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文革研究先生（沉沦的一代）第七十九篇
这个创伤从来也沒停止过流血。
当我们今天面临“东突”分裂和恐怖威胁时，很少有人知道“东突”这颗苦果，早在中共建政之前，便已埋下了种子，并在中共建政之初，已初现蓓蕾。据曾任新疆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三区革命”出身的蒙古族人格尔夏撰文披露：1950年9月30日晚，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结束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西大厅举行了国庆宴会……我们新疆代表团聚在宴会厅东角，大家都兴高采烈，相互碰杯喝酒。祝愿毛主席健康，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一片欢乐热闹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为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干杯。我感到很突然，没有举怀。不料这时伊布拉音巴依（民族军14师师长，哈族）却举怀为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干杯。当时民族军副军长马尔果夫·伊沙哈克夫（塔塔尔族）说，"这样不是把新疆分成两个了吗？"伊布拉音巴依马上不满地说："天山以北本来是哈萨克民族放牧的地方"。我当时觉得他们这样议论很不对，因为新疆不只是有两民族，而是十三个民族居住的地方。正在这些人失态哄闹的时候，汪锋同志带着酒杯过来给我们祝酒，"为祖国各民族大团结干杯！"大家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这些已变身中共高级军官的“三区革命”精英，以为他们在民国时“民族独立事业”会在与中共合作的共和国得以实现。同时，维、哈两族又各扏一端。他们所以敢在国庆宴席上公开亮出“斯坦”，说明在当初与中共结盟时，得到过中共方面的某种承诺）。
由于北京当局并未对其正面批评，来年2月，所谓“三区革命”也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教育厅长，时任中共新疆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的赛都拉·赛甫拉也夫，在伊宁主持召开了有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时任解放军5军13师师长兼南疆军区副司令员）、阿不都拉·扎克洛夫（新疆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时任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列斯肯（时任解放军5军军长）、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时任解放军5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三区革命”头面人物在内的后来被当局称为“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秘密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在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并达成四项共识：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
这时，中共当局才意识到问题棘手，立刻开始回击。格尔夏回忆称，1951年4月，中共新疆分局在西大楼召开分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新疆分局第二书记徐立清主持说：“会议主要讨论批判最近在伊犁开的“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原则，进行深入地讨论和批判！”……王震同志很气愤的站起来，走到北边坐着的民族同志面前，我们都跟着站了起来。王震同志指着赛甫拉也夫大声斥责：“你的肚子这么大，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天天吃抓饭吃的！”我给赛甫拉也夫作了翻译。王震同志又注意到旁边站的列斯肯（民族军军长、俄罗斯族）非常气愤地指着他说：“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长，参加五十一人座谈会，是叛国行为，要杀头！”我听了感到很紧张，没敢给列斯肯翻译“杀头”这个词，可是旁边站的伊敏诺夫用俄语给他翻译了“杀头”的话，把列斯肯吓得快晕倒过去，旁边的人连忙扶他出会场。 这次会上有一次批判维吾尔斯坦共和国问题时，王震同志插话中指着我们戴的民族军勋章和军衔说：“你们勋章上的标帜五星半月牙，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俘虏的联合国部队里的土耳其军队标帜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戴的勋章军衔和土耳其的一样，回家就把它取掉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人再佩戴过。（所以在此时才批“叛国”，盖因此时已将哈族叛乱领袖乌斯满抓捕。尽管乌斯满叛乱主要是因与这些“三区革命”的亲苏分离主义是相对立。但以分裂、叛乱处决乌斯满，显然，既有杀鸡吓猴，镇慑维吾尔斯坦的用心。又兼有安抚“三区革命”分子的用意，我把你们的死对头杀了，你们该感恩，不许再“斯坦”了。也就是说，这时中共已以“国家统一”否定了三区分子所要的“民族独立”）。
客观地讲，建政之初，毛和中共高层对民族问题，尤其是对地处边陲，且历史上一向与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的藏、疆、蒙少数民族区域还是比较谨慎的。出于先抑汉后抑夷的现实考虑，在其巩固政权阶段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信仰伊斯兰族群及蒙、藏佛教族群实行招降纳叛的招抚政策，制定了与内地汉人地区完全不同的政策。正如1952年6月，毛对不服西北局批评向他申诉的王震说的那样：“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没看到全局。在少数民族地区先进行土地改革，第二步再实行牧区改革，这是中央的统一部署。你新疆不按中央的部署搞，就会影响西藏，妨碍我们争取达赖的工作；也会影响甘肃、宁夏、内蒙古，那些地方也有牧区。这样一来，中央就被动了。”因此，与内地汉族乡绅地主被列为敌人消灭，藏、疆、蒙地区的此一阶层只要不公开叛乱，均享有统战对象的优遇，地方头面人物及宗教上层人士则多按影响大小分别进入各级政府。王震在新疆就是因为要和内地斗地主一样搞牧区改革，被习仲勋和西北局叫停，并被撤销了在新疆局的一切职务的。而毛批准撤了杀人立威的王震的职，表扬了恩威并重、招抚为上的习仲勋。
但民族问题的本质还是文化相异，关键在宗教信仰上。这对奉行三民主义的民国政府不是个问题，但对奉行马列主义的共和国则十分棘手。49建政后，中共对汉族族群信仰宗教极为严苛，凡我族类往往加上个政治罪名便强行取缔，例如对一贯道就是以“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而消灭的。如今起于底层民众“五教合一”的一贯道在大陆已绝迹，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有信众近90万之多。至于对传统的汉式佛教、道教，以及后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更是以“封建迷信”或“帝国主义分子”予以限制打击，但碍于国际观瞻，并未予以取缔。文革中则以“四旧”名义将寺庙收归国有，强迫僧徒还俗。后期，为标榜宗教信仰自由，恢复佛教时，为招徕佛僧，竟可笑地采取公考招收办法，使佛教从一种信仰沦落为一个社会工种。严格地讲，如今除藏区佛教尚存，汉族区域的佛教寺院，已与宗教信仰无关，不过是国家为顺应世界潮流，点缀“宗教信仰自由”的旅游景点罢了。但对穆斯林和蒙、藏佛教却基本维持现状，至少在文革前是这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这种谨慎和宽容只是手段（策略），而并非目的。是因其甫得天下，内地忠于前政权的反叛不断，暂时顾不过来散落在边陲人口稀少的几可忽略不计的少数民族的权宜之计。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至少毛自以为歪打正着地降服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再没人敢用自由、民主、人权来挑战他的权威。但使毛本意整治党内“官僚主义”也就是“反冒进”的目的并沒有完全实现。虽然，通过对政府权力的调整，已分薄了周在内阁的权力，但周名义上还是政府首脑，人们习惯地把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功劳记在总理身上，这对毛来讲是不能容忍的。毛这时才明白战争结束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已成为历史，和平时期最能出彩的便是生产建设。所以，毛便异想天开地妄图通过一个由他亲自挂帅的经济大跃进，来用事实否定反冒进，进而树立他“战无不胜”“无所不能”的伟大形象和绝对权威，并从体制上彻底改变中国。
亦即说，那时毛就企图借一场经济大跃进，效仿张鲁“五斗米教”建立一个以他为上帝的新教。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这场以“三面红旗”为题的毛式经济运动，从发端之日起，便危机重重，最终将整个共和国拖进了最黑暗的大饥荒年代，又撕裂了民族这个尚未弥合的创伤。
最后修改于 2014-03-:阅读(511)评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