新败，川滇边境又无法立足，今天看起来，颇有几分“走投无路”的感觉。为了杀开血路，争取更大的战略机动空间，及时采纳一、三军团领导的建议，在乌江北岸全歼吴奇伟部队，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重大战役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士气。

鉴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红军鲁班场战役失利。中央军革委采纳三军团彭德怀、杨尚坤的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红军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于茅台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后，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1935年3月20 日17 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3 月16 日晚三渡赤水，到20 日晚决定四渡赤水，仅仅间隔4 天。

四渡赤水后，25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 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日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 至6 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

毛泽东对红军将领的意见极其重视，哪怕意见不合自己的主观设想，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也坚决采纳实行。

红军跳出乌江后，彭德怀、杨尚昆就中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即使是黔北，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也已经远了，所以入滇作战一直是不为中央内部同志提及的主张。这次彭、杨首次提出人滇，也只有用“甚至入滇”、“在黔边打开局面”等这些十分谨慎字眼。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就需要些勇气，采纳这个主张更需要勇气。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取更大的机动。但承认事实也需要勇气。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议。4 月24 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人云南。

入滇后，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 月25 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人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新三人团”在考虑，毛泽东还在考虑。后来，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坤同志提出红军在滇东作战不利的问题。这一意见，强化了党中央和军革委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建议和主张。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二、坚强卓越的领导集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团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必然、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没有“左倾”路线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整体觉醒，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自我革命。“左倾”路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上了生动的一课，提供了惨痛教训，用铁的事实证明，中国革命需要一个能真正担当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血与火的实践中诞生，为我党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提供了思想保证与组织保证，从此中国革命的这艘巨轮乘风破浪，披波斩浪，沿着正确的方向奋勇前行。

为达成内部思想的统一，湘江突围后，中央先后举行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最后是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在红军生死存亡紧要关，中共领导集团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进军黔川的主张，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机；猴场会议基本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地自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也就没有第四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没有中央“红军倒底向那儿去”的思想争论，便也没有中共新的领导集团领导中国革命的局面。红军新的领导集团的确立是中共新的领导集团根据中国革命实践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产物。

每一次会议是我党一次思想的大碰撞，是认识的大纠偏、大统一；每一次探索，是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的彰显，也是我们党接近真理发展真理掌握真理的实践精神的体现。

三、一股惊天动地的英雄气

四渡赤水，面对的是无数个崇山峻岭、无数水急浪高的河流条、衣乏粮匮的生活，缺枪少药的武装，更有围堵追杀的四十多万敌军。四渡赤水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一种不屈不挠、敢于牺牲、攻城拔寨、无坚不摧的英雄气。

中华民族站起来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壮怀激烈的悲壮史，一路走来，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牺牲无数个宝贵的生命，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渡赤水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下杀开血路、摆脱敌军重重围追、保存革命火种、实现战略大转移的一段苦难中孕育出来的辉煌。那些冲锋在前的中共和红军领导人，那些陨落在路上的生命，他们都有一股愈挫愈勇、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英雄气。伟大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红军与川军在土城以东展开一场恶战。冲锋与反冲锋犬牙交错，险情环生。在此紧急时刻，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亲自冲上前线指挥作战。刘伯承随后也上了前线。

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师长张宗逊严重受伤。

二渡赤水后，娄山关战役，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腿被打断，没有麻醉药品，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参谋长孔权（一说孔宪权）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

在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保卫遵义城的老鸦山恶战中，三军团红10团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在与敌人肉搏战中身先士卒，不幸阵亡。

持续五天的桐遵战役结束，就战果而言，是红军长征期间取得的最大胜利，胜利的背后是红军付出的重大代价。五天的战斗中红三军有两位团长、六位营长伤亡，士兵减员严重。

过去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需要“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气神；今天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更离不开这种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本领

敢于斗争，还须学会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并不断传承发扬的，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在它的感召和鼓舞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与各种反动和敌对势力、风险和挑战、矛盾和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取得了一个个伟大胜利，使我们党在斗争中一步步成长壮大、越来越成熟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是我们党开展各种斗争实践的“精神刀刃”，也是我们党精神大厦的重要支柱与核心组成。

红军四渡赤水中，每一次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血战，每一次又是中共与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智慧博弈。

四渡赤水，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真实写照，也因此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如其说毛泽东用兵如神，不如说毛泽东神在善于因敌情而变，善于捕捉战机，善于将传统智慧淋漓尽致地用于指导军事实践。

中国历史上的兵法有三十六计，这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人类的璀璨瑰宝。

与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依托根据地指挥作战不同，四渡赤水作战，是在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又经常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突出的特点是发挥红军徒步快速机动的能力，“走”“打”结合：以“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以“打”挫败敌人，为“走”创造条件。在“走”“打”的同时，又辅之以“变”和“诈”，即敌变我变，兵不厌诈。

四渡赤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坚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中国古老兵法智慧于军事实践，是中国军事史上、甚至是世界军事史上精妙绝伦的一笔。化被动为主动，一渡赤水；避实击虚，二渡赤水；声东击西，三渡赤水；乘隙而进，四渡赤水；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以上的军事行动中，红军巧用了如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暗渡陈仓、瞒天过海、金蝉脱壳等兵法智慧，从而跳出了国民党编织的包围网，扭转了红军自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成功实现了红军战略大转移。

我国传统兵法认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致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致胜者，乃神也。每一渡赤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事领导者都是根据敌情、根据红军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知己知彼，积极寻求战机，甚至在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消灭围追之敌，成功突破了数倍于我的敌军围困。

四渡赤水是人类军事上的绝妙一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光辉典范。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实现强国梦，我们要要始终保持坚强斗志，要敢于动真碰硬，要有必胜的决心和信，更要有过硬的斗争本领。

五、实实在在的有为担当

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从历史中继承的优秀品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勇于担当是干部必须具备的重要特质，干部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习近平还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以德为本、以能为要、以行为重，在本职岗位上肩负起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

中国共产党人无坚不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离不开伟大的担当精神。

在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大多数人支持打打鼓新场的意见时，力排众议，耐心阐述自已的观点，甚至于失去前敌总指挥的情况下，也不放弃，直至说服党内领导同志，以达到思想统一。

24年后的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回顾当年那一幕。他说：

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听我的，接受我的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

在敌情有变的情况下，为了辟免红军陷于被动，天黑时，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才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

毛泽东是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 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须知中国共产党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是一只不死鸟。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的预见，而在于他们能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和发展真理；不在于他们能战胜对手，而在于他们在面对艰难困苦时能表现出坚韧不懈、自强不息、英勇献身和伟大担当的优良品质。

今天，我们处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面对的形势更复杂更严峻，任务更艰巨。我们要始终牢记和发扬中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牢记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品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路上，再次续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美与豪迈。

2021年4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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