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小镇的记忆
一
小镇在我们村东南方向，约五六里路。
不刻意比较，小镇与冀南平原上的其它村子并无多大区别，同样是在夏秋绿茫茫一片，在冬春灰蒙蒙一堆。我之所以称这个村为镇，最主要的原因它是公社所在地，而且有集市。当然，我有记忆的时候，小镇的集市已经成为日渐式微“资本主义尾巴”，只有东西走向的主干街道两旁零星散布着的破旧门面和偶尔东张西望的商贩还在昭示着集市的存在。小镇的街道和我们村一样坎坷不平，一样是排列着土坯房，小镇的人一样在生产队的钟声里劳作。可在我视野极其狭窄的少年眼光里，小镇俨然就是大城市了。
是公社所在地，小镇就多了一些一般村子所没有的东西。小镇主干街道东头顶端横着一条南北走向的街，这条小街虽松散，却是小镇最核心所在，几乎囊括了小镇的精华。冲着主干街道的供销社是起端，依次向南延伸：棉花加工场，卫生院，戏院，公社机关，信用社和派出所在公社机关院内，这些机关都在路东。路西的也有几家，与公社机关一路之隔的是拖拉机站，拖拉机站与铁木厂在一个院子里，南面是粮站，粮站的西面是中学。小镇的整个东南区域是公家的地盘。
五六里路不算远，可在初中毕业之前，我到这里很少，所以每次到这里总要和小伙伴们留恋一番，只要能进的公家大门都要好奇地进去看看，大多被呵斥出门。供销社是必去的地方，尽管腰包没钱，也不买任何东西，可站在高高的柜台前看着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心里羡慕的了不得，尤其看见别人买吃的东西，眼直勾勾盯着，绷着嘴往喉咙里咽口水，把别人扔掉的水果糖透明玻璃纸悄悄捡起来使劲闻闻，一股甜味吸进肺腑，有一个同伴趁旁边没人时从兜里掏出玻璃纸用舌头舔。还有的把捡来的冰糕棍用衣襟擦净，然后放在嘴里吮吸，似乎小小的竹棍还隐藏着水分。卫生院也是必去的地方，在这儿能捡到丢弃的装针剂的纸盒子，回去装进铅笔，当文具盒。
第一次到小镇是小学三年级时，到公社戏院前进行全公社学校广播体操比赛。四年级时在这里看过县剧团演出的样板戏《沙家浜》。我年少时样板戏看得不少，但都是电影，虽然很直观生动，可与戏里的人物总有“隔”的感觉，看戏就不一样，活蹦乱跳的人和舞台的景都在眼前，身临其境，那时就想，啥时候能经常坐在露天戏院的砖台上看戏，那可真是幸福的事情。现在想来可笑，因为网络和数字电视已经把我曾经的梦想钉在了家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读初一那年我在小镇赶了一次社会主义大集很能说明问题，名曰“社会主义大集”，可商品交换的法则是铁定的事实，没有钱，你思想再社会主义，人家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你所需要的东西。我和同伴在拥挤的人流中东西乱窜，太阳过午，我们饥肠辘辘地蹲在国营食堂门口看着香喷喷的的油饼，一次次咽下口水，衣兜里没钱和粮票，没有人免费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胃口提供食物。
集市散尽，我们离开小镇的时候公社的大喇叭还在播放《社员都是向阳花》。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们在炎炎烈日下已呈枯萎状。
二
真正走进小镇是我在这里读高中。
这是一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修建的老学校，一直是初中，后来大办高中时升格了。我们进校的时候，教室已经很破旧了。
在我们之前的高中每届都是招两个班，到我们这一届扩招为三个班，教室不够，临时腾出已经作仓库多年的教室。课桌不够，本来两个人一张桌子，只好三四个人挤一张桌子。
我们报到时教室的门窗还没修理好。上第一堂课，班主任赵老师在讲台上讲解高中生如何搞好学习，学校食堂的一个师傅骑在教室后窗油漆窗木，他一边油漆一边口哨吹《白毛女》里的“北风吹”，许多同学好奇地支棱着耳朵听口哨，赵老师忍无可忍，可又不得不笑着对这个大师傅说：你口哨吹得不赖，就是声音太大。这个大师傅满不在乎笑笑，继续油漆，一股股刺鼻味道在教室弥漫。要是搁到现在，这种事情恐怕是不会出现的。可那会儿没人把老师和学校当回事。
学校的老师大多很负责，比如教语文的赵老师。赵老师的教学水平当时在我们县也是数得着的，他讲课认真，说话风趣甚至有时有点尖刻，可对学生比较爱护，经常在自习时间给我们读报纸，讲一些时政新闻，记得中央刚开了一个什么重要会议，提出建成多少个油田和粮食基地，赵老师讲得很兴奋，我们也很受鼓舞，仿佛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国科技大会召开，赵老师激情洋溢地给我们读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读徐迟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时赵老师最是感慨，教育我们刻苦学习，争取像陈景润那样；陶思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赵老师读的非常深情，以至于有的同学流了泪。赵老师总是通过一些文章来激励我们努力学习。我的作文兴趣就得益于赵老师，赵老师常常给我的作文写下很长的批语，用红笔把好的句子勾出来，还多次作为范文粘贴在小黑板挂在教室前小树上供大家看。
教物理的王老师水平也相当好，我的物理那会儿还学得不错，一次考了高分，王老师专门叫进办公室对我鼓励，这大概是我第一年报考理科的主要因素。阎老师的化学也很好，可我的化学却一塌糊涂，我就是搞不明白化学分子构成和反应。
高一时教数学的是个中年男老师，脾气古怪，对学生的问题也是待理不理的，一次这个老师上课前与校长闹别扭，没地方撒气，沉着脸进教室就在黑板上写数学公式，写完往下看我们学生，我们赶紧抄写。写满黑板，老师擦掉，再写。至于这些公式如何利用，老师不说，整整一堂课，这个老师连一句话也没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最古怪的老师，也是一生里遇到的最奇怪的一堂课。高二时，数学换为王德明老师，王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相当重视，我学数学的热情大增，成绩很快就赶了上来，受到王老师的表扬。
主课之外，我也喜欢体育，可乡村中学条件太差，下雨了操场尽是泥，晴天都是尘土，学生排队跑步常常尘土飞扬。体育器材更可怜，学校总共两个破篮球，经常跑气，像个蔫茄子，打球之前先用气筒猛打一阵子；有一个排球，经常当篮球玩，在操场投篮。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足球，乡下中学从来没有，直到读师专时见同学把一个球踢过来踢过去，认为同学调皮，对另一个同学说：他们这样把球踢着玩，不弄坏才怪呢。这个同学告诉我，这是足球，足球就是用脚踢的。那时中学体育老师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些知识，不过这个体育老师喊号子很有特点，他的嗓音靠后，一二一，从他嘴里出来就是：爷儿爷。
教政治的是个老教师，脾气很随和，讲课也很随意，政治课本来枯燥，可这个老师却受欢迎，原因是他的讲课不按课本来，刚开头就信马由缰拐了弯，讲火车原理，讲城市人喜欢跑步，讲手表的构造，都与政治课无关，下课的钟声响了，他看看课本，嘿嘿一笑：课本内容下课后同学们自己看。
校长个子瘦高，脸瘦长，一笑就满脸皱纹，春秋天戴一顶蓝帽子，冬天裹一块白毛巾，讲话时经常一条腿斜着一抖一抖地颤，两只手插在裤腰。校长脾气好，说话慢声细语，老师们有点不把校长放在眼里。一次一个女老师上课，走上讲台后看见校长坐在最后面听课。校长听课，这事儿要是放到现在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天经地义。可当时那个女老师看见校长没有打招呼就私自来听课，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就很恼火，对学生们说：今天不讲新课，自己复习。校长很尴尬。不一会就提着凳子走出教室。
我的初中时期，除了写大批判，就是整天帮助生产队做农活，说是初中毕业，其实连现在的小学水平也达不到。所以说，我们这些人是作为“开门办学”教育思想指导下的“非文化的物质遗产”，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时我连一元二次方程也不会解，就这我还算学习成绩不错的，那些差的更不用提。好在那会儿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还讲阶级成分，不管学习好坏，都一篮子?了高中，拾进篮子就是菜，可我们这些“菜”真菜。
尽管那时高考已经恢复，可许多同学初中时的惯性还没有停下来，调皮顽劣，不安心学习，上着课趁老师不留神就窜出去到街上游荡。一个同学自习时间练习从地上往课桌上原地起跳，老师进教室，这个同学慌忙拿起课本作看书状，老师到他跟前，发现他的课本拿颠倒了。同学之间打闹搞恶作剧不算，还捉弄老师，那个教政治的老教师一条腿瘸，在一个春末的晚上检查学生宿舍，此时冬天生火取暖的炉子拆掉了，而漏炉渣的煤坑没填，就有捣蛋同学在煤坑上虚虚搭上麦秸，政治老师进屋一脚陷了下去，气的老师直骂：王八蛋，你们还想把我这条腿弄瘸啊？
那时电视在乡下是稀罕物品，年底公社拖拉机站买了一台黑白十四吋电视，我们经常吃过晚饭就偷偷溜出教室去看电视，老师着急，就去拖拉机站往回赶学生，可老师也好奇，有时把学生赶回学校后自己留下来看电视，有时竟忘记使命，站在学生后面津津有味地看。记得有一次看了日本电视连续剧《望乡》，里面有描写一群士兵蜂拥进妓院镜头，因为拥挤，妓院把门的人高喊：不要挤不要挤，每人五块，每人五块。回学校进宿舍时同学们也拥挤，就有同学在后面就学着妓院把门人的腔调高喊：不要挤不要挤，每人五块，每人五块。老师也忍俊不禁。
学校条件差，都是农家子弟的学生也不讲究，也讲究不起，比如入厕。那时男生进厕所大便，都是用土坷垃和废弃的砖头“料理自己后事”。操场西边的新厕所建成，男同学就懒得再从别的地方找砖头，进去时就从厕所墙上掀一块砖大便后备用。原来厕所砖墙高大，不长时间砖墙就矮了下来，只能遮住腰部以下，厕所在操场西边，调皮的男声站着一边小便一边与操场上打球的同学开玩笑。班主任看不下去了，在教室教训：幸亏是手工砖，要是机制砖，棱角跟刀子一样，你屁股拉破了，要是得了破伤风，谁负责啊。
高中二年制，四个学期有三个是在这里度过的。直到上年级有一个同学考上了农大，有几个考进了师范，我才正经八百有了紧迫感。第一年报考理科，结果高考落榜，后来复习一年，总算凑成了高中三年制。有几个同学屡败屡战，后来自嘲“本科四年高中”，其中一个同学连续复读六年，其实他平时成绩很好，就是心理素质差，一考试就紧张，满头出汗直想上厕所，所以成绩每每不理想，最后一年他豁了出来：这次考不上就回家撸锄把。结果放松了，成绩也好了。
那时乡下时常停电，学校有时发蜡烛，很少，不够用，就用墨水瓶自制了油灯，鼻子熏得黑乎乎的。一次一个同学不知从哪里弄到手抄本《少女之心》，几个春心萌动的少男围在油灯下挤着头津津有味地看。正处在青春期，加上那时也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对男女之事懵懂，感情沸点低，据说有一个同学看完手抄本后浑身激动，是猫着腰跑出教室的。而查巡夜自习的老师从窗外看见这几个人这么晚还在用功，第二天还表扬了他们，这几个人都低着头偷笑。
一个同学高考无望，别的同学在教室学习，他没事干，大冬天也没地方去玩，就在宿舍蒙头睡觉。当时学校把一架准备修盖教室的杨木梁放在学生宿舍。这个同学睡足，闲得手痒，把宿舍的火炉弄旺，把捅炉子的铁杵烧红后在杨木梁钻眼，本来一架好端端的梁，硬是让这个同学从头到尾钻满了窟窿。校长和班主任很生气，叫来家长进行赔偿，班主任还在全体学生大会上批评。班主任赵老师说话很艺术，沉着脸走上讲台，先发问：同学们知道我们祖先是怎么来的吗？同学回答：猿人变的。赵老师说：对。接着又问：同学们知道人与猿人区别吗？有人回答人能直立行走，有人回答人学会了用火。赵老师对后者进行了肯定：对。又问：知道谁发明的火吗？同学齐声回答：燧人氏。赵老师微微一笑：对，我们班个别同学身上出现了返祖现象，今天我们班也出了个燧人氏，不过，燧人氏钻木取火是发明，是进步。而我们班的这个燧人氏是胡闹，是破坏。至此同学明白赵老师不是让大家复习历史。全班的目光齐齐盯向那个同学燧人氏。
1996年一个夏夜我到火车站送一个外地朋友，意外地与这个燧人氏同学碰面，当时他正搂着一个女人的脖子在火车站广场转悠。尽管多年不见，可我知道他在老家已经成家。他很惊奇，也有些尴尬，忙支开那个女人与我说话，告诉我他在建筑工地打工，随即又说：你闹好了，我没出息。我开玩笑说：现在不钻木头啦？他哈哈大笑。也真难得他精力过剩，每天搬砖和泥，居然情调不减。
三
我们高中毕业后第二年，这个乡村中学又还原了为初中，而我也在师专毕业后又迂回到了母校。这些我都曾没有料到的，那时社会上正缺人才，尤其是学校，我觉得自己就是分不到县中学，也会分在县城其他学校，想不到又分回到了这个小镇的乡下中学。所以说，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从小镇开始的。
学校还是老样子，身材瘦长的校长依旧顶着那张瘦长的脸，似乎悠闲地背着手在校园转悠，见到我们，校长瘦长的脸笑意弥漫地打着招呼：回来好，回来好。与我一起分来的五个，年轻教师多了，沉闷的校园也活泼起来。之前，学校成绩也算可以，但是有个别老师教学不认真，与学生关系处理不太合适，据说上两个年级有的老师对调皮学生处罚学生的办法很奇特，不罚站，不写检查，而是让学生从厕所掏粪用茅罐往学校菜地里送，至于送几次几罐，那要看错误大小，一般就是几次，象征性的。可一次一个同学一下子送了十五次，每次一罐，大家都喊他“十五罐”，因为那时古装戏《十五贯》刚刚上演。
刚走上讲台，我们这些新教师锐气正足，备课，上课，辅导学生，课余与学生一起做游戏，在县里统一考试中学生成绩也名列前茅。学校名气很快传开，许多家居较远的也都找人想法让孩子来这里读书。鉴于以往经验，我很注意做落后学生的转变工作，尤其是那些调皮学生，都很听话。以至多年后学生见了我还说：崔老师，那会儿我们都怕你，你太严厉。
那阵子的学校与刚推行责任制的农村一样欣欣向荣，一派欢歌。那也是我人生中较为惬意时光之一。春天校园外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晚饭后我和几个同事在麦田里行走，提着录音机听蒋大为的奔放，听邓丽君的缠绵。累了就坐在田埂，春风微拂，夕阳西下，视野辽阔，心胸畅快。
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就是在一个学兄办公室，他有一个双喇叭的录音机，那时是很新潮的玩意儿。在他的床头的桌子上放着，磁带不少，民歌居多，邓丽君的磁带不轻易示人，人少时他放进去邓丽君的磁带，打开后跟着哼唱。一旦放《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他就很陶醉。当时他留着长发大鬓角，衣着时髦，夜里经常到不远一个村子学习武术，加上说话口无遮拦，在校长眼里是刺头。校长也时不时敲打他几句。当时他正为自己的“家花”发愁，搞了几个对象，都因为他是教师而告吹。
我们这些刚吃上商品粮的农家子弟，知道农民的艰难，找对象也都尽量找非农业户口。而那时有工作的女孩子找对象首选目标是机关人员，最没办法才考虑教师。我的那个学兄，由于对象嫌他是教师，没有前途，就吹了。他很受打击，走后门找关系要求转行，临走时很悲伤对我说：走吧兄弟，现在社会上没人看起当老师的。这个学兄成为我们的榜样，后来我们相继找理由离开了这里。学校年轻的女老师少，即使有，大多也不愿在同行里找对象，也是觉得吃粉笔面的老师没出息。师专毕业一同分来的两个男老师，都追一个女老师，结果两人闹起了别扭，彼此互相挤兑，最后两人都没有成功。
那时，小镇的供销社，粮站，农机站，卫生院等单位的许多人都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临时工，可这些单位里那些并没有多少姿色的女孩子，也都神气的很，见了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别说搞对象，眼睛都长到了头顶上，都不正眼看我们。
学校附近农户的猪羊鸡狗在校园内乱窜，一次上体育课，学生在前面跑，一头猪憨头憨脑地跟在后面转，一个学生用砖头把猪砸跑，可猪的主人找到学校大吵大闹。知道得罪不起，对窜进学校的家畜，学校只好小心翼翼驱赶出去。
那时的农民，都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好让自己脸面有光彩，却都不把教师当回事。学校的院墙白天垒起来，晚上村里好事的人就给推倒。一个女体育老师有几分容貌，上体育课时，村里的混小子们经常围在操场边吹呼哨，起哄，夜里砸体育老师宿舍的后窗。
村里一个精神病患者，据说喜欢写诗，其实就是一些就是顺口溜，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误将毛主席像烧了一个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屡遭批斗，精神出了毛病。这个精神病人经常深更半夜扯着嗓子在学生宿舍外唱《沙家浜》，吓得女生直哭，有时这个他还在学校操场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一圈圈地绕着转，搞特技大撒把，两手做打枪状－－－叭勾，叭勾。学校派人到这个精神病人家做工作，管一管，可这个家人却说：他脑子有毛病，你脑子也有毛病？
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如火如荼，学校有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饭后附近村民就迫不及待地搬着凳子理直气壮地挤在前面。校长生气，也没办法，强龙不压地头蛇。
夜里常有村民挑着茅罐到学校的男女厕所偷粪便，运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学校的菜地也需要，可学校不敢制止。最可气的是，常常让学生和老师不敢夜里去厕所，生怕冷不丁从外面进来个挑着茅罐的，别说学生，就是老师也发悚的提着裤子紧跑。
现在想来，当时的农民也确实没法把教师当回事，除了教书，这些教师在社会上的能力就极其有限了。农民的粮食想卖个好价钱，就得去求粮站那些人；农民卖棉花，就得去求棉站的人；买平价柴油，去求机站的；买辆名牌自行车缝纫机，去求供销社的。老师没有这些现实的权力，只要孩子考试成绩合格，你就得让人家上学，即使考试不合格又想上学，人家也是去找校长，一个普通教师只有教书的份儿。所以那会儿就是读个普通中专，也不愿意读师范。一个本家的叔叔曾对我说：你这个学算是白上了，除了转个户口，跟个农民也没啥区别。那时我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样的奚落嘲弄，就想方设法离开了三尺讲台。一起分到这个学校的年轻教师与我一样先后离开了教师岗位。
若干年后，当我疲惫于工作和人事挣扎时，也时常想起在乡下中学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留恋小镇那份清静。比起城市的隔膜、是非和凶险，小镇的那点顽劣又算得了什么。
如今，小镇与人到中年的我一样，都发福了，房子都是宽敞明亮的砖房，街道也硬化了，原来低矮猥琐的临街门市都已变得高大堂皇。因为乡镇合并，原来在小镇东南区域的公家部门大多已经撤去，原来的公社机关、拖拉机站、戏院、卫生院和棉花加工厂已经被农家小院瓜分；粮站的粮仓和院子已空空如也，从洞开的大门瞅去，当年林立的粮垛和熙攘的人群已经匿迹，只有许多跳来跳去的麻雀，似乎在寻找着曾经的辉煌；供销社的房子还是老样子，但已归个人承包经营，在周围林立的个体商店包围下，也失去了当年的气势。唯有我曾经就读和工作过的中学从外表看还算兴旺，高大的校门，严严实实的院墙，教学楼已经替代了破旧的教室，一切都今非昔比。今年春回老家我从中学门前路过，想下车到学校看看，可最终还是在校门前止步，因为这里已经没有我所熟悉的人了，不去也罢。后来县里一个负责管理这一片学校的一个高中同学告诉我，现在学校条件是不错，就是学生少。谈及原因，我的同学说：家庭条件好的到县城和外地学校上学，家庭条件不好的早早就辍学打工了，再说现在就是考上大学也不好就业，所以小学一毕业，好多家长干脆就不让孩子读书了。听了同学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初这个中学可是县城以北最有影响力的学校啊。
这么多年过去，也许我对小镇真的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