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小学生的文革记忆

盖生

在我7岁时，上了本村的小学。也许是因为在家玩腻了，也许是看过在县里当老师的叔叔给买的《看图识字》，觉得认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许是觉得二哥每天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放学下学的很神气。早在前一年，我就要上学，但是妈妈没同意，说怕我小，受人欺负，所以一听说上学的又开始报名了，我就自己跑去报了名。记得报名的地点是还在腰队马厩旁边的临时校舍（当时我们村子一共有三个生产队：东队、西队，中间的叫腰队），老师先问了我叫什么名字，又让我数数，还问了几加几等于几之类的简单算术，就告诉我过几天可以上学了。

比较幸运的是，我上的学校是刚建的，哥哥们一直没有自己的校园。尽管这个新校园也就是在村西山坡下盖了七间土平房，在门前平出一小片空地当操场，但毕竟独门独户了。我们一共三个年级三个班，三个老师，都是男的，其中一个是校长。这位三人校长姓刘，个子稍高，略驼背，大分头，薄嘴唇，额头上长一枚大大的黑痦子。上学第一天，我们站在操场上，他开始给我们训话。他先是定定地看我们几秒钟，然后才把两片薄嘴唇上下左右翻动起来：“刚才我们三名老师研究了一下子，研究了什么呢？﹍﹍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是他讲话的惯用型和规范动作。也许，因为他是这三个人中唯一的公办教师，所以让他当校长的吧。

教我们的老师姓孙，是个没考上高中的初中生。他个子不高，倒是个全面手，唱歌、弹琴、打篮球都比较在行，教学很认真。他的字很好，也很重视我们写字，我的字型基础就是受他影响。我上学的第一节课是学拼音：a、o、e、i、u等等，这和后来文革期间上学的妹妹比起来是很幸运的，她们没学过拼音，她们的第一课直接就是“毛主席万岁”。

我们学校很简陋，一开始，连个篮球都没有，两年后才安两个简易篮球架。我们课间休息就爬山，因为学校建在山坡下。所谓的山，是高几十米的土山艮子，它西起于松花江边的下岱吉，经无数个崴子向东蜿蜒数百公里。据说，这里原本是松花江的南岸，后来河床北滚，才扔下一百二十个崴子和一百二十个驼子，我们村，只是其中的一个崴子。因为在形成崴子的山势转折处有些凸起，所以叫东山头、西山头或东山坡、西山坡。前村也因此叫我们这里是下坎，我们称他们是上坎。西山坡地势较高，有近百米，由于坡子较陡，没法种地，就随便长一些榆杨杂木，间或也有一些防风、山苞米之类的中草药。夏天时，草丛中还能找到很好吃的酸木浆、地瓜瓢、天儿天儿等。村里人说这里的风水好，其山势虽不算巍峨，却有些陡峻，它南面万亩平畴，北临无际的草原，并与松花江遥遥相望。民间曾有这样的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本来是能出一个皇上和一个娘娘的，后来来了一个南方蛮子，搭眼一看，大叫不得了！就在山下修一个庙，塑一个神像，并且拉弓射箭，直对西山头，结果把风水破了，最后村里只出了一对假皇上娘娘，就是在唱戏中扮演皇上和娘娘的。此说真假不知，反正无凭可考，但是我们下课或放学，这里倒是个好玩的地方。

在第二学期，根据上学期的成绩和遵守纪律情况，班里三十一人，发展了五名少先队员，我是其中之一。记得在入队的那天，我们三个班百十名学生站在操场上，前面飘扬着鲜红的火炬五角星队旗，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和生产大队的团书记亲临现场并且讲了话。（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中心村，我们大队是由前村六个生产队和我们三个生产队组成，中心小学在前村的西边，前村的东边还有一个规模和我们差不多的小学）记得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在即席讲话中说：“新队员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思想进步，政治也挂帅儿了，学习也认真﹍﹍”等等。大队团书记拿着稿，语气神情都非常激动地对我们新队员说：“小朋友们，你们是新中国的小主人，你们肩负着祖国的未来﹍﹍”我们几个站在队伍的前面，在庄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声中：“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几个上年级的老队员庄严地敬着举手礼，手捧红领巾，给我们一一戴上。此时，我的心里第一次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洋溢着一种渴望献身的冲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关于入队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们班最差的一个同学姓王，由于他爸外号叫贼和尚，他就成为小贼和尚，他不仅学习不好，纪律不好，就连个人卫生都很差，很少洗脸，鼻子和嘴水汪汪地模糊一片，当他听说我们要入队了，就回家对他爸说：“爸！我入队了，要戴上红领巾了，给我做件新衣裳吧！”他爸一听说儿子入队了，自然很高兴，就给他做了一件洗衣服。但是，直到新衣服都被他穿脏了，也没见戴红领巾，一问，才知道是骗他，结果，自然是给他一顿胖揍。可见当时红领巾在学生和家长的心中分量还是挺重的。

我们的语文课文，既有《刘胡兰》、《刘文学》，《小英雄雨来》、《大雪山》，也有《一粒种子》，还有《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音乐课学过《王二小放牛》，也学过“太阳当头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的鼓励上进。入红领巾时被称为“新中国的小主人”的自豪感时刻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乎是我的座右铭。

但是，自“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学校的墙上出现了大幅标语，教师备课室外边的黑板报，每周都更换一条毛泽东的语录。各生产队开始斗地主富农，批判贪污腐化干部。这些，不仅成为许多同学课间的谈资，而且常常因教室晚上被生产队借用开会并在黑板上留下诸如“打倒某某某”之类的痕迹，在第二天大家上学时成为广而告之。父亲的名字，就这样被同学所熟知的。

当然，教学还在正常进行，只不过老师的态度有了些微的变化：譬如我不再是他提问的保留项目，总结作业我也不再是标准答案，作文讲评我的不再是范文了，等等。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就算不了什么了。学校开始停课，红领巾取消了，出身好的同学都戴上了红小兵袖标，每天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处破四旧。只不过，一个小村子哪里去找什么四旧？半米多高的土地庙算一个，几下子就推倒了，很无趣。有人想起，小贼和尚的家有一个小铜佛，几个红小兵就去破，结果被老贼和尚骂了出来。这还了得，于是，在老师带领下，一群红小兵把贼和尚家团团围住，勒令他交出来，贼和尚也倒识时务，乖乖的奉上，在一片欢呼声中，小铜佛被放到井台边的大石头上用锤子砸碎了，这算是破四旧以来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后来，老师们又组织一次示威游行，用谷草捆成人样，上面贴着刘少奇、赵林（省长）、侯凯（地区副专员）、李忠厚（县委书记）等人的名字，用草绳拖着，绕着村子走一圈，然后在村中间用火点着，在一片欢呼声中又完成了一次革命行动。

再后来，传来不利于老师们的消息，中心校高年级的一个外号叫叫马疤瘌眼的顽皮学生，用菱角壳套在指甲上，凑到一个老师身边，突然伸手就是一把，把这位老师的脸抓破了。我们老师可能是怕这里的红小兵效法，就没再组织革命行动，于是，我们就无限期地放假了。

外面的革命行动倒是越来越剧烈，离村八里路的镇子有一个县属初中，大哥恰好在那里读书。初中生毕竟大一些，鬼点子也多一些。他们先只是分伙辩论，后来发展为集团武斗，直到打死一个人，就都作鸟兽散了。

还有一天，有人站在山坡上，用铁皮做的喇叭桶广播说，昨天夜里，公社武装部开来一辆大卡车不明身份的人，手持大刀长矛，砸开武装部枪械库，抢走所有武器云云。再后来，听说离村百余里的县城，武斗开始升级，枪炮不断，死伤多少人不知。从省城传来的消息更玄，说那里分成两派，一派叫红色造反者长春市革命委员会总部的简称红革会，也叫二总部，是革命组织；还有一个叫红卫兵长春市总部，简称一总部。后来还有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等等。他们不仅有枪有炮甚至还造出的土坦克、装甲车，武斗死伤自然难以数计，连全省仅有的一台，全国才有五台的云梯车也被长春公社烧了，等等。听了，真是又兴奋又恐惧。

在家玩了一年多，终于“复课闹革命”了，但并没有升级，原来是几年级的还是几年级的。课也时断时续，去不去、听不听课一般都没怎么有人管。每天早晨要“四首先”，所谓“四首先”，就是向毛主席敬礼，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背《五七指示》学生部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还有批评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然后是“天天读”时间，先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再根据当天的情况学习《毛主席语录》若干，譬如要讲纪律，就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如果发现某些同学闹矛盾，就学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由于每个班级都由一个老师上课，所以不存在压堂的问题。而且，上不上课，下不下课，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也是由这位老师自己决定。其它的像开批判会、讲用会、学跳忠字舞等等，也都随教师的意愿安排。放学或者就是上课时间，有时还要到田间地头，生产队部，各家各户去宣传。宣传什么呢？就是先唱几首革命歌曲，再念几条《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跳几个忠字舞。 赶上毛主席发出最新最高指示，或者是“九大”和“十大”召开、闭幕的日子更热闹，当时叫做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每家的喇叭一响，不论是天刚黑还已是半夜，社员要马上到生产队，学生大要赶到学校，连夜游行，喊口号。有时，由于口号过长，老师也是照着现写的纸条念，所以我们常常喊得虎头蛇尾，甚至引起一阵哄笑不了了之。全国喜庆之日自然少不了放鞭炮，我前村的一个同学，在庆祝“九大”胜利召开时，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淘气，拼命往前挤，结果崩瞎一只眼睛，捞一个九大瞎的外号。那时候基本上是放假和上学模糊，上课和下课模糊，学习和玩模糊。一般除正常寒假暑假之外，春天有春耕假，夏天有夏锄假，秋天有秋收假，一般各都是半个月左右。如果再扣除各种各样的临时占用，还有多少上课时间了呢？

最要命的还不是有多少时间上课，而是能不能保证有老师来上课。原来教我们的孙老师因嫌民办教师挣得少，学生还不好管，不干了，他是党员，又有文化，没两年就当上了大队书记。而我们学校，由于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班，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唯一的公办教师调走后，大家都是民办的，多干也不多挣，所以在新老师没来之前，我们就只好放假。好不容易盼来了新老师，姓王，三十多岁，教课、文艺、体育都还有一套，但没到一年，又不干了，原因是被贴了大字报。为什么被贴了大字报？是因为他打学生。被打的学生本来不是我们班的，是高我们一年的，他比较顽皮，下课喜欢趴在别班窗台上看热闹，正赶上一个教低年级的女老师在批评她们班的学生，就起哄，女老师批评他，他认为这位女老师管不着他，就跟着顶嘴还骂骂咧咧的，把女老师气哭跑回教研室。王老师和这位女老师本来关系就很好，更何况这个学生的确很过分了，于是，王老师大怒，出去就把这个学生扯着头发拽到教研室，一路上，还给了这学生几炮脚。不一会儿，学生家长就来兴师问罪，闹个不可开交。以为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教研室的门上就贴了几张大字报，内容既有王老师打学生的罪状陈述，也有捕风捉影甚至污蔑之词，说王老师和这位女老师是破鞋关系，他们在苞米地如何如何了，等等。其实，说他们关系有点暧昧也许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他们都住在坎上的前村，男的在村西，女的在村东，男老师已娶妻生子，女老师还待字闺阁，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请男老师照顾女老师的安全，但是他们每天还都是同行同止的，也许男老师是在讲究一种骑士风度吧？让一个年纪轻轻又比较漂亮的女老师每天穿行在无边无际的青纱帐里，的确不是很安全，那条路，以前还真出现过劫财劫色的。但是，说他们就是姘头肯定没有什么证据。在正常社会，完全可以告他们诬陷罪，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张落款“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无论符不符合事实，都叫当事人有口难辩。结果自然没有悬念，王老师宣布当即不干了，女老师也马上回家，后来调到别的村子去了。我们都知道，王老师干庄稼活儿本来就是一把好手，况且当民办教师挣得又不多，他怎么会受这份窝囊气？没有老师了，于是，我们又放假了。

又在家玩了将近一学期，才来一个姓董的老师。讲课一般，但是很活跃，能歌善舞的，当然，是跳忠字舞。后来从他以前任教的地方传来一个笑话，说由于他在那里太活跃了，每次开大会都是他领着喊口号，结果有一次可能是因为太激动，喊错了，当即被贫下中农打翻在地，多亏是出身还好，闲了一阵子，就调到我们这来了。

五年级时，大队在前村中间的一片空地是又盖了十几间房，新建一个校园，于是，我们班和前村的学生就都搬过去了。在这里，文革的盛期已经过去，学校的教学秩序基本恢复了，只是教学安排还比较随意。我们在这里呆了一年，就都升为初中班了。而这一阶段，给我留下最多的记忆，是没完没了的讲用会。

什么是讲用会？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都知道，全称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讲用会。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活学活用，怎么个活学活用。后来，听过几场公社、大队的活学活用讲用会，就了解了这其中的奥秘，知道怎么写了。活学活用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真有其事后加工，一类是完全瞎编。前一种，譬如一个人做了什么好事，被树为典型，为了推广，有关方面请他谈谈体会，以教育别人，引起效法。但是大多数人在做好事的当时，并没有什么想法或思想准备，况且有时是千钧一发，也不容人去细想，就是一种道德本能，譬如救落水儿童，譬如为保护集体财产去冒了险，等等。但是有关方面不满意于此，不仅要深挖思想根源，还要讲清楚当时还想了什么，于是，胡编乱造就在所难免了。什么“这时，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于是，我就﹍﹍”之类的讲用稿就形成模式。这一类还情有可原，毕竟做了好事，忠于事实，虚构思想，起码还有一半的真实性。第二类的其实是对第一类的模仿，没有事实限制反而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毕竟不能虚构大事，大事发没发生谁都知道，于是，就编一些无凭可考的小事，譬如扶老携幼，譬如给五保户挑水，譬如帮助老贫农扛东西，等等。其中，先是大讲当时自己并不情愿的“活思想”，然后，毫无例外的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最后才如何如何的。我们当时的讲用，基本都是第二类的路子。时间长了，虽然大家都心照不宣，谁都不说破这谜底，但瞎编毕竟不容易引起重视。有一次，我的讲用却意外受到老师的表扬，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在虚构中稍稍触碰一点真实。那时候，由于办学条件差，每年秋天，学校都要求学生往学校交一些楂子做烧炉子的燃料。楂子是庄稼收割后遗留在地下的根须，比较耐燃，需要用刨茬锨从土中刨出来，抖掉土，晾干才能当取暖的燃料。我的讲用稿是这样写的：“当我看到一大堆楂子马上就要送到学校，而家里的柴火还不够烧时，心中有些不情愿﹍”当然，最后解决这“不情愿”的，仍然是“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老师认为这很真实，符合正常心理。当然，他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到底是不是真的“耳边响起的教导”，使我克服了“不情愿”的活思想的，因为谁都明白，在假话已经成为社会整体氛围，对于如余烬火星一样的真实，是不能过于追究的。

我的小学，就这样时断时续，零零碎碎地过去了，好在没有考试，自然也就没有成绩好坏之分。但是，我的体会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学生上课认真听讲，遵守纪律，老师还是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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