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我第一次看见一万元日元上的头像，问儿子：“这是哪位天皇？”儿子说：“不是天皇，他叫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位思想家，像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韦伯、俄国的托尔斯泰……”他说了一串外国人的名字。又补充道：“也像中国的孔子，通过办学启发民智，在日本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在大坂出生，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他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福泽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买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双喜临门，大吉大利，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当福泽谕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因病亡故。母亲三十三岁，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了离开十多年的故乡中津。幼小的福泽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和家计贫困的痛苦，造就了他对门阀制度的反感和批判诸事的态度。后来他在追念先父怀才不遇，惨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时经常黯然泪下，他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
福泽福泽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多产的译著作品和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他的著作犀锐的直观，论述了当时日本国民热衷追求的新知识。他的文体平易、内容通俗，字里行间洋溢着侠骨棱棱的气概。在其浩瀚的著作中数《劝学论》、《文明论概略》最著名。
《劝学论》是在明治五年到九年（1872－1876年）之间陆续出版的。书中阐释了人权平等、法治国家、国民的职分等等西方观念。这部书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在当时封建桎梏下的日本人看来像神的启示一样。很多人受这部书的启导，恍然大悟个人的尊严，启迪了自由平等的意识，获得了精神的解放。这部书大约有三百四十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是日本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文明论概略》在明治八年（1875年）问世，书中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后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为日本指明了工业化的发展的方向，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
明治十五年（1882年），福泽谕吉兴办了《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社论针对当时的国际情势，倡言“东洋政略论”；关于国内政治，主张“官民调和论”；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主题，鼓吹“妇人论”等。实际上福泽谕吉是以一个民权运动理论的领袖的身份，推动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运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纵观世界历史，凡是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必有大思想家出现，引导社会思想潮流，改变历史的轨迹。英国革命时期有洛克、霍布斯等人，法国革命时期有伏尔泰、卢梭等人。
洛克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人权”的学说，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他第一个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三种，认为立法机关应当高于行政机关，防止专权。他的这些政治理念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
法国的卢梭在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的观念，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与平等的，任何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他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了国家政权的实质，他说，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和立法权在人民，政府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如果政府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社会契约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一面思想旗帜。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迄今已经34年了，人们习惯把前30年作为一个改革的阶段，并且公认这个阶段的改革上演了一部“石头记”的好戏，即主要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大致有一个方向、路线的前提下，在改革过程中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根据问题的难易，分析解决问题的现实性，然后找寻“石头”，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表现为“走一步、看一步”的样态，只要实际可行的、“摸得着石头”的就继续推进，一旦碰到不太可行的、“摸不着石头”的就修改方案。毋庸置疑，“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强调把握改革的速度、节奏，注重改革的成效性，使我们在过去30年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国内外的交口称赞。
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只能是初级的、浅层次的。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的是需要啃骨头的、开展攻坚的改革任务。这样的深度改革，由于不在浅滩近处，完全摸不到石头了。因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已力不从心了。
在中国改革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后，党中央提出了“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的任务。这些 “深化改革”的任务一般人把它归结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大领域改革。显然，这样的“深化改革”，由于“水已至深”，它呼唤着对历史、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顶层设计。而在“四大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顶层设计至为关键，理所当然地位居之首。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阶段，既无前人经验借鉴，又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还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走出一条平稳健康的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在这样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兴衰的重要历史时期，目前思想界的表现却令人失望，鲜见有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更不见引领思想的旗帜高举。倒是有几个自封为“大师”的人物频频发表“高见”，但他们的意见或东拼西凑前后矛盾，或不着边际不知所云。左、中、右、极左各派林立，倒也阵线分明，杀得难解难分。局外人看了，只不过是互相揭短夹杂着人身攻击，有几位“大师”还脏字频出，骂声连篇，使论战惨不忍睹，把严肃的改革话题演义成了一场闹剧。
思想大师绝非横空出世，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环境的造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迫切需要思想指导的阶段，只有有了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做指导，改革才有目标，开放才有方向。才能少走弯路，减少纠错成本。而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又来自改革开放的实践，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
中国泱泱大国，从来不缺有识之士、仁人志士。缺少的是宽松的思维环境，宽容的舆论氛围。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已经是历史的潮流，改革开放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深化改革同样需要思想先行，时代也呼唤着思想大师的出现。时势造英雄，只要有宽松的环境，中国思想界也一定不会辜负民族的期望，成为深化改革的先驱，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个、几个或一批载入中华民族历史史册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