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和《西征随笔》案

雍正朝第一起文字狱案，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钱塘人，户部侍郎汪霦之子，礼部主事汪见祺之弟，康熙五十三年举人。雍正二年到陕西谋差事，写信给年羹尧，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锜、范仲淹与年大将军相比，“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如果不能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年羹尧，则“此身虚生于人世间”了，极尽阿谀谄媚，由此成为年羹尧大将军府记室，也就是文书。《西征随笔》是他此间所写诗文、书信的汇刊，其中不乏为年羮尧歌功颂德之辞。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浙江巡抚福敏、杭州将军阿弥达从年的家中抄出此书，奏皇帝云：“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连日密访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影祺即钱塘县举人汪日祺。”雍正看后，恨得咬牙切齿，批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并要求“目睹之人，勿得泄露”。

《西征随笔》中究竟写了什么？竟让雍正如此震怒，并告诫保密。据说有“讥讪圣祖康熙”的诗句，诗曰：“天子挥毫不值钱，紫纶新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但据后来得见此书的人说，书中又并没有这首诗，而据清代史料笔记《柳南随笔》记载，这首诗为内阁学士查嗣庭所写。康熙皇帝曾赐太史杜紫纶御书一幅，内容为宋朝程颢的《春日偶成》诗，此诗为《千家诗》的第一篇，第一句为“云淡风轻近午天”。 查嗣庭与杜紫纶友善，见康熙御书后，便写了上面那首诗。诗写好后，可能自己也觉得有轻侮皇帝之嫌，未给杜紫纶，录在自己日记里，后查嗣庭获罪被抄出，实与汪景祺无干。

自汪景祺案发后，《西征随笔》作为禁书被封存宫中200年，无人得知内容，直到民国年间才于故宫懋勤殿封锢箱中被发现，已成残本，1936年故宫博物院据此铅印，1984年上海书店又影印出版。我曾对此书产生过极大兴趣，但寻访多年未得，不知书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我想，汪景祺得罪的真正原因，就是对年羮尧的歌功颂德，年羹尧是朝廷钦犯，对其歌功颂德当然是死罪。汪景祺因此被斩，头颅悬于菜市口十年，直到雍正去世，乾隆即位，才被取下。汪景祺的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兄弟、子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之内族人中现任、侯选、侯补官员，俱一一革职。汪景祺的妻子是巨室之女，家人恐其与穷披甲人为奴时受辱，遣发时“乃设危跳”，故意把上船的踏板搞得很危险，欲让她“清波自尽”，汪景祺妻却不愿死，“盘躃匍匐而过”，观者无不伤感。

我想，即使汪景祺没有这本《西征随笔》，他也难逃一罪，只不过罪可能会轻一些，和年大将军府其他“一干人等”一同被发配边地，也不会连累家属、亲族。我有一个邻居，是上海人，文革时期在上海警备区警卫连当兵。“四人帮”被打倒后，他们全连人都被“下放”到边远、贫穷地区。和他一起“下放”到我地的，还有一个张春桥在上海时的秘书，我曾拜访过这位张春桥的“记室”，他没有接待我，他对那段往事讳莫如深。现在国家政治开明，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万方乐奏，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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