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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光响亮

2017-11-22 15:01 作者:床前明月光  | 13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李文旺

我这个人,有母亲的善良,但是我也有父亲的刚毅和不屈。母亲的善良,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因为她的善良明显是过头了。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母亲的懦弱。大概是1972年吧,我七周岁,那一年,我哥哥在部队服兵役,那是个只有贫下中农子女才有的权利,四类分子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家里是当红的军属。那一年,我和一个地主成分的孩子玩耍,我们玩的是扔铁饼。规定,离开一定的距离,比的是眼力和判断力,谁要是把铁饼扔进预先在地上画好的框框里,就可以从那个没有扔进去的一方拿得一张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小子不小心竟然把铁饼扔到了我的头上。这件事要是搁在别人头上,那可不得了。不要说是闹出事情,就是平时,地主等四类分子尚且经常被批斗。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家里竟然一点也没有追究对方的责任,还是我自己家里给我煎了几个荷包蛋吃就算是万事大吉,那时候我虽然才刚刚读了第一课“毛主席万岁”,对于生活中的事情还知道的很少,可是,我是十分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不追究对方的责任。不要说我是军属、贫农代表什么的,就是冲着我家的势力,也是不得了的,我父亲同祖父的堂兄弟就八个,亲兄弟四个,我母亲更是多达八个兄妹,三男五女。在农村不都是遵守同一个规律吗?那就是“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古来如此,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还可以发现这样的余孽的。且不说仗势欺人,就凭着可以摆在桌面上的道理,至少也可以不吃眼前亏吧,可是没有,我们家没有讨回公道,还真就白白地吃亏了。事过四十多年,我至今都耿耿于怀。另一件事是:1996年,我在党史班工作已经三年了,我还在《人民日报》等等报刊上发过文章,也许县委机关让许多普通人向往甚至觉得神秘,但是,党史办始终不太吃香,我的业绩,对于消息不算太灵通的党史办来说,可以自豪地说我取得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那时候,党史办的主任叶敏其实对我也挺好的。他有心提拔我,可是,他也只有推荐权而无决定权,不提把我,他好像有些于心不忍,加上我们县头重脚轻,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明显,他两次对我说:“你出去吧,你去沿海地区弄一份差事,我们这里的工资,包括所有的升工资的手续,要是有的话都会给你办好。”天啊,这是多么大的优惠条件啊。当年我才31岁啊,十分年轻,不是不敢出去,因为我觉得基层的选人用人已经开始腐败了,给钱了,再草包也行,也提拔,不给钱,你干二十年都一个样(这个在后来得到证实了),再加上我觉得“此处不留爷,此有留爷处”,可是,我转念一想。觉得自己刚刚入党,我觉得这样走出去对不起党,所以说,我是个问心无愧的好党员。到了1996年的下半年,我觉得凭着党性工作已经大半年了,机关还是一如既往的风气,根本看不出好风气的来临。所以,我偶然就会对于工作怠慢一些。偶然也会迟到早退。这时候,我的一个侄女婿从老家路过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毕竟隔开二百公里。那一天,我不在家,哦,应该是去了上饶了。于是我那个侄女婿就在我家楼下的一个餐馆吃饭。不知道是那个开小旅馆的家伙说了我什么坏话还是怎么了。我侄女婿得到的信息竟然是我下岗了。如果他知道放在心里也就罢了。他回家以后,竟然对我母亲说。我母亲可是一个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后来,我回老家以后,我母亲在告诉我。听了母亲的话,我真的是感慨万端啊。天啊,怎么回溯这样?第一,我在单位就是上班都有人过意不去,还让我带工资出去,第二,我不顾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有听取领导的好意。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利益。第三,我那个侄女婿,是个十分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对我这个长辈,说不上太多的尊敬,总不至于这样无端造谣吧。真的,我十分郁闷,十分委屈,甚至觉得为自己的大公无私而后悔————————既然好心当了驴肝肺,我还好心干嘛?我就决定去问一问那个侄女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你说过我下岗了?”他也许是觉得有愧与我,但是又是事实,就无语了,这其实就是默认了。就算是默认了,我也没有半句对他的责备,更没有辱骂他。我这个长辈对得其他吗?绝对对得起他。可是,又一件万分郁闷的事情来了。我母亲知道我追问过我的侄女婿之后,而且知道他说的话是十分荒谬的之后,不但不为我,不为她自己的儿子抱不平,还说:“你要去追问他干嘛,你弄得他难过呢。”天啊,我不知道谁是他省下来的,不说依据事实护着儿子,这时候还体惜别人的尴尬。是的,问他以后,他是有说不出的尴尬,可是,当时我这个侄女婿胡说八道的时候,他考虑过我的感受,他为什么不想到我的难过。所以我说,我的母亲善良得窝囊啊,这样的善良就不再说了,因为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善良,已经是陈独秀式的糊涂和麻木,甚至是窝囊够了。

说起我有母亲的善良,还有父亲的刚强,我自豪,我觉得父亲的刚强是十分恰到好处的,所以,我常常为虽然目不识丁但是很有个性的父亲而自豪。还是说说耳光响亮的事情吧,这耳光打在别人脸上,可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有人说,你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家,为什么还会打人,而且大了两次。我觉得,大谬啊,文人怎么了?作家怎么了?作家就天生不打人吗?顾城杀妻虽然失去理智,也过分了,那其实也是文人暴怒的例子。俄罗斯,有一个诗人,叫普希金,他就是因为打架而死的。再说中国,毛主席是不是文人?不要总是以为他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其实他更是一个文人,而且毛主席最先是文人,然后才是是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书法家。我们翻开毛主席文选就知道了。哪个文学家能够写出《论持久战》《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来,哪个作家写得出《沁园》来,哪个大作家写得出“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来。就是毛主席这个大作家,其实干了大半辈子的打架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敌人打了大半辈子,而且打出了一个威震四海的中华民族来。

忘了是1977年还是1978年,时间太长了我已经记不起来具体时间了。那时候,我才十三岁,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读书不错,但是,干农活确实不怎么样?那时候,因为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政期间,全国的农业也开始分片包干,原来的生产队分得更小了。这时候的小队队长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虽然他的辈分很高,按照辈分(其实隔开了好几代的血缘),我得管这个三十岁的人叫爷爷。其实因为他一向就对我们这个大家族充满妒忌而又敌视,所以,少年开始我就想寻机出出气。这下倒好,气还没有出,这个家伙倒还人模狗样地当起了我们这三十多户的队长来了。其实你好好地当你的队长也就够了,也就相安无事了,毕竟我不是以打架为业的人,再说我还小,也打不过几个人啊。可是,他偏不,有一次插秧,在田里,我的秧插得有些歪,有些甚至浮起来了。他不怀好意地对我说:“你也瞄一瞄,看看插成什么了?”他故意把瞄说成猫,因为我父亲小名就叫猫。在农村,父亲的名字被别人喊是多大的不敬啊。至少我们家乡是这样。这其实在我看来还在其次,我恶心的就是他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样子,而是把脸绷得很紧,我的极限受到挑战,你骂我爹都可以原谅,还给我脸色看,我发怒了。我轻轻地喊了一句:“抄你妈。”要是一个有度量的队长,完全可以容忍一个少年的小声嘟囔。可是他不,他举起栗凿(五指并拢突出)朝我打来。问题是他不是一般的力气打的,而是用了一个大人的全力打来。一个少年哪里受得了这个?我开始流泪。我想:有这么欺负孩子的大人吗?我的父亲又不在身边,大姐今天也不在我插秧的田块里。我还是感到不服气,何况以前我都对他很反感。他也许是看到我流泪,终于良心发现,他说:“那你打回来吧。”好,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大人说的话就是板上钉钉,我挥动巴掌,一记响亮的耳光就对这个欺负孩子的队长打去。打完之后,我觉得十分解气。其实他被我打了耳光之后,在十几个人在场的地方,他觉得他的身份受到很大挑战。可是,他说过的话又不能不算数,所以,我看到他十分懊丧的表情,我像是喝了蜜一样。终于出气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到了2003年,我们单位来了一个新的领导,这个人不学无术到还在其次,问题是刚来没有几天就向我借钱,一个领导向部下借钱,这样的领导也许全国少有。我知道也许我借给他钱,他十有八九会为我提拔出力,至少是推荐。可是,早在这五年前我就几乎看破红尘,就是不要给人贿赂我都不见得稀罕这么个提拔,倒不是我不想上进,因为我想,上进一旦和钱挂了勾,就太没意思了。陶渊明遇到势利的上级不但不行贿,而且直接就走人,我当然不想他那么激进,但是,死都不行贿我是做得到的。可是,这是个如何“拿起鸡毛当令箭”的就家伙啊。因为他许多次言而无信的话,让我在工作上又累又被动,而且,他还以为他就是我的救世主,常常摆出一副十足的官架子。反正,他几次打着编辑党史资料的旗号去敛财,而且具体工作完全靠我一个人做。这在我十年党史办的历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只要他的胡乱开支,他的行动,七、八天去了那里都不让我知道。就像他后来说的,“我可以高高在上。”我忍无可忍了,终于骂了他流氓。事实上,在三年前,他在当统计局局长的时候,为了达到勾引妇女的目的,公开要女人陪她睡觉这么个人还想竖牌坊。他也许是愤怒,冲上来要打我。其实,我在党史办早就心凉了,我还巴不得他打过来。再说,论打架,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他打过来的时候,我抓起办公桌上的烟灰缸,想狠狠地朝他打过去(当然,这要一烟灰缸下去,也是够他受的,不死也得死半条命。后来我把这些全部写进了长篇小说《吃亏是福》),可是,被别人拖住。好歹,他算是打死了我了,用脚踢了我一次。要是换了别人,非住院治疗不可。虽然不是很重,但是,素质太差的领导竟然会打部下,这很少见。饿哦材料到谢显亮那个地方去。我知道官官相护是存在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方志敏长期战斗的这个地方,这个横峰,不可能唯才是举也就罢了,竟然是官官相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谢显亮不闻不问。这样一来,这个叫做姜根生的狗屁主任,更加有恃无恐了。他几次威胁我,说“你以后老实一点,不然我还要打你。”天啊,他真把我的忍让当成了软弱可欺。但是我看在他年长一些,就又一次理解了他。后来,他竟然无端地要我把已经送到省里出版书籍的三篇稿子要回来(出版的省委党史委主持出版的《上海人在江西》,说的是上海下方知青的故事)。我说都送去四个月了,都快出版了。她说,出书要政治素质,你怎么能够和我这个老资格的科长比。我不管他的霸道,就是不要回来。他也不客气,真的自己写了几篇同样的人物稿子,希望省里也会以官位而定文章。这样的流氓行径在江西省横峰县竟然能够赤裸裸的大行其肆,所以,我对于呆了三十年的横峰至今也难以消除我的不好印象。后来,这个流氓一再打电话到省里,希望省里把我的文章拿下来而用他的文章。在省里,到底是有些眼光的,人家的胸怀也完全不一样,省里最后说,你们也不要争执,我们就看谁的文章好就用谁的。天啊,这才是包公啊。让那个时候的横峰人没有面子的是(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余干人而自豪,因为那时候的横峰人干了太多伤害我感情的额事情。),这个臭流氓交了三篇稿子,竟然一篇也没有采用,最后那本书全部采用了我的稿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还不算,这个该死的姜在打了我之后,不但不悔过,而且以我曾经骂过他为由,长期压制着不给我在自学毕业文凭上盖章(国家都提倡个人自学,国家助学,我不但没有报销一分钱自学开支,而且还压制我的毕业证),而且这一压就是四个月。我要自卫反击了,就像对于白眼狼越南一样。有一天,这个僵死的家伙又是趾高气昂地来到办公室,我问我毕业证盖章的事情,他说你不道歉就不给你盖章。打了我,还要我道歉,小小的横峰县,我真是瞎了眼,来这么个地方。想我堂堂的余干人原来是多么的自豪和大气啊。我肠子都悔青了。这时候我突然有了杀人的念头了。我甚至准备好了刀子,而且磨刀得很快(这十几年来我都没有说过)。那一天,我本来是要带刀子的额,可是,也许还是善良的一面在起作用,我竟然忘记带了。但是,巴掌这个刀子是随身带的。我一巴掌打下去,那真的是一个耳光响亮啊、他好像嘴角都出血了,我只恨他不出血。他一万个想不到,和我打在一处。于是我是越战越勇(又是一个节目)。和他打了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心比蛇蝎还毒辣。他第一拳就对着我眼镜打来,眼镜马上就飞到很远了。要是我眼镜不是树脂的,我非瞎了不可。该死的根生啊,我操你八辈祖宗啊。。十几个回合下来之后,他见搞不到好处,就想收手。更滑稽的是,就是这个中层干部,真是丢光了他祖宗的脸啊。停下来之后,他可能以为我会让他,竟然又冲上来还想打。看我一眨不眨的眼睛,他退缩了,此时此刻,我真想放声大笑。可笑的还在后头,输得惨败之后,他竟然耍起了无赖。他说:“你要记住,你打了我。”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打了我,看看怎么脱身。天下,这样的语言,我在偏僻的乡野看过,那也是十分野蛮的下里巴人才有的语言。一个二十多年的正科级怎么会说这个话。我突然想起了后来的一个检察长,一个不明原因赤裸裸地从五楼坠地而死的检察长来。死得赤裸裸地,全国也是罕见啊。这个该死的姜还要脸吗?谁会想到,仅仅是在一周前,是他多次威胁我要和单挑的啊。本来我对于横峰的印象其实很不错,从那以后,我的印象打了很多折扣了。无赖,十足的无赖,不,应该是十足的流氓。我可不光是会自卫反击的哦,我还会骂人的啊。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打架不但解决了改造的额问题,而且,打架一个月后,他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我只能怀疑这个所谓的领导是不是疯子。不错,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这才一个月啊。耳光响亮,让我自豪了十几年。

事过十几年,我还是不能够原谅这个无耻的流氓。

在横峰,还有人很不友好,比如一个叫做蔡红军的,无端地用语言刺激我,结果,不久他的姐夫死了,他几个兄妹因为不和闹到省电视台去调解。还有一个,叫什么已经忘记了,当个什么局长,在街上我强压着十年来的委屈的情绪喊他官名,结果他以为一是地头蛇,二是领导,理都不理,苍天右眼,在2002年,这个人开车硬是钻进大卡车底下去了,呜呼哀哉了。是的,文人不惹谁,还给人们提供精神食粮,一般忠厚,但是也有仇恨,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掘坟鞭尸,可惜,不少人因为报应都死了,让我报仇都找不到人啊。可惜啊,可惜。

耳光响亮,让正义永远在华大地昂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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