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时代（二）
四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尽管寒冷尚未过去，仍不失之为一个美好的、充满希望的春天。一场破坏剧烈的社会大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对于年轻人来说，最欣喜的事情莫过于恢复高考了，那可是一次祈盼了整整十年的公平机会啊！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从压抑、彷徨、迷茫的状态中苏醒，从山沟、从草原、从边疆、从农村、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走出来，大踏步跨入一个个庄严的考场，为自我证明，也为中国的未来证明。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今日，追求高等教育的热度和激情在中国的大地上就没再衰减过。
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那批精英终于修炼成为振兴国家的栋梁之材。
那是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强烈反弹。社会上，人们对那些考上大学的青年报以热烈的掌声、歆羡的目光、溢美的褒扬，于是，我也蠢蠢欲动了，不甘心在电机厂当一辈子二级工，便匆匆投身到高考的洪流中。电机厂三百多号人，年轻人就占了一多半，然而有勇气向命运叫板的仅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虽然很渴望却又不敢问津高考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十年“文革”彻底摧毁了文化和学校，使他们几乎成了新文盲，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应对考试；其二，做为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收入和福利上来考量，都是令人羡慕的身份，舍不得轻易抛弃。所以，面对大多数，我显得很孤独也很无助。
那年夏天，同一车间的工友王宪和我一起步入考场，他顺利过关了，欢天喜地打点行装跨进高等学府，而我却名落孙山，重回车间汗流浃背的干活儿。师傅们善意的劝慰和惋惜的目光，还有背后不知在说些什么的窃窃私语，反而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我发下毒誓：来年若再考不上大学，就点一把火将所有的书籍统统烧掉！
生活上的贫穷并不可怕，凑合、将就着过就是了，可怕的是头脑里的贫穷，它不但会使这一代人贫穷，还会使代代人都陷于困苦和卑贱，使整个民族日渐式微、衰败了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既然当众发了誓，就要去履约，这是做人的基本诚信。从放榜后的第二天，我又重新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头悬梁，锥刺股”，夜夜挑灯苦读至万籁阒寂……
一个严寒的冬日，傍晚下班回家，炉子已灭，屋里冷若冰窖，我赶紧把炉火重新点燃——我点炉子的技术很糟，总是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把自己薰得眼泪汪汪——草草吃了点饭，迅即在昏黄的台灯下翻开了书本。白天的体力劳动相当累，书读着读着就有点犯困了，便扭开收音机，想调节一下承受重压的神经线。那时没有电视可看，全凭这小小的黑匣子了解国事家事天下事。那天晚上广播员的声音比往常明快、敞亮，他正在报道一次重要会议的公报。我闭着眼睛揉着太阳穴，听了两分钟，就调换成音乐频道，又听了两分钟，清醒点了，不敢怠慢，把黑匣子关掉，继续演算枯燥的习题。
重要的历史关头，往往是在人们漫不经心、毫无准备的状态下悄悄来临的。譬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建党发起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竟然因为一些并不很重要的事情而缺席在一条石船上召开的党的“一大”。对于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时刻的悄然而至，陈、李二人可能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他们能预知在短短的二十八年之后，这个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极其弱小的政治组织竟然就打败了所有的强大对手，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更为强大的统治者，相信他们说什么也不会缺席那次会议的。党的领袖尚且如此，更别说小老百姓们了。
在一九七八年那个严寒的冬夜里被我忽略不听的会议，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应该说，并不是我一个人忽略了，很多人都忽略了。因为，中国的会议实在是多如牛毛。中国人特别能开会，小会大会、短会长会、抓“地富反坏右”的会、整知识分子的会、“要炸平庐山”的会、七千人大会、批“海瑞罢官”斗“牛鬼蛇神”的会、批林批孔批周公的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清算“四人帮”的会、平反昭雪的会……开啊开，开得人们耳朵都听腻了，感觉麻木了；中国人的生活中要是没有了会议就显得很空洞，新闻广播、电视节目里要是没有了会议就显得不太正常；至于那一个个的会议都有什么效果都起什么作用，谁也不去细琢磨，反正就是个会呗。
于是，会议一个连一个，一直开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还是习以为常，审美疲劳了，该干吗还干吗。然而，历史就在这里发生转折了，悄悄嬗变了，一位后来让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个子矮矮的大人物第三次出山，为中国这艘巨轮掌舵，他重新定位，修正航向，绕开激流险滩，高高扬起世纪之帆；他深思熟虑，胸有成竹，要圆一个富民强国之梦。
若干年后，我才逐渐品出那次会议巨大的历史功绩，它称得上是全国老百姓的“二月二”，打那以后，民间的龙，开始要抬头了。
五
翌年夏天，我如愿以偿考上大学，随后奔赴西北一座省会城市，接受为期四年的高等教育。大学生活是快乐的，也是艰苦的。只是，我更穷了，仅拿到校方提供的每月25元助学金，还是最高的，但我的精神世界却在书声琅琅的校园中日益富有起来。
西方有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中国人的贫穷，是积累了几十年的沉重话题，国营时代的“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使人们形成了强大的贫穷惯性，思维定式视富足为洪水猛兽。虽然寒冬里那次伟大的会议已经缓缓打开了禁锢思想的铁门，但全民性的贫困并不会因此而在朝夕之间消失。龙要抬头，万物要复苏，还需假以时日。
我到了西北才发现，那里的贫穷更是怵目惊心。一位与我同寝室的同学，来自陇西长年干旱缺水的农村，他的家乡是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几个县之一。他很用功，学习成绩在班里很拔尖，可他的外在形象却令人很不爽，经常蓬头垢面，衣服脏兮兮的，那件白上衣又皱又黄，斑斑点点，裤子穿得油光锃亮，而且不爱洗澡。学校有澡堂，价格也比外面的便宜，我每次去泡澡时都要叫他，但他总是推三推四不肯去，所以他身上老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舍不得掏那两毛钱买澡票。
有一个星期日，他终于洗澡了，是一个同学慷慨解囊请的他。洗完澡后，他快速洗了几件衣服，晾到外面，就钻进被窝里看书了。我从教室回来，想上街逛逛，便吆喝他：“季晓斌，走，咱俩上街转转。”他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说：“我不去。你自个儿去吧。”“走吧。跟我就个伴。”我猛地掀开他的被窝要拽他起来，才发现他只穿一条内裤。“你干吗？”他不好意思，把被子又盖上。“快穿裤子。我等你。”我今天是铁了心非得要拉他一起去不可。“我没裤子了。”“啥玩意儿？你的裤子呢？”他朝窗外努努嘴：“那不啊，刚洗了。”“逗我玩呐？再穿另一条裤子呀！”“我真的没裤子了。”我愕然。
我终于明白他的裤子为什么总是穿得油腻腻的都不肯换，因为他没得换，就一条裤子！我有点歉意，也没心思出去了，便坐到对面床铺上和他聊天。他告诉我很多关于他家乡的事情，原来，在他们村子里，像他这样只有一条好裤子的家庭并非少数，所谓的好，并不是布料好，而是还没有破，谁出去办事谁穿，在家里或下地干活儿的人就穿那些补了又补的破衣服。他来上学前，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条没有打过补丁的裤子——就是正在外面晾晒的那条——硬塞给了他。他和他父老乡亲们的贫穷，令人心酸啊……
我好赖还有两条裤子，比他强。
正当我们这群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莘莘学子在默默承受求学的艰辛之际，象牙塔之外的中国已经在悄悄嬗变了。而涓涓细流般的变化是从社会最底层铺展开来的，就像一团团墨汁被一位大师巧妙地泼撒到洁白的宣纸上，通过渗透、湮润，便闪现出一片靓丽的锦绣山川来。当然，其间还有如椽大笔的自如挥洒，而最漂亮的一笔就是在毗邻资本主义香港的海边轻轻地画了一个圈儿。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在中国地图上找都找不到的小渔村，在短短的数年间迅猛崛起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它汇聚了中国无数的各路精英，创造出一个完美的速度神话。那个小渔村的名字叫：深圳。
深圳的横空出世，在理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人困惑了，他们曾经参与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并为之付出青春和热血，如今，他们用半辈子打下的江山似乎要变色了，中国要向何处去？是姓“社”还是姓“资”？他们甚至拍案而起，大兴问罪之师。面对老战友们的质疑和非难，掌舵者宽容一笑，吸着熊猫烟，轻描淡写道：“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紧接着，曾经长期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个体经济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调肯定，且定性为国营经济的必要补充，最终写入宪法——这可真是小老百姓们的莫大福音啊。无数的“白猫黑猫”们迫不及待的冒了出来，他们终于可以以一种合法的身份在铁幕已经拆除的中国大地上，名正言顺地向贫穷宣战了。
名正言顺？“名”是正了不假，“言”却未必就那么顺。
在这个省会城市里常常能看见一些中年农民和农妇走街串巷，或步行或推着自行车，拎着篮子或带个箩筐，拿草盖着，口中吆喝：“换大米嘞——”、“换鸡蛋嘞——”。他们的嗓音有点沙哑，挺尖，浸着秦腔的韵味，煞是好听。他们偶尔也会在学校门口蹲着，和穷学生们做点交易。我便是光顾他们的常客之一。我的箱子里有些个旧衣服，赶上实在没钱买饭票了，就拿出一件旧褂子啥的（当然不能拿裤子）去和农妇换几个鸡蛋来吃。他们尤其喜欢工厂里发的工装，结实、耐穿，比普通衣服能多换好些个鸡蛋。恰恰我就有两三套电机厂发的工作服，全换鸡蛋吃了。
他们大都是郊区的农民，自家养的鸡，下了蛋就攒起来，没舍得吃，拿到城里偷偷卖俩钱或换点衣物。他们自嘲说这是“鸡屁股银行”。在没有“正名”之前，连这种最原始形态的、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都要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须毫不留情的割掉。咋割？没收你的东西，人抓回去批斗，再关上几天。
把共和国养大的农民，这几十年来苦扒苦噎的，真是不容易啊。
现在好了，不必东躲西藏，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声吆喝了，后来就不怎么换衣服了，以卖钱为主。于是，商机出现了，开始有人动起脑筋到农村去收鸡蛋，一箩筐一箩筐的倒腾到城里来卖。农民们也高兴的发现，养三五只鸡已经不够了，便大量的养，蛋也越下越多。“倒蛋”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仅卖给本城市，还卖到外地去了。“倒蛋”者们挣的钱甚至比大学教授挣的还多，无怪乎当年的知识界有人望天兴叹：“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清高的城里人，特别是那些在国营企业里上班的人们，对这群满世界倒腾贩卖东西的商贩一族很是不屑，轻蔑地称他们为“投机倒把分子”，客气点的称谓则是“二道贩子”。
政策宽松之后，那些几乎没什么文化而又苦于生计无着的底层无业游民惊奇地发现，商业流通领域竟然是一块荒芜了多少年的沃土，潜藏着那么多的机会，除了鸡蛋之外，还有太多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倒腾、可以贩卖、可以获利，就连在大街上摆张桌子卖大碗茶、支个煤炉炒葵花籽，都能赚个盆满钵满、眉开眼笑。于是，这批人不辞辛苦，风里来雨里去，渐渐成气候了，腰包也渐渐鼓起来。中国第一批万元户，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
带有点侮辱性的称呼：“二道贩子”，在人们的口中不久便改为了“倒爷”。带个“爷”字，多少含些敬意了。很快，“倒爷”们走入工商局，拿到了营业执照，堂而皇之开起了小商店小饭馆小作坊，于是，“倒爷”又升级了，成了“个体工商户”，合法经营起来。
他们在社会转型初期的乱象中掘得第一桶金之后，有一些脑瓜特别好使的鬼才凭借手中原始积累的资本，马不停蹄地挺进制造业，从个体工商户开始不断做大、做强，于是，中国的南方又诞生了一批敢与国营企业争锋的民营企业家，这一势头很快就蔓延到北方；他们在工业界和外贸领域叱咤风云，挥挥手，带走所有的云彩；他们家财万贯，一掷千金，成为真正的富豪，昔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如今已是财富排行榜上的显赫人物——这都是后二十年陆续发生的事情。
民间的龙，终于抬头了。不但抬头了，还腾空而起，现在正“飞龙在天”，强势起舞，给中国经济的脉搏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六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代一首著名的词这样来描绘春天的清晨。一个“闹”字，传神千年。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原住地城市，工作、结婚、生子，在本文开篇所提到的新市场附近的平房区蜗居了若干年，于平淡如水的生活中细细品味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旮旯角落里“春意”是如何“闹”将起来。
盘踞在新市场那段一百多米长的马路两旁、曾经很气势很倨傲的国营商业网点，受到越“闹”越大的“春意”的冲击，开始摇摇欲坠了。最先消失的是粮油店，随着粮油供应的全面敞开，价格随行就市，粮油店被挤兑得活不下去了，粮票和粮本就都成了收藏品待价而沽；接着就是副食店，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小商贩让居民们吃上了新鲜水灵的时令蔬菜瓜果，肉禽蛋奶也都价廉物美，而且还不用去讨好巴结谁，副食店的历史使命自然也就结束了；然后便是小百货商店，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出现的超市大大小小，越开越多，让老式落伍的小百货相形见绌，不知什么时候也销声匿迹了；倒是那间小小理发馆能扛到最后，是因为有一批四五十岁的老顾客（包括我在内）对它有了感情，同时也是不太习惯那些从技工学校里培养出来自己开业的年轻理发师摆弄头发的新潮手法，坚持到它那里去，一边理发、刮脸，一边和老理发师们唠唠闲嗑，点评点评“江山”，不失为一种享受，然而，岁数不饶人啊，老师傅们一个接一个退休了，再无人接班，最终也只好“铁将军”把门，寿终正寝喽……
在“春意”越“闹”越欢的过程中，新市场也整个变了模样。大野地不见了，平房区也拆除了，换之以整齐漂亮的高层住宅小区；原来那条一百多米长的马路已被重修，宽敞的人行道成为火热喧闹的集贸市场，个体商业门脸一个挨一个，每个角落都生气勃勃，透着一股盎然的生机。
只是，我没地儿理发了。瞅着新市场理发馆大玻璃门上的铁链锁愣了会儿神，怅然若失准备离去，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是老林吗？”我扭头一看，哈哈，原来是三十年前电机厂同车间的工友小李子。嗨，也不小了，脸皮皱了也糙了，头发灰白了一半。多年不见，格外亲切，便在路旁聊起来。小李子告诉我，电机厂已经黄摊了，厂区占地也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所得卖地款给尚存的老职工每人发了五万元，就算散伙费吧。“那工友们都干吗去了？”我问。“各谋生路呗。有的做点小本生意，有的上工地给人家看大门，有的去私企打工……这不，我现在就在城隍庙那儿给一家礼品公司跑业务呢。”小李子表情轻松，平淡地说。
轻松、平淡？是的，确实没什么值得惊讶的。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这个城市百分之九十的国营企业命运都和电机厂差不多，或关张或被兼并，剩下几家特大型的，没倒，经过资产重组和股权改制后改名叫“国有企业”。一字之差，其中内涵已经有了许多的变化。国营，从机制到实体，都已成为历史——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
正聊着，手机响了，是妻打来的，叫我上岳父家吃饭，说是老爷子又炖排骨啦。老岳父早退休了，在家没事光琢磨吃的，他现在炖的排骨不再是剔得光溜溜的那种，肉很多很肥美，而且啃剩下的骨头也不再回锅反复熬汤了，全扔掉。
我与小李子握别，蹬上车子往回走，春风拂面，好不惬意。忽闻路边有稚童嬉戏之声，便停下观看。原来是两个扎着小辫穿着小花袄的小姑娘在跳橡皮筋。我特喜欢看孩子们玩这种游戏，看着那双灵巧的小腿一蹦一蹦的，一会儿勾住皮筋一会儿又放开，一会儿交叉一会儿又旋转，令人眼花缭乱，心里总是痒痒的，也想上去跳两把。这小姐俩一边跳一边还配合脚上的节奏拍手唱道：“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噢，是的，我今儿个也真高兴，又有红烧排骨吃了。
走嘞——
2009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