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问

隆 中 问

初冬的隆中，失去了往日诗意，落木飘零，铺满景区游道。踩着一路落叶，欣赏着隆中难得的静穆。陪客人瞻诸葛武候遗址，听导游娓娓讲述着那远去的历史。突然，客人扭头向我，抛出一个几百年搁不下来的问题：

当年诸葛亮的隐居地到底是在襄阳，还是在南阳？

我微微一怔，转而笑问客人：“你认为历史上的诸葛亮会是孤零零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吗？”

客人默然。

我接着说：“这世界上任何一个物种都不会孤立存在，必然会有一个种群。一个人也是一样，必然会有一个族群，有与他相关的家庭、亲属、世交、同门、好友等各类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必然会在一个区域留下历史的痕迹。如果与某人所有相关联的痕迹都留在甲地，你会说某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用史据来证明客人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回归常识，也许看得更清晰更透彻。

作为常人，我们看历史更喜欢用生活的逻辑。

隆中寥落，客人若有所思。伴着沙沙落叶，我尽力用生活的逻辑来理清我对襄阳南阳的分析。

一

诸葛亮，山东琅琊阳都人。东汉末年，阳都属徐州郡。诸葛亮的父亲作过县城小吏，诸葛亮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诸葛亮和他的两位姐姐、一个弟弟都寄养于叔父诸葛玄家中。

诸葛亮十四岁那年，徐州地盘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徐州刺史陶谦的一名部下奉命护送曹操父亲曹嵩，途中贪念突起将曹嵩杀害，钱财掠劫一空。曹操勃然大怒，咬定为陶谦指使，遂将仇恨转嫁徐州百姓，两番屠戮徐州大地，所过之处，“皆屠之，鸡犬亦尽”，“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之不流”。曹操残暴嗜杀之名遂闻名于世。两次屠戮一定在诸葛亮心中打下了终身无法改变的烙印。

而恰在这个时候，诸葛玄的一次变故扭转了诸葛亮的人生轨迹。玄被袁术推荐为豫章（南昌）太守，朝廷又派了别人。南昌去不了，徐州战乱之地又无法立足，乃携诸葛四姐弟来到襄阳。时刘表署理荆州，玄与刘表有旧交，千山千水，得得而来。

诸葛玄会不会到南阳落脚？不会。因为刘表管不了南阳。我们不妨打开历史的地图。《后汉书》记，东汉末年，荆襄七郡：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武陵、番陵、桂阳。大约桓、灵二帝时，增设了章陵郡。当时南阳属荆州七郡之一，襄阳在行政区域则属南阳郡管辖（赤壁之战后曹操从南阳郡分出襄阳郡，那是后话）。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最大特点就是天下没有按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只有靠实力割据的地盘。当时南阳郡乃曹操控制的地盘，荆州只有名义上的管辖权，襄阳则为荆州治所，为刘表的地盘，则不为南阳郡实际控制。历史总喜欢制造一些美丽的误会，误会也往往会臆断历史。就是在今天，有多少人说得清邓城邓州之分呢？

诸葛玄在刘表那里谋得一官半职，诸葛亮姐弟在襄阳生活才有了着落。相对于徐州这片烽火连天的土地，襄阳便是一块理想的安定之所。而正是这种安定，才为诸葛亮的学业和精神成长奠定了全部基础。

诸葛玄当年到襄阳是一种投靠，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去南阳能投靠谁呢？投靠曹操？曹操可是徐州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再伟大的人物总得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才能去干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没有了投靠，饭票如何解决？你真的相信未成年的诸葛亮躬耕陇田，能养活两位姐姐和年幼的弟弟？能够自食其力还能完成学业？能够晴耕雨读，上完小学初中高中，还有能力供自己上大学、有余暇与那些文人名士经常开派对？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未免太过夸张。

二

然而，好景不长。诸葛亮刚到襄阳两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了。无疑诸葛亮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

问题是，在襄阳生活了两年的诸葛亮会毫无缘由地跑到南阳躬耕吗？

我更愿意相信，诸葛亮到襄阳城外二十里的隆中躬耕，是其叔父生前的安顿，而不能臆想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带着弟弟象随风夹带的种籽偶而落在南阳的土地上。在南阳，无依无靠，肚子问题恐怕还是没有着落。人有时就是那么俗。肚子永远比大脑更具有现实感，再聪明的头脑也敌不过质朴的肚子。除了光喝露 水就可以长生的神仙，是人如此。即令诸葛孔明最后成了神仙般人物，那也是出山以后的事。

在襄阳就不同了，三桩婚姻解决了诸葛兄弟生计问题。

第一桩婚姻，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襄阳望族蒯氏蒯祺。第二桩婚姻，二姐嫁给了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这两桩婚姻意味着诸葛兄弟在经济上学业上都找到了靠山，以致于失去叔父接济，仍然能够生活得相对安定从容。

尤其是第三桩婚姻，把诸葛亮的根牢牢扎在荆襄大地上。

青年诸葛亮是个靓仔，有一股玉树临风、儒雅飘逸的范。扎眼的后生最容易被人看中。谁看中了呢？黄家湾的老夫子黄承彦。黄承彦择婿，诸葛亮正入法眼。黄家湾与隆中青山相依，阡陌相连，乡邻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更何况大姑娘好小伙最是田间地头话题。

黄承彦的女儿叫黄月英，大名鼎鼎的“黄阿丑”，襄阳历史上流传着许多有关她的故事。黄阿丑究竟是“黄头黑色”，与诸葛亮“才堪相配”，还是端庄贤淑，才貌双全，似无从可考。然而乡间俚语作为一种文化口口相传，却也印证历史上确有其人。

这桩婚姻实际上是诸葛亮入赘黄家，因为当时诸葛亮还不具备主动择偶的身价。而他的老丈翁是一个在襄阳影响很大，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三国演义》记载黄承彦，先后有两次简短的露脸，但每一次都是一种半人半仙的姿态。

第一回出场，值刘备初访孔明不遇，正带着几分扫兴往回走，小桥边遇一骑驴老叟，边走边吟：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

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

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

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这真是一幅逍遥淡泊、从容闲定的生活画图。驿外断桥，林间小道，山野老叟，骑驴咏梅，该化去了多少尘世的喧嚣和生命的沉重。避开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乱世，细品自然赐予人生的滋味，撩起生命对自然的欣赏与感动，这种极有品味、极具层次、极富诗意的生命境界，往往为古代中国文化人所独有。这个生命悠闲、情趣高雅的画中人能是等闲人物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越是这种闲云野鹤，越是高深莫测。

黄氏的第二次出场更带有诡异色彩。陆逊在鱼腹浦被困于诸葛亮的八阵图，黄突然现身引大军出了迷阵。《三国演义》的说法过于玄乎，无非增添点娱乐性，不足为凭。但是在罗贯中眼里，这位潜迹山林的名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世外高人。

事实上，黄承彦确实是当时的襄阳名士。他的几位老朋友庞德公、司马徽皆为荆襄名流领袖。他们一生不仕，是真正的隐者。

诸葛亮这个女婿肯定是黄承彦亲自考察挑选的，品德和才学恐怕是黄择婿的关键标准。而德才的鉴定是需要经过一定时期一定频率交往的。在那个时代，交往受着空间制约。襄阳与南阳相隔数百里，中间还横着一条汉江，即使其间有一条驿道，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往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天然的地理优势往往是姻缘终成的可靠元素，我们只能把目光定格在与黄家湾毗邻的隆中。在充满文化氛围的襄阳，每每文人聚会便是一种自然而又经常的交往方式。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待坐》中孔子与弟子的交流：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云，咏而归。”

这幅生活画图成了后来文化人的生活模板，只要有机会，文人们就会复制出带有自己烙印的画图。想那黄氏初见诸葛，春风和煦，师生共聚，席地而坐，各言其志。也许黄老先生正是在这率性随意、无拘无束的氛围里洞察到诸葛亮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精神认同和情感认同。

试想，如果当年诸葛亮远在南阳，一个尚未崭露头角的年青人未必能进入襄阳文人圈子。黄老先生见识诸葛亮恐怕也没有机缘。

我们也可以设想，诸葛亮这个女婿并非黄承彦亲自考察，而是经人介绍的。但是以黄氏的才情和秉性，谁够份量说动黄老先生的心？翻遍史料，与黄相交甚深的除荆襄人物，其他则闻所未闻。

三

东汉时期，荆州、襄阳曾是学术中心、人才高地。刘表时期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人才，荆襄高才也引起了各个政治集团的关注。

荆襄之所以成为人才高地，与刘表密不可分，他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了得的人物。刘表乃汉末的党锢名士，当过学运领袖，时称“八俊”之一，在士人间享有很高的名望。刘表是在军阀混战最激烈的时候接手荆州的。当时因地方割据兵锋四起无法赴任，竟匿名独身潜往荆州。后结交荆襄名士，“用蒯良之论、行蒯越之谋”，恩威并重，很快肃清各种武装势力，尔后北守襄阳，南据江陵，把江汉之间这块地盘打理得井井有条。史称刘表“爱民养士”、“群民悦服”。当时的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成为东汉末年最后一块乐土，在各路诸候眼里简直就是一块“肥肉”。这块“肥肉”鼎足于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其走向决定着天下格局。

刘表书生本色，爱惜人才，热衷于文化教育，在荆州“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四方人才纷纷来投。一时间，荆州襄阳的政治军事地位和经济文化地位达到了其自身的历史顶峰。随着刘表病逝，荆州衰落，从此失去往日繁华。

刘表是一个被矮化了的历史人物。他给后人碌碌无为、昏庸暗弱的历史形象。身体不太好，精神也不健康，性格多疑，似乎没有一点亮色。刘表好歹为汉末群雄之一，能把荆襄九郡治理得太平盛世景象，也算是位能臣。其形象被矮化，我看有三个原因：其一，刘表虽然治理荆州很出色，但一心自保于江汉之间，对荆州之外始终不曾动过心思，缺乏那种“登车揽绺，澄清四海之志”。尽管他已具备了与任何政治集团争锋的实力，也多次面临过争城夺地扩充地盘的机会。看来，刘表骨子里还是一介儒生。其二，刘表的对手曹操太强势，无论武功文治，其政治手腕、军事谋略、文学才华曹操不仅在当世，即使与前世后世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相比也难分伯仲。后人称曹操为奸雄，至少反证了曹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刘表本不是一位可以与曹操相提并论的人物。其三，刘表的儿子太不争气，曹孟德一句：“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流变为“景升父子皆豚犬”，“景升豚犬”把刘表一世英名涂了个漆黑，千百年都钉在一个不入流的档次上。

然而，曹操毕竟是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话是最不靠谱的。天晓得这句话里有没有夹带其他政治目的？在政治流行的时代谁保证这句评语没有被炒作过？现代政治生活中这样的现象还少见吗？哪个人物讲了什么话，什么时候讲，怎么讲，讲给谁听都大有讲究。而真实的历史是刘表即使算不上乱世英雄，也算得上治世能臣——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不简单的刘表，吸引了一大批不简单的人才。他们都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来到荆襄。诸葛亮身边这些人，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司马徽、石广元、徐庶为河南颍川人，崔州平乃博陵安平人，孟公威汝南郡人。这些名士的领袖人物庞德公则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他的故地就是襄阳城东郊岘山脚下的庞公乡。此地依庞公祠而得名，庞公祠则是后人纪念庞德公的侄儿庞统而建。叔侄共为庞公，地名流传至今。庞德公从岘山移居鹿门山，一直没离开过襄阳。庞公乡与鹿门山隔汉江而望，中间夹着一块面积有澳门大小的河洲叫渔梁洲，晚年庞德公隐居鹿门山采药以终。

唐代著名的襄阳诗人孟浩然在《夜归鹿门歌》中曾写道：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庞德公称得上三国第一高士，是一个把世道看透了的真隐士。刘表几番登门邀请，皆被拒绝。

刘表和他讲大道理：你只顾自己，谁来保全天下呀？

庞说了一番平实而别有深意的话：“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人人安居乐业，天下还用谁保？

刘表见大道理说不动，便晓之以利：你不出来做官，拿什么留给子孙呢？

德公答得更绝。他说，当官的人把富贵利禄这些危及子孙的灾难留给后人，我独独把安逸留给了子孙。只是留的东西不同，怎么能说没留什么东西。

听到这里，刘表终于弄懂了庞氏价值追求，长叹一声而去。

这位有大学问却不入世的高士与诸葛亮是什么关系呢？亮的二姐是庞德公的儿媳，德公于亮既是老师又是长辈。诸葛亮对庞德公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每次上门拜访，都以师礼独拜于床下。反过来讲，庞德公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学生和晚辈恐怕也持有一种另眼相看的器重。

这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就是有名的“好好先生”，诸葛亮的另一位老师——司马徽。这位老先生不言人短，“每辄言佳”。到最后连他老婆也看不过去了，劝叨两句，司马先生大拇指一伸：“如君所言亦复佳”。每每看到《世说新语》这段记载，老夫子形象跃然于眼前。

一般来讲，“好好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什么原则性、鉴别力。其实，史书载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庞德公称其“数典如流水、心清似明镜”，赠大号“水镜先生”。观司马徽是个外表迂阔，内心有大智慧的人。司马徽最大特长是知人之明，被世人誉为“人鉴”。凡被他评价过的人物，就如作品加盖了一枚鉴赏大师的方章。少年庞统其貌不扬，外界对他不甚了了，初次拜访水镜先生，即大受赏识，誉为“南州冠冕”，荆襄士子中的第一才子。庞统这块近乎猥琐的璞石，经过水镜先生这位专家一鉴定，从此声名大振。后来水镜先生见到诸葛亮，其赞誉已是无以复加，干脆拿出“卧龙”、“凤雏”两顶帽子戴在两位年轻后生头上，最后拔到“二人得一可安天下”的高度。卧龙必有腾云驾雾之时，凤雏终会一飞冲天。后来的历史证明，水镜先生没有走眼。

司马先生的栖隐之地在襄阳西南不足百里的南漳水镜庄。水镜庄现今有一尊雕塑：司马德操与庞德公对弈，一位低头沉思，一位轻捻胡须。老友至交在这二人世界以一种高雅的方式进行着独特的精神交流。雕塑作者把握的这一瞬间几乎是这种交流的完美表达。

庞德公、司马徽皆天下名师，诸葛亮是他们的共同学生。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都是当时中国一等一的人才。

并不是像有人所说，诸葛亮到襄阳只是“游学”，似乎是一种访问学者的身份。所有的史料都可佐证，诸葛亮的老师在襄阳、诸葛亮的同学好友也在襄阳，难道诸葛亮的学业是在襄阳以外的地方完成的？隆中十年的晴耕雨读完成了诸葛孔明的知识储存，诸葛智慧之根就扎在襄阳这片土地上。

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印象派诗人写过一首当时影响很大的诗《生活》，全诗就一个耐人寻味的字：“网”。诸葛玄、黄承彦、黄月英这些与诸葛亮生命息息相关的至亲族人，庞德公、司马徽这些指点诸葛亮精神成长的前辈师长，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这些席地而聚、坐论天下的同窗好友，更有那折服诸葛才识、走马相荐的徐庶，这些人串起来就是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里网罗了诸葛亮身外的所有社会关系和全部的生命信息。而诸葛亮本身只是这网里的一个结。

难道，结可以扎在网外，人可以活在生活之外？

四

诸葛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家知识分子。诸葛亮最大的人生亮点，草根百姓谓其“智”，历代帝王颂其“忠”，而文人士大夫则称其为“道德城池、礼义干橹”。所有评价都表明，诸葛亮有着很高的政治道德感。

诸葛亮的历史地位源于他是一个完美的道德人物。这种完美不是一种理想化的传说，而是一段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诸葛亮的政治道德感在中国政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当你有能力有实力有机会取而代之的时候，却心甘情愿地辅佐一个并不强悍甚至十分柔弱的主子，乃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番境界恕我孤陋，翻遍二十四史恐怕没有可以与诸葛亮比肩的人物。

历代统治者太需要诸葛亮这样的人物了，千百年不遗余力地推崇，使诸葛亮稳稳地坐在忠臣贤相的位子上。士大夫文人也一直把诸葛亮作为自己人生的道德标杆，这面旗帜高高飘扬了近两千年，至今依然猎猎迎风。老百姓的心灵殿堂永远供奉着中国智慧之神的牌位。他们生来就受着忠奸文化的熏陶，非忠即奸，非白即黑，对奸贼佞臣抱着一种天然的敌视，对忠贞侠义怀着质朴的景仰。他们宁愿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去滚动历史文化这个雪球，把自己所崇拜人物的道德形象和文化形象变得更加丰满高大。

说到底，作为历史人物，政治道德观乃诸葛亮之魂。这种政治道德观也必然体现在对栖居之地的选择上。如果说少年诸葛亮到襄阳是被动的无法选择的，那么青年时代诸葛亮人生选择则是有了完全的自主。

仅从道德层面看，诸葛亮能栖隐在南阳吗？

三国时期，南阳叫做宛城，是曹阿瞒的地盘，离曹氏大本营许都（许昌）很近。诸葛亮的故乡曾两番受曹兵蹂躏，情感上对曹操已很难认同，甚至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以至于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便倾其心血，策划了一起一生最成功的政治广告：将曹操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汉贼”。曹操从此成为史学家、艺术家、草根百姓心目中永远不变的脸谱化的人物。怀有强烈仇曹心理的诸葛亮也决不希望自己生活在曹氏的阴影之下。

南阳、襄阳的选择，实质成为一种政治道德的选择。

更何况，诸葛亮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隐者”，虽然他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躬耕于隆中的诸葛亮不过是一只暂栖枝头的凤凰，以求有朝一日翔舞于九天。

无论我们怎样演义，都不能把“三顾茅庐”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

未出茅庐的诸葛亮和所有才华横溢的青年一样，血管里涌动着不安份的血液，在“以求明主”的情怀中，有一种择木而栖的自觉。

史载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搞懂诸葛亮为什么对这首民间葬歌的古汉乐府有如此浓郁的情结：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诗中讲的是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我一直在揣测，诸葛亮是感叹三士那种遭嫉妒陷害的命运呢？还是欣赏晏子那种治国的理性机智和权谋，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不管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诗中某些内容打动了诸葛亮，产生一种共鸣。或许，诸葛亮更当作是自己的内心独白。

吟着《梁父吟》的诸葛亮，内心肯定激荡着一股绝非山林隐者的情感。

况且，诸葛亮是孤傲之人，否则，不会自比管乐。管仲乐毅何等人物？一文一武，乃齐燕国之栋梁。诸葛亮评价他的同窗好友可官至刺史。暗喻自己才堪大任。诸葛亮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有着充分的自信。出将就做乐毅那样身系一国危亡的良将，入相就当管仲那样后人称颂的贤相。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志向不可谓不远大。这说明诸葛亮虽身处江湖之远，却心系庙堂之高。人在耕读山林，心在耕耘天下。

内心的激荡与躬耕陇亩的现实必然会产生极大的碰撞，指点江山的渴望，择枝而栖的等待，冲突到了极致，便“抱膝长啸”。

一个“啸”字，多少难以遏止的情感喷薄而出！

终于，有一天，等到了刘备三顾茅庐。

于是，便有了“隆中对”，诸葛亮向刘备抛出了他精心策划的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书。

这份规划书凝聚着诸葛亮对天下大势的深刻洞察，也凝聚着一位青年学子的全部心血和击水奋飞的希望。

诸葛亮是幸运的，年纪轻轻就被人赏识，被人信任，天才的理论策划恰逢其时地找到买主。草莽之间，多少英雄白头，终了无人问津！

在三分理论的指导下，刘备一班人马由一个不起眼的近乎流寇的军事团队演变为一个有目标有纲领的政治集团，而诸葛亮则成为这一集团的灵魂。

“三分天下”是诸葛亮一生最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他毕生实践的战略。

诸葛亮怀揣着这一理论成果蛰伏于隆中耐心等待，就好比一个人抱着一颗夜明珠在街市的角落待价而沽，心里默默企盼着茫茫人海里出现一位识货人。

曹孟德是这颗夜明珠的买主吗？当然不是。这一理论简直就是曹操政治理想的粉碎机。在曹操眼里，这一理论的炮制者应斩立决！

这颗把曹氏梦想碾得支离破碎的夜明珠，能拿到曹家集市叫卖吗？显然，只有到不受曹氏控制影响的市场上才会找到真正的买主。

说穿了，即使三分天下的理论能够在南阳生产出来，那么，把它卖出去也只能在襄阳。

五

我向客人讲述完我的全部理由，没有史据，没有考证，全凭常人的生活逻辑。我对那些与生活逻辑相悖的历史从来不敢轻易相信其真实性。

我静静地注视着客人。客人脸色露出赞许：“我第一次听到用常人的逻辑来讲解历史，感觉特别清楚明白。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用文章写出来。”

主客相视一笑。

其实，在我的内心，倒并不在意南阳襄阳之辨，只是对那种学界之外的炒作十分反感。我怕我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表现出深藏于我心的厌恶。

我们的民族有以名人为荣的文化传统，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的思维变得简单直接，传统被一一解构，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希望用最简单最迅捷的方式搭上名人的顺风车去领略人世间的别样风光。于是，即使对历史文化毫无兴趣，也要尽力从脚下这片土地挖掘几个名人来为自己增加份量。如果自己的家乡真有过一些杰出人物，拿出来显摆显摆，纵有人忿忿然却也挑剔不出什么。有的是某人物在这里吃过一餐饭、睡过一宿觉，硬是一副生拉硬扯的架式。更有甚者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帽子再去正而八经地搞起了假把式。凡此种种，好不让人心生反感。

我曾见过有人高挂孙悟空故乡、哪吒故乡的牌子，煞有介事的大兴土木。我们往往用假文化来制造文化，暨看不到历史的真相，也看不到未来的梦想，满眼只有粗俗丑陋的文化垃圾。

有许多问题复杂到极点、神秘到极点，反不如回归常识。有些研究抛却常识先设立结论，然后找一些模棱两可的史据，实在超越学术的目的。到了那些对历史对科学本无研究的官员也来搅局，历史便成了闹剧。

在每个立方米都能嗅到功利气息的社会，得失成为衡量事物是非的唯一标准。急功近利已经让世界失去了真相，功利主义者毫不遮掩地扯起大旗，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的合理性。几千年文化传承留下的美好之梦，正在被功利主义碾碎，一个诚实的民族也正在被一步一步引入歧途。我们每个人正在把自己变成为利益驱动的生物，成为历史闹剧中的丑角。

我平伏下思绪，望着冬日静穆的隆中，默默叩问：隆中，你是渴望现实的光环呢？还是期待历史绽放出绚丽的文化之花以及历史文化留给后人永远享用不尽的精神营养？

林木凋落，隆中无语。

难道我们的内心已经不愿自省，我们的良知真的不会觉醒，永远沉湎于这令人迷乱的功利主义喧嚣中吗？

我们敢不敢自问，在舞动诸葛亮大旗之时，我们心中是否还持有诸葛孔明当年那道理性之光？

我踏着隆中林道，用生活的体验来细细拨开历史的尘封。那些质朴的常人之理让我们浮躁的心智稍许冷静，也许，用一颗平常之心，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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