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三江桥与上下西坝（10）
小河、三江桥与上下西坝（10）
十、黄陵庙、至喜亭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农历六月，洪峰流量最大时，宜昌为秒/立方米。据考证，这是自1153年有碑刻记载以来最大洪峰，而根据现在的水文计算，那一年宜昌洪峰流量的概率，在千年一遇至万年一遇之间，那次“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洪灾留给长江沿线民众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想想看，连黄牛山下那座黄陵庙里供奉的大禹神像也被冲到了西坝尾端、也就是现在的庙嘴所在的江滩上。宜昌人历来崇拜神灵，“念禹王之功德，哀神像之不幸，”就在神像“登陆”的地方为大禹这个传说中开江治水之神建了一座新庙，于是就有了西坝的黄陵庙，而位于长江上游39公里的那座曾经被冲毁重建的黄陵庙着在山门门额上注明这里才是“老黄陵庙”。
宜昌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之首无疑就是那座原建于古城西塞门（备注：如今的镇川门）外、建于宋代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8年）、明代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和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曾两度重修的至喜亭。那个才高八斗的欧阳修被贬到宜昌当小小的夷陵县令时，曾经受人所托，写过一篇《峡州至喜亭记》，此文又曾经被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亲笔撰写，可谓珠联璧合，自然名噪一时。当时把至喜亭列入宜昌的三大名胜（三游洞，楚塞楼，至喜亭）之一，途经夷陵的文人迁客，多要去登亭赏景。南宋范成大，清人严发桢等都曾经到过至喜亭，分别赋诗，使其名声进一步远扬。
欧阳修在《峡州至喜亭记》中写道：“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这是写出了船工们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历尽千辛万苦，安全出峡之后舒畅心情的真实描述。所谓“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炎喜幸。”受尽川江颠簸之苦，还有船毁人亡的担忧，好不容易才闯出了三峡天险，看见宜昌古城遥遥相望，那种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那座亭阁以“至喜”二字题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过还有一说，坚持说至喜亭原本就是座落在西坝庙嘴附近。缘由是宋朝仁宗年间（公元1022-1063年），朱庆基以尚书驾部郎的身份出守峡州（备注：也就是现在的宜昌），在宜昌地界上打树桩修筑栅栏构建围城，开僻城北之街作为市区，教市民治瓦屋以避火灾，兴建牛舍和猪圈，改变人畜同居一室之陋习，任期內峡州城农业连年丰收。宜昌人怀念他的政绩，便在西坝庙嘴处修建一座丰碑亭来彰显朱庆基的德政，后来加上欧阳修的《峡州至喜亭记》，该亭就被称为至喜亭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管怎样，“青草半滩雨，黄陵一阁秋。”清朝诗人程际新在他的那首《雨霁黄陵阁晚眺》的描写更是说明了西坝庙嘴、西坝黄陵庙的胜景。有趣的是，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当时的东湖县（备注：宜昌市的前身）知县林有席因为建在镇川门外外的那座至喜亭“历久遂废”，索性在西坝黄陵庙的旧楼上题上一块“至喜亭”的匾额，也叫鱼目混珠。
那个时候的县官都是饱读诗书的，那个知县还在黄陵庙的楼柱上书一幅八十字的长联：“急峡高岗盘蜀道，自黄牛佐夏，山至此陵，水至此彝（备注：应作夷，因为满清统治者不是汉人，忌讳被称为夷人，故将“夷”通作“彝”），思明德而赛神功，试看天际风帆，片片落迤西一坝。藩重镇压荆门，溯白起开秦，郡还改府，州还改县，履升平而怀往迹，遥指江头云树，人人说至喜有亭。”写得还是很大气的。
1985年，时任长江航道局局长的沈柏生途经黄牛山下的老黄陵庙，禹王殿正在维修，看到尚未刷漆的楠木立柱上洪灾水痕清晰可辩，建议他们保留一、两根不刷漆，留住洪痕，以示后人。后来，有两根立柱果真没有刷漆，立柱上的牌子上书：“庚午年（公元1870年）洪水至此”，就成了一处重要的水文文物。不过，当年屹立在西坝庙嘴的另一座黄陵庙却在宜昌连年的战火中早就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耸立起一座过闸管理处的庙嘴综合大楼的。这楼与位于南津关的另一座综合大楼遥相呼应，成了船舶进出葛洲坝船闸的标志性建筑和指挥系统。
都说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年久和战乱，西坝庙嘴的那座曾经挂有至喜亭牌匾的黄陵庙早就不见了踪影，1983年，宜昌市政府在下牢溪口的三游洞望乡台顶部建了一座仿宋建筑，定名为至喜亭。新建的至喜亭飞檐红柱，玻璃瓦面，青石雕花栏杆，通高18米，亭分层，楼中设螺旋式楼梯，亭内竖有欧阳修《峡州至喜亭记》及古今诗画数十幅。游人登上至喜亭的顶层，可以饱览峡口胜景；过往船员看到至喜亭，也就知道宜昌到了。陪着客户去玩过N多次，只是心情怪怪的，有些鱼目混珠和指鹿为马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