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兄弟往事
一
1971年元月，我到部队当兵，到部队不久，我父亲来信对我说：“胡政委的儿子，也是你们这一批兵，不知是不是和你在一起。”父亲说的这个胡政委，是我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初期，他们一起在华东野战军第102师，胡政委是11团政委，我父亲是11团参谋长。1955年转业后，胡政委任我们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胡政委的爱人，也是一个老革命，1938年参加八路军，我母亲1949年当兵时，在102师师部卫生科，她是卫生科教导员，后来调到11团任政治处主任。转业后任我们地区妇联主任。
刚到部队时，我们班里有一个和我一批的姓胡的新兵，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是胡政委的儿子。因为他一点也不像干部子弟，倒像一个农民：黝黑的脸，不爱整洁，鼻毛长出老长，白衬衣的衣领和袖口总是黑乎乎的，外面的军装也老不洗。食欲极好，每次吃饭，低头狼吞虎咽，总像三天没吃饭一样。过了有两三个月，在一次闲谈中，他谈到102师，谈到他父母，我才知道，他就是胡政委的儿子。
他叫胡利民，在家是老二，1948年出生，当时已23岁，比我大7岁。1968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是从农村来的知青。当兵第二年，他母亲到部队看他。当时我们部队在安徽省金寨县，他的姨父时任安徽省建设兵团副政委兼省军区独立二师政委，副军级干部，他姨妈陪他母亲一起来我们部队，乘着军用小吉普，很是威风。部队首长都来看望她们。让胡利民风光了一次。可是紧跟着，他哥哥也来看他。他哥哥当时下放在洪泽湖农场当农民工，身材矮小，形容委琐，穿一身破衣裳，脚上一双破军用球鞋，露出两个大拇指，背着一个旧军用包，就像个叫化子。胡利民十分生气，让他丢了脸。
我们是基建工程兵，从事国防施工，很苦。胡利民很能吃苦，第二年就入了党，第三年当了班长。他好像心事很重，闲下来就闷着头发楞，有时跟他讲话他也听不见。有一天晚上，我们到相邻的610部队去看电影，他上厕所小便，有一个人蹲在那里大便，他也不注意，冲着那人浇了一头一脸。那人大叫起来，把他也吓了一跳。其时，他经常考虑的，就是一个退伍后的出路问题，他不知道退伍后，能不能回城安排工作，还是回农村继续当农民。他吃苦耐劳，努力表现，也就是想提干留在部队。
1975年2月，我们一起退伍。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时期，他每天都到我家来，来了也没有多少话，就是闷着头坐着发楞，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来坐着发楞。后来，那一年下放知青当兵退伍后，全部回城安排工作，他被安排到县日用百货厂当了一名工人，那个厂里全是家庭妇女，但他对这份工作却十分珍惜，工作努力，不久就当了车间主任。1983年，他考上电视大学，毕业后分到市技工学院当了老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
他的哥哥，跟他母亲姓，叫孙伟民。他的父母，都长得高高的，很有模样，不知怎么他就长得那么矮小，委琐。我退伍后，找胡利民玩，又见到了他，他那年到我们部队去，还认识我。见面他就夸我，说我长得帅气，有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从洪泽湖农场调回我市农科所，当农民工。有一阵，我长兰花，但我们这里的盐碱土不适宜长兰花。我听说农科所在搞土壤改良，就去找他。他扛着一把大锹，拎一个塑料口袋，把我领到一块地里。那块地，是他们用烂草埋在土里腐烂，改造成含有酸性的土壤。他给我挖了一大口袋，帮我扛到街上，弄得满身是泥，又喊了一辆三轮车运回来。我再三感谢他，他说：“我们就是一个农民，也不能帮人什么，你找到我了，我当然要帮忙。”
后来，他调到农科所图书室管图书。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叫我到他那里去，见到我一次说一次，那样子倒像是在巴结我。后来我去了，多是农业科研方面的书。见我没有找到要看的书，他觉得很对不起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再三道歉。
有一次，我在市政府大院里遇到他。他告诉我，两个小孩学校毕业，在家没有工作，想到这里来找找人。他一脸的无奈说:“找谁呢，谁肯帮我们忙呢？”他知道我在这个大院里工作，也许有一些熟人，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请我帮忙。唉！这个厚道人，自己有一点能力，也要尽量帮助别人；而自己有困难，没有一点办法，也轻易不肯麻烦别人。他的父亲早于1972年去世，母亲还在，我就说：“可以叫你母亲想想办法。”他说：“你还不知道我母亲这个人，她从来不向组织提要求。”
不久，就听说他患病去世了。
三
他的母亲，工作一辈子，只向组织提过一次要求，就是在她离休时，市委领导找她谈话，问她还有什么困难需组织帮助解决。她说如果有可能，帮她家老四从工厂里调出来。
胡家的老四，叫胡海民，小名大海。和我们同年当兵，但不在一个部队。1975年退伍后，安排在市量刃具厂当工人。当年“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他想不通，给中央写信，结果被抓进监狱。粉碎“四人帮”后获释。后来，邓小平主政，搞改革开放，他又想不通，又直接给邓小平写信，邓公政治开明，他没有被抓。他母亲向组织说了以后，他被调到报社，搞发行。但他到报社后，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开始写小说，几年下来，成绩斐然，发表了一百多篇小说，于是被报社将他由发行转为副刊编辑。我同他的熟悉，就是从向该报副刊投稿开始的。
他那时已近不惑之年，而且有过牢狱教训，但仍然是一个“愤青”。1989年“六•四”事件时，他又激动起来，向中央写信，后来受到追查，差点被清出报社。他在外采访，常多管闲事，听到点事情，就拿着人民来信来找我；还常常将上访人员带来找我，叫我去查。我再三向他说明，纪委查案是有一套程序的，不是我想查就能查的。但他还是不断地来找我，弄得经常有上访人员缠着我，给我打电话。有一年，我市招商场建场二十周年，搞纪念活动，要在报上登一篇文章。但在10年前，市工商局一名兼招商场主任的副局长，因收贿被市纪委查处，因此报社不敢登这篇文章，让市工商局党委盖章，算是承担责任。但市工商局不肯盖章，说案子是纪委查的，要纪委把关。胡海民又把事情揽下来了，带着招商场的人来找我，要我在文章上签字。我将他们带到市纪委办公室，我们纪委宣传报道由办公室主任统一把关。但办公室主任也不肯签字，叫找市委宣传部。其实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时我情绪上来了，说办公室主任：“这你有什么不敢签的。招商场是招商场,X局长是X局长，是两回事。”字还是没有签。后来，文章在报上发表了，我问胡海民，胡海民说，没有再找人签字，他对报社领导讲：“纪委领导讲了，‘招商场是招商场，X局长是X局长，是两回事。’报社领导就同意发表了。” 我只是市纪委的一个一般干部，又是说的一句激愤之语，被他假传圣旨， 将事情办成了。
四
胡家还有一个老五，和我不熟悉，只是在他家里见过。长得像他父亲，高大魁梧。也是个老实人，见人没有话说。在印刷厂当工人，2005年，我到印刷厂去搞企业改制，他在会场上给我们倒茶。
胡家的老三，是个女儿，1969年当兵，在北京301医院。她的丈夫是徐向前的秘书。丈夫的父亲叫冯国柱，是原华东野战军102师政委，我们父辈的老首长，文革时期上了“四人帮”的贼船，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解职 。
胡家的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但胡家兄弟4人，一个都没有跻身官场，也没有一个成为富商，老大和老五，甚至还身处社会最底层。我有时想，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如是在现在，会怎样地腾达呢。
载于本人文集之《过客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