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下放知青
张增华
我曾和我们队的下放知青打过架，你信吗？
那是1975年中秋节前的一个傍晚，秋日的夕阳吐出一地的金辉，习习的凉风里，生产队的社员们都已经开始收工了，村子里有人家已经开始做晚饭，暗蓝色的烟雾笼罩着小山村；我和村里几个小伙伴放学后在生产队的场地上玩耍，商量着今年中秋节我们要组成一个火把队，把邻近几个村子玩火把的都比下去，有人提议用葵花杆做火把心，外面紧紧缠上稻草，又轻巧、又耐烧、持续时间长，别的生产队小朋友肯定没有想出这个办法，甚至有人设计了我们玩火把的路线、摘哪个田的棉桃、扒哪个田的山芋；于是大家相约分别去折葵花杆，到生产队的草堆旁拔草、扎火把，我就是那个被派去专门拔草的人。突然之间，生产队长、上海下放知青周友芳等几个人像是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另外几个扎火把的人生擒活捉，我一看势头不对，在草堆旁和他打起了游击战，他东走，我西跑；他向左，我朝右；一边跑还一边朝他扔土坷垃，一边骂，“死蛮子，扎火把都不许！”，我正得意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抱住我，我一回头，是我的小叔，他揪住我的耳朵，拉到周队长面前，和别的被抓住的小朋友一样站在生产队的仓库前，接受生产队会计的批评教育，我记得当时我的小叔还兜头给我一耳刮，打得不疼，但我的脸都气红了，心中的愤怒都挂在高高撅起的嘴唇上。
我们村一共有五名上海下放知青，三男两女，他们分别是周友芳、陈仁杰、陈家根和春兰、秋兰姐妹俩，他们都住在村边的大场地旁，和生产队的两个五保老人做隔壁，我和小叔常去他们那里，两个女生住在一间单独开门的屋子里，男女知青分别开灶做饭，每间屋子里有一张吃饭桌子、饭碗就反扣在桌子上，一人一张床，各人有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箱子，吃饭都是自己做，三位男知青合做。男知青的住所是我们村年轻人最喜爱去的地方，一到晚上那里就是俱乐部，下棋的、打牌的、唱歌的、吹笛的、拉二胡的都聚集在那里，很是热闹，常常在半夜时分还能够听见响亮的关门声，偶尔也有彼此闹翻脸的时候。
我有几次吃过晚饭随小叔去过俱乐部，三个男知青刚吃过饭，都横坐在桌子旁仔细核对着当日买菜的账目，陈仁杰高高瘦瘦的，白净的脸上始终微笑，边算账边讲一些从广播里听到的新闻、消息。周友芳面孔黝黑，像黑包公，矮矮的身材，一脸的严肃，他管钱；陈家根更随和，喜欢说一些笑话；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鱼是有翅膀的，因为他下雾那天他从塘边捡到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一屋子的人都听得将信将疑。因为他就是桃溪镇上的知青，是我们本地人，所以陈家根负责做饭、买菜，陈仁杰记账、算账；一个钢镚儿都不错。平时知青点及两位五保老人的用的井水都是周友芳挑来的；陈仁杰和陈家根就笑他假积极，。
两位女知青都是高挑的个头，长长的雪白的瓜子脸，手很白、很长，露出一根根青色的血管，走起路来像迎风摆起的杨柳，煞是好看，她们的吴侬软语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很受用，她们的到来给我们队的大姐大妈们带来了新鲜的知识和美丽的外部世界，普及了一些有用的女性卫生常识，很受人们欢迎；关于她们做饭还有个笑话，有一次煮粥，稀饭开的时候，木锅盖被顶开了，秋兰用一块大石头压在锅盖上，但是锅盖还是没盖住，稀饭潽了一地，恰巧被人路过发现，很快这个笑话传播得比风还快，比下放知青把麦子当成韭菜更可笑，成为小山村人一个永远的笑柄；我母亲和她们很要好，下雨天、农闲时把她们叫到我家里，教她们擀面条、做面鱼、炒菜。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她们的脸变黑了，腰身也变得粗壮，不再是那种玉树临风；有一次我妈叫我送点菜给她们，我发现她们的住处比我们家的要更干净，有一股清香在屋里飘荡；接菜时我看见春兰的手已不是那么白，手上有裂开着一条血印；我爸叫我叫他们姑姑，我偏不。干活时生产队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和两位女知青分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个叫小赖子家伙晚上公然去敲她们的窗子，被周友芳几个人发现，赶跑了；从那以后姐妹两晚上很少出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秋节后春兰和秋兰的父亲在来到了知青点，那是一个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中年人。他叫我带着他在田埂上砍柴草，我见过他奋力地挥舞着镰刀，身边腾起一团土灰的烟雾，不到半日就砍了一堆，然后慢慢地挑回去；他还帮知青点挑水，有几次我看见他到村子前面的小河边，到水最清的河口去给女儿们洗衣服，一件衣服来来回回地涮洗，拧干，再放在宿舍前的小树上晾开，他带来一些我们小集镇买不到的好吃的饼干，我有幸在一次和他一起砍草时尝过一块，饼干到嘴就化了，那种美味无以言表；现在我才能够理解他对女儿的那种无言、无助的爱心。半年后两名女知青被安插到天堰女知青点，后来冬天下雪的时候有一次春兰还到我家里来串门，给我带来了我最喜欢吃的清香的水果糖，为此我们兄妹几个进行了激烈的瓜分。
五名知青中就周友芳家里的出身最差，是买办资本家，所以也就是他最沉默寡言，别人打牌他从不参与，没事时他喜欢与别人聊天，谈论农事、生产队的庄稼、家长里短，在生产队干活时他最能够吃苦，夏天“双抢”栽秧，他经常叫别人先走，自己坚持到天黑，不黑不回宿舍，一副坚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样子；农闲时他喜欢跟着生产队的老队长后面学犁地、播种、下种。他能够吃苦耐劳、做人随和、做事认真、负责，受到村里人的一致好评。第二年生产队长改选，经过老队长极力推荐，他被大队看中，当选为生产队长，当年他还被我们大队党支部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春节他也不回家，据说家里没有一个人，爆竹声里，、他一家一家去串门、拜年，了解民情，闲来无事他就在知青点看书、做杂务。
我最常看到的是三个知青吃饭时的情形，三个人坐三方，一人两碗饭，没见什么荤腥，吃完了轮流刷锅、洗碗；有时三个人共同喝一瓶“六角冲”的山芋干酒，酒精作用下陈仁杰开始吼起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管叫山河换新装”，其中一句“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偿”；唱得用力，双手扬起、双眼怒视，像要喷出火来，仿佛真的与人有着深仇大恨似的。陈家根喝酒之后坐在饭桌边，用一根小木棒敲着生产队分粮食用的柳木笆斗，在那里哼哼唧唧唱起了安徽大鼓戏，只有周友芳酒越喝越多，脸色越来越黑，有一次喝醉之后瘫在地上嚎啕大哭，哭着哭着，一口鲜血喷出口腔，原来他曾经得过肺结核。
正月里，村前的老梅树的花还没落尽，春寒料峭，有人发现村里的当家塘的涵口开始漏水，先是一股小细流，接着越来越大，村里人慌了，当家塘一破，当年的农业生产用水就是问题，百十口人的吃饭就没办法解决，塘埂上聚集了好多人，有人提出用麻袋填土，填到涵洞里，但是大家相互望了望，关键时刻没人敢下到一人多深的水塘里；有人跑步告诉了周友芳，他立刻组织人带好工具，急急忙忙地赶来，随身带来了一瓶山芋干酒，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他就着酒劲跳到塘里，先叫人把麻袋填土，他潜到水面下，把麻袋顺到涵洞的位置，把漏洞补上，在塘里他的脸色就开始发青，浑身直抖，两三个村里人在塘边伸手拉他，他才上的岸，立刻有人在塘埂生起了一堆火，叫他烤烤，用厚厚的棉衣包裹着，。又喝了几口酒，脸色才由青紫变成黑红，人终于活泛过来了。
三月桃花开，秧田翻过来，准备下秧播种；五一前夕我们村分到一个知青招工指标，周友芳被推荐去了合肥钢铁厂，临行前他把知青点和五保户的水缸挑得满满的，然后背着背包、提着箱子，陈家根和陈仁杰相伴着他，把他送到村子前的公路上，他坐上了敞口的解放汽车，挥了挥手告别，去了合肥钢厂。
栀子花开过之后，由于陈仁杰会唱革命京剧，被借调到公社宣传队，公社团委，后来他当上了我们村的团委副书记，第二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陈家根后来招工回了城，安排了工作。
我后来有幸再次见到周友芳， 1979年，我们家乡搞起了责任田，家里收了粮食，手里有点儿余钱，父亲在国庆的时候带着我和姐姐到合肥去看风景，在省城的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中我们意外地又看到了周友芳，他胸佩红花、站在在游行的卡车前排；我爸爸拼命地朝他招手，他好像也看见了我的父亲，对着他微笑、招手，似乎还说了什么，人太多谁也听不清楚。我记得那天阳光有点刺眼，红旗漫卷、锣鼓喧天，人潮涌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周队长胸前的大红花和不断朝我们挥舞的手臂。
第二年有人从合肥传来消息，周友芳倒在炼钢的工作台上，由于长期的辛劳，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从此我们村的知青点成了历史，成为人们回忆往事的谈资。那个面孔黝黑、沉默寡言、做事踏实、努力上进的周友芳永远沉入我的记忆深处，丰满着我的生命；使我的心里充盈着一种对生命的渴望与感悟；每当此时，粒粒俗世的的浮尘顷刻之间随风而下、一缕缕阳光扑面而来，照亮了我遥遥的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