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年货（原创）
一交上腊月，人们便忙活开了，忙活着办年货。
我们住在深山老林里，腊月里的办年货成了一件极其劳累的事情。少小的时候家境贫寒，每年的办年货成了父母最愁肠的事情：肉是自家喂养的老八眉黑猪，虽然瘦得脊梁骨可以切菜，但毕竟有那么一头猪，过一个油汪汪的年是没有问题的了，愁肠的是要给我们买新衣裳。那时候的布票是按照分自留地的人数分发的，而自留地的划分年限是以1961年出生为界限的，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只有大哥和父母有自留地，也就是说，一家九口人，只有三个人有布票，在当时，三个人的布票也只够给一个大人买一身衣服的布料。我家在村子里是最穷的家庭，母亲常年有病，只有父亲一个劳力挣工分，钱对于我家来说是最稀罕的东西了。即就如此，每年的腊月，父母都要千方百计地设法给我们换上新衣裳，哪怕换一件也好。
换新衣裳的钱全靠父亲割扫帚。平日里要给生产队出工，只有到了三九隆冬，大雪封山之后，生产队算是放假了，这时候，父亲就缠上毛帘子，穿上麻鞋，踏着没过小腿的厚雪，进林割毛竹，割回来后扎成扫帚，再用毛驴驮到山外十五里的供销分社，一把扫帚买一角五分钱。父亲一天可以割十来个扫帚，能变卖差不多两块钱。只是割毛竹的人太多，近处的都割光了，只好七八十里甚至百里之外的深林里去寻找毛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早上八九点父亲进林，一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来，有时候到冬夜的十点才回来，好在那时候的雪厚，父亲可以拖着捆好的毛竹往回溜，省去了负荷的劳累。虽然如此，每天晚上回来，父亲几乎成了一个雪人，棉裤冻得铁硬，麻鞋和毛帘子冻成了一个冰棒，要在大火前烤好多时候才能脱下鞋来。等父亲脱下麻鞋，褪下毛帘子，我就忙着把它们在炕洞里放好，以便到第二天早晨父亲进山的时候能被熏干。
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吃过母亲留给他的晚饭，还不得歇息，要把删好的毛竹抱进屋里，六十根一把的扎成扫帚，每晚上要扎完十个扫帚才睡觉，那时候，我们早已经进入梦乡了。父亲就是靠着超乎常人的韧性，在每年的腊月末都会给我们大的几个换上一件新衣裳。母亲把我们穿小了的衣裳，翻新一遍改作成弟妹们能穿的衣裳，看起来也像新的一样。除此之外，母亲还要给我们每人做一双新鞋。就在那滴水成冰的山村冬夜，我家昏暗的油灯下，父亲忙着扎扫帚，母亲忙着做鞋子，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好多年好多年，成了我今生不能忘记的图像。
那时候父亲办年货，要到五十里路外的马峡去办。逢集日那天，父亲在鸡叫三遍就起来生火，熬茶喝，母亲忙着给父亲做一些吃的，完了之后父亲就顶着繁星去赶集了，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来，买多买少的东西，就靠父亲的力气背回来。
父亲老了，轮到我办年货了。一交上腊月，每个集日都要到马峡赶集，买豆腐买白菜买年画，当然还要买鞭炮香裱纸烛之类的。赶集的前夜，都要做一番计划，列一个单子，可是赶集回来却发现又遗漏了不少的东西，只好再计划再列单子，到下一个集日再去购买。我办年货的那几年，从马峡到沟口的三十几里路，可以掏两块钱坐奔奔车，进山的十几里路就要靠人力背运了。那时候的雪很是慷慨，一到冬季，最少要落三四场厚雪，我们的山路，积雪盈尺，没过小腿。赶集的人们每人负荷四五十斤，艰难而兴奋地在山道上跋涉着，累得走不动了，就一屁股坐在雪地里歇缓，等到缓过劲来了，再继续赶路，三番五次的歇缓之后，最后拼着剩余的一点点力气，挣扎着踏进自家的门槛，那时候已经是精疲力竭，浑身被汗水湿透了。虽然如此的劳累，心中却喜欢得很，因为这样的劳累，就是为了一个丰盈圆满的年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自从把家安在城里之后，免除了办年货的负重之累，在解脱之余又有几分失落，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感觉再也不会有了。然而一过腊月八，看着街道里人头攒动，手提肩扛地往家里办年货，我就浑身烦躁，便有事没事的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去感受那种忙碌的快活和热烈。加杂在人群里，随着人流逛正街，逛小巷，也逛商场，逛够了也累了，就拎一把葱几棵芹菜或者买二斤瓜子提上回家，也算是在办年货了。
就这样一天逛着买着，不觉已就到了送灶神的小年，剩下的日子就越发急火潦草的忙碌了，三忙两忙地功夫，除夕已经慢腾腾地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