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黎平会议决议
浅谈黎平会议决议
傅伯勇
6月30日，与公司广大党员、积极分子一起，前往黎平会议会址参与主题党日活动，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收获良多，特别是对黎平会议决议，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湘江战役后，红军进入湘桂边境的群山，翻过老山界，来到了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了一个有关红军生死存亡的中央负责人会议，即：“通道会议”。这次会议，是长征以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首次得到了采纳，红军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通道会议为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必要准备，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通道会议也称“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从湖南进入贵州，占领黎平。为了确定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当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等，会议集中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一派以博古（李德因病未参加，由博古转达其意见）为代表极力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地区进发，两派意见相左的领导人在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与会大多数同志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川黔边地区行进。
黎平会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什么这样估计？因为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0万重兵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途上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严阵以待。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尽管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元气大伤，如果此时红军执意按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必然是自投罗网，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形势决定变化”，政治局作出的这一决定，挽救了党和红军，是符合实际的，正确英明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黎平会议决议还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一来，川黔边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敌人力量薄弱，便于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只是后来情况变化，没有实现）；二来，当时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可以利用彼此矛盾，减少阻力。所以，挺进贵州，保存有生力量，实现战略目标，实为明智之举。
黎平会议决议进一步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彭德怀元帅在红军时期就说过：“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当时贵州王家烈的军队，是“双枪军”，即除了真枪，还有一支“烟枪”，毫无战斗力。这一决议，明确了作战对象，就是避实击虚，重打弱敌，不主动寻求作战，保证战略目标实现。
黎平会议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因为中央红军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被迫长征；在途中，始终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走走停停，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特别是湘江血战，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还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周恩来1943年《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与李德博古等）争论。”刘伯承于1962年也指出：“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败仗不断，争论不休，悲观主义和游击主义在红军中蔓延，所以，才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下步要做好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另外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里有一个小插曲，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耿飚曾谈到党史界前所未闻的一个细节: 1934年12月20日，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在红军几位主要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就是著名的“担架密谈”或者“橘树密谈”。黎平会议解决了暂时的行军路线问题，但是领导人的问题没有解决。通过这一细节看出，这就为其后的“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
“黎平会议”与之前的“通道会议”及之后的“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一起，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此后红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穿州过府，挺进黔北，扭转了长征初期的不利状态。正如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说的那样：“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