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的记忆

那三年的记忆

刘桂英撰写 程正渝整理

1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仁寿县珠加乡刘家湾村。据父祖辈们讲，明末“张献忠剿四川”，四川人口死亡过半，接着战乱持续30多年，四川残余人口仅60余万。1694年《康熙招民填川诏》下令湖广填四川，持续数十年，移民100余万。我们祖辈刘家人就是这个时候从广东来到四川的。

我的祖父刘文繁（1900—1954）解放前也是唸过私塾的有文化的人，一直在成都工作，直到解放才回到家乡务农。

祖父和祖母萧氏于1924年结婚，生育了大姑（1925年出生）、二姑（1927年出生）和我的父亲（1929年出生）三个孩子。大姑嫁到方家，二姑嫁到朱家，都离得不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的父亲刘蜀川（1929—2003），也读过私塾，粗通文墨，会打一手好算盘。解放前就喜好肩挑背驮出外做小本生意，到过甘孜、阿坝。1950年父亲和母亲舒淑琴（1928—1998）结婚，母亲是四川本地农家女子。

我叫刘桂英，1951年12月出生时非常瘦小，叔伯姑姑刘淑霞来看到说，“桂英瘦小得像只猫……”。我说话比较晚，两岁多了还只会“啊——啊——”地叫。有一天祖母让我去叫祖父回来吃午饭，我就跑出去，对在地里干活的祖父“啊——啊——”地叫了起来，祖父听到，放下锄头说：“孙女会说话了，叫我回去吃午饭呢。”

1954年祖父去世，一直等到在外面做生意的父亲回家才入殓下葬。

我的大弟出生于1954年，二弟出生于1956年。

有一回父亲挑着我和大弟去赶集，回来时给我们姐弟仨一人买了一根棒棒糖，给二弟的叫我拿着带回家。等回到家时才发现，我不知不觉地把二弟的棒棒糖也吃得剩的不多了……

还有一回母亲给弟弟喂奶，没有我的份，我急了，在母亲的背上咬了一口。母亲说：“桂英还想吃奶，弟弟还不够吃呢！”——可见我小时候多么调皮。

母亲和祖母脾气都很好，平日话都很少，又都是勤快人，婆媳关系融洽，我从没见她们红过脸。

2

1957年上半年，父亲在外面跑生意，“反右”运动开始了，村里认为我家是“中农”(1)，父亲有文化，又常外出做生意——是个批判对象，而他又不在家，就把我母亲叫到乡里，叫她交代丈夫在哪里。我母亲回答说：不晓得。无论干部们怎样开导，我母亲只有一句话：不晓得。于是乡干部把我母亲关了起来，让她坦白交代丈夫的下落。而我母亲还是只有一句话：不晓得。乡干部把我母亲关了半个月，无可奈何，只得把她放了回来。

就在母亲被关在乡里的时候，恰逢村里干塘捕鱼。祖母是小脚，下不了水，还得照看我的两个弟弟。只有五岁多的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力，于是我拿了个筐，也跟着大家下塘捕鱼。全村的人都下到池塘，个个泥水满身咋咋呼呼，放了水的池塘里那么多的鱼活蹦乱跳……我拿着筐也急忙扣鱼，却怎么也扣不着；我好不容易扣上了一条大鱼，等我动手抓时又蹦跳得不见了……我拼命地扣呀抓呀就是抓不到……别人都抓到好多鱼了……父亲为什么不在家呀……散场了，我浑身泥水低着头拿着空筐朝家走时，心里想，如果父亲在的话，我也会像别的孩子那样，抱上一筐鱼回家的……

我们的邻居、近亲刘运武大伯，家庭成分也划了个中农，也有些文化，也有刘家人平日好高谈阔论的特点。村里“大鸣大放”时，都怂恿他发言。他果然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现在都说形势大好，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可是吃饭还得吃红薯米饭……。于是，他的这番言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他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在批判大会上，还没几个人发言，刘运武大伯就遭到众人围攻毒打，一连打断了三根竹棍！刘运武大伯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抬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又没钱去医院看病，躺了两三个月就去世了。

到了1959年下半年，刘运武大伯的妻子又病又饿也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女儿，大女儿刘秀英才十三四岁。

我父在“反右”之前还通过叔伯兄弟刘学如（刘运武的亲弟弟）给家里写过几次信、汇过几次钱，后来听到刘运武遭到批斗毒打致死的风声，就再没给家里来过信、汇过钱，也越发不敢回家来了。我父那时在甘孜阿坝跑小生意，恰恰遭遇藏民暴乱，只得和当地逃难百姓随着平叛部队前行，一路到了青海，以后又从青海去了新疆。

3

1958年上半年除四害，在我们村里搞得热火朝天。我们那里除了完成上面规定的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外，还要消灭一种吃菜叶子的“猪儿虫”。大人都有除四害的具体任务，每天必须完成。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仨，除了摇着树枝吆喝着驱赶麻雀外，主要是捕杀专门嚼食菜叶、约5厘米长的猪儿虫。路边的一口枯井，不久就倒满了大家捕杀的全身墨绿肥墩墩胖乎乎的猪儿虫。

1958年下半年实行公社化，队里办大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吃大锅饭，家家户户的锅碗瓢勺都收走了。开始伙食还不错，一天吃三顿饭，每顿有几个菜，大鱼大肉，浪费很大。

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我们村子附近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树林，被统统砍了拉到公社去炼钢铁了。家家户户的锅碗瓢勺，凡是带铁的统统收去炼铁了。

到了1959年上半年，队里大食堂的伙食就不行了：一天两顿，稀饭，不见油星的汤菜。

一天， 我饿得不行了，扯下门口挂着的红辣椒就往嘴里塞，顿时辣得我大哭起来；接着肚子剧痛，痛得我满地打滚……

一天晚上，奶奶看我们姐弟几个饿得实在可怜，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些豌豆和一把米，用家里仅有的砂锅偷偷煮起来……谁知烟囱冒烟被生产队长刘俊臣（也是近亲、近邻）看到了，他大吼一声冲进房子，提起砂锅狠狠地甩在地上，砂锅碎了一地，砂锅里那点稀饭和豌豆甩了一地一墙。奶奶只有默默地流泪——因为那时生产队规定不准任何人在家里另起炉灶，有违反者就是这个下场！

那时，其实队里的库房里还有一些粮食，地里的稻子、小麦、花生、红薯、豆子之类还是有的，但是生产队规定不准任何人吃和拿，否则，就要挨批斗，甚至劳改！——那个敢呢？

1959年下半年，队里大食堂的伙食就更差了：一天两顿，每顿每人一碗，瓢儿菜汤里的米粒更少了。大人们说，那大锅瓢儿菜汤里的米粒真像“一个螺蛳打十二碗汤”的螺蛳一样稀少而珍贵呀！

人是最不经饿的。这时人们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有的则浮肿了，有的肿得皮肤发亮、流黄水……

一天半夜，五岁多的大弟饿醒来了，用微弱的声音说：“阿妈，我想喝口米汤。”那时家里哪里有米有锅做米汤呢？妈妈只得给他喂了点水。不一会儿，大弟就断气了。在暗淡的灯光下，看着大弟瘦弱可怜的模样——妈妈、奶奶和我都哭了。妈妈伤心地哭着说：“孩子你走了，阿妈对你阿爸咋个交代呀——”

不久，三岁大的二弟饿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也悄然离去了……

我那时也饿得死去活来——没有饿死确实是个奇迹!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比弟弟们大些，可以跑到外面找吃的，抓起什么都吃：挖出草根来就吃，抓到蝗虫蚂蚱烧着吃，挖出虫蛹来也烧着吃（2）；我还在地里来来回回地转，看有没有剩在地里的花生、红薯、豆子、萝卜、莴笋、蔬菜之类的东西，若找到了立刻就塞到嘴里生吃掉……

有一回，我们一群孩子在地头找吃的，队里的罗会计赶来，单单把我抓住打了一顿，还边打边吼道：看你还敢不敢来拣公家的东西了！你爸躲到哪里去了！……

原来是因为我爸爸不在，才单单只抓住我打！

我那时看到别的孩子的爸爸都在家，心里想，爸爸如果在家多好啊，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1960年5月的一天，我和妈妈、奶奶在队里大食堂吃饭，忽然看到我家附近火光冲天，我们急忙赶回家来，大火已经把我们家和邻居刘秀英家烧成一片废墟！十三四岁的刘秀英已吓呆在废墟旁。原来是她在地里捡了些豌豆，偷偷在家里烧着吃，一起火就着成了大火，当时我们住的都是低矮的茅草房，大家又都到远处的大食堂吃饭去了，大火很快就把我们相毗邻的两家的房屋吞噬了!

前面讲了，刘秀英的父亲刘运武在1957年反右时遭到批斗毒打致死，其母也在1959年又病又饿死了，只留下十三四岁的刘秀英照看着两个妹妹。

大火无情地烧光了我们两家的房屋，我们两家这些年已经一贫如洗了，现在可真是一无所有了！连一根针一根线都没能从家里拿出来。二舅妈看我身上的衣服很破了，就给了我一件旧衣服，我以后就一直穿在身上。

公社安排我们两家到邻近的民和（村）居住。我家的房东是母子俩，男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他们家其他人都饿死了，也很可怜。我们到他们家住在一间小茅草房里。他们刚好抓到一条小蛇烧熟了准备吃，见我们来了，特地给我们送了两块蛇肉来。我有点害怕，不敢吃。奶奶劝我说：“要保命呵，吃吧。”我鼓起勇气吃了一块。奶奶和妈妈推来推去，后来合着吃了另一块。

奶奶常感叹地说：“解放前就是灾年红薯还是吃得饱的呵！现在还没有天干，也没有洪水呀……”

民和（村）这边的大食堂和刘家湾（村）那边一样，每天开两顿饭，每人每顿也只是一碗清汤寡水的饭——飄儿菜汤里飄着几粒米。

奶奶终于饿得起不来了——走了！我和妈妈眼泪都哭不出来了……

在那三年，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饿死了三口人：大弟、二弟和奶奶。

大姑父和二姑父赶来，用薄板皮钉了一个简陋的棺材，把祖母的遗体抬回刘家湾，埋在祖父生前准备好的夫妻合葬墓的墓穴里，草草殡葬了。

妈妈带着我也回到了刘家湾。妈妈对生产队长说，我们不去民和（村）了，这里才是我们的老家。队里只得把我们安置在一位姓周的家里的一间矮小的柴房里，放了一张床，铺了一张席子，我们就住下了。

刘秀英没有带两个妹妹再回刘家湾来，她为了养活两个妹妹，十五岁就嫁人了。

5

1961年，饥饿依然在天府之国肆虐。

1961年春天里的一天，母亲带我去看外婆。母亲说，这次啥子都没得带的了。

记得前些年生活好些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外婆，带了一只煮好的鸡腿，母亲一路嘱咐：给外婆留起。谁知我一路上不知不觉地把鸡腿吃完了，到了外婆家啥子也没得了。母亲说了我几句。外婆说：“来就好，啥子也不用带。”说着，外婆用钥匙打开她的小木箱的锁，取出一些花生、豆子给我吃。

这回来外婆家，外婆流着泪说：“外婆啥子都没得了……”。她的那只小木箱空了，锁扣也被撬了。

外婆对母亲说:“那时候我一个人带三个娃儿，在地里勤干活，还是能吃饱肚子的；青黄不接也饿不了肚子。那像现在呵……”

后来，母亲对我说，大舅妈把外婆的小箱子的锁撬了，不许她再为孩子们收藏一些花生、豆子之类的东西。母亲还说，大舅妈可凶啦，大舅在外面混得不行，饿着爬回家来，被大舅妈赶出家门，以后再也没有音讯了……

不久，外婆来我们家了，我和母亲住在周家的小柴房里一无所有，——外婆没想到女儿家过得这么惨！

吃饭的时候，母亲在大食堂多要了一只空碗，把自己碗里的饭（其实就是飄儿菜汤里有几粒米）倒出一半在空碗里给外婆，叫我也把碗里的饭给外婆一些。我不给——心里想，自己都吃不饱还给别人。外婆说：“我不饿，够了。”母亲对我说：“她是外婆，你给外婆倒一些。”我还是给外婆倒了一些。

——长大后，我想起这件事就内疚，我那时候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多伤可怜的外婆的心啊！

外婆回去后不久就去世了，当然是饥饿……

呵，我这个不孝的外孙女，连外婆的姓名都不知道！听母亲说，外公姓舒，是个老实的农民，在我母亲小时候就过世了。外公、外婆育有二儿一女，他们的家在邻近的方家公社（镇）。

但愿外婆在天国不挨饿，原谅并保佑我这个爱她的外孙女。

如今，我也六十多岁了，也当上外婆、当上奶奶了，每当我想起那三年两个弟弟饿死的凄惨情景，想起奶奶、外婆在饥饿中挣扎的日子，不禁悲从中来，久久不能平静！ ……

6

1961年秋天，父亲从新疆写信并汇钱到刘学如叔叔处，请他送我母亲和孩子到新疆去。刘学如叔叔不想去新疆；正好刘淑霞姑姑来家，母亲问她愿不愿意去新疆，她毫不犹豫地说：“走，去新疆！”

刘淑霞姑姑读过书，有些文化，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当时在水库上劳动，不愿意在农村找对象。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成家，还有母亲和一个弟弟在家。她果断地跟我们一道去新疆。

生产队和公社出人意料地、很爽快地给我们开了去新疆的证明，也不过问父亲的事了。

我们坐上了从没见过的长长的火车。一路上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拖儿带女的人们，不是逃荒的，就是要饭的，还有偷的、抢的……

到了乌鲁木齐，我们住在一家旅社里。我们的钱花光了。刘淑霞姑姑给我父发去电报，要他火速寄钱到这旅社来。我们没钱买饭吃了，我在旅社的食堂饿晕了，正好有一位在食堂就餐的干部看到了，问我母亲，这孩子怎么了？母亲随口答道，孩子病了，没得钱去看病。那位干部立即掏出五元钱给我母亲，说，赶紧带这孩子去看病吧。——我们只知道这位干部是新疆林业厅的干部，姓名都没问到。那时五元钱我们可以吃好几天的饭呢！母亲给我买了一碗稀饭，我吃了，顿时觉得好了许多……

刘淑霞姑姑急中生智，把从老家带来的自己绣的鞋垫摆在街头卖也挣了几元钱。

等了几天，父亲的钱寄到了旅社，我们买了班车票，搭上了班车，在茫茫的戈壁上又颠簸了两天，才来到西距乌鲁木齐五百多公里的边陲小城博乐。到了博乐，父亲乘着马车到客运站来接我们，——我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父亲！而父亲得知两个弟弟、奶奶和外婆都饿死了，当场失声痛哭，我和母亲也哭了……

父亲在新疆边境上的一个国营牧场当农工，每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十多元，但一家人吃食堂的伙食费还是够了。场部领导看他的家属来了，就给他分了一间小地窝子(3)。于是，我们又有了家了。

那时新疆的这个国营牧场也有食堂（4）：主食以玉米面窝头为主，也供应少量的白面馍馍；菜主要是煮的冻洋芋，吃起来甜丝丝的，怪好吃的，菜汤里还有油花呢。——我们终于不饿肚子了！

过了些日子，母亲和姑姑也下地干活了——她们也成了国营牧场的农工。

我从此成了新疆人——那时快满十岁了。

注：

(1)、以后又改为“下中农”。

（2）、别的孩子还烧青蛙、老鼠吃呢。

（3）、地窝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屯垦戍边时，为解决住房问题，创造的较简陋的居住方式，挖制方法比较简单：在地面以下挖约两米深的坑，宽约两三米，长度依需要定；房顶用整根的杉木作檩条（或放几根椽子），再铺上厚厚的秸秆（或铺苇把子）；最后再在上面抹一层草泥（麦秸和粘土加水和制）这样一间地窝子就建成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农村广泛采用。

（4）、主要是为单身职工办的。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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