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之歌
人老了，喜欢回忆，越是久远的事越是历历在目。虽然流血，虽然流泪，回忆起来，不觉其酸涩。
我出生时患疝气，小肠坠入睾丸，因为痛而不停地啼哭。叫医生诊治，医生说，没有办法，只能等到4岁以后进行手术治疗。母亲心疼我，日夜用手替我抚摸，同时由于担心而天天以泪洗面。
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后，这疝气竟不治而愈。
虽然疝气不治而愈，但身体仍旧虚弱，母亲把这归咎为之前怀了一胎葡萄胎的缘故。身体的虚弱主要表现为常常头晕，一头晕就得躺着，否则会天旋地转。记得儿时的我如果在外面玩着玩着突然头晕就要赶紧回家躺下。这使得我常常不能玩得尽兴，像别的孩子那样。上学后如果上着上着课突然头晕就要赶快向老师请假，然后回家躺下。有一次过大年，由于头晕我只能躺在床上看着家人吃年夜饭！
头晕得严重时不得不去看医生，由于医院人多，排队很耽误事，后来改为每次都去一个住在小巷里的一位父亲认识的国民党的老军医那儿看病。每次诊断完给了药，父亲问诊费多少，他都会伸出一根手指，平静地说：“不多，一块钱！”
一位慈祥的邻居老太太告诉我母亲一个偏方，叫她一旦我头晕就弄一点香菇蒸一个鸡蛋给我吃。后来这个“偏方”被多次使用而且屡试不爽！（笑）当时一个鸡蛋估计是五、六分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小时候挨饿，记忆深刻。由于粮食不够，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经常要带着孩子到赣州城外农民挖过红薯的地里去再一次深挖以获取少量的红薯根。这种比筷子略粗的根，用火焙干权当我们的零食。另外，菜场里别人扔掉的莲藕的节我母亲会把它拾回来碾碎做成饼给大家充饥。那些年，我常常由于饥饿而在母亲面前哇哇地哭。
我小学只受过两年多比较正规的教育，因为64年入学，66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赣州城到处都是红旗，到处都在呼喊打倒谁谁谁的口号，到处都是大字报。一伙人与另一伙人当街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后面发展成武斗）。入了另册的人们被抄家、批斗和牵到大街上去游街。我们的教室里也就总是乱哄哄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同路回家的一个伙伴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上完第一节课就去公园里玩耍，到吃饭的时间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
到了1968年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就辍学了。
父亲让我辍学一是因为生产队教学条件差（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同时要给6个年级的学生上课），二是估计下放干部将会被取消工资，家中必须赶紧培养劳动力（因为父亲年纪偏大且身体极差）。当初父亲写申请书之前也是根据天天登载在报纸上和天天在广播里播送的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认为自己属于“老弱病残者”，谁曾想申请书一写出（也许是在一张类似大字报的申请书上签字）立即就被学校当局批准了。
我从68年11月辍学到72年8月底。在下放的前两三年里，我除了犁田等一些特别难做的农活外，几乎涉猎过所有的农活。当然，除了生产队的农活，事关生计的砍柴挑水也由我承担了。有一回砍柴，我挥动柴刀用力过猛，树枝一断，柴刀就直接砍到我右膝盖上，自己治疗了很长时间才痊愈，至今还有疤痕。年幼的我每日与成人们一道在田间地头做农活说真的不太合适，比如一个未成年人过早地听到了成人之间开的玩笑、说的荤段子以及痞话。还有，由于逞能（或是羞于干得比成人更少）干了很多成人才能干的重活致使腰部落下了老伤……
我的比我大十岁多的大哥二哥不赞成我这样一直干农活干下去，他们认为这样会耽误我的前程，于是就在71年的夏天让我去了二哥所在的同县的另一个公社的粮食管理所做临时工。我刚去时正值夏粮入库，就被安排做一个年老的仓库管理员的助手（虚报了几岁），几个月之后的初冬时节我又被所长安排去粮管所的农场劳动，同一个正式的干部以及两个农宣队队员（其中一个和痞子无异）。这名干部带领我们在深山作业，挥舞着加长了刀柄的柴刀砍倒了很多很多原生态的树。目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或许是为了开荒种粮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晚上公社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件事和前两年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样，对年少的我触动并不大，但也产生了一点点疑惑：为何二号人物总是坏人?体力劳动我倒是不怎么在乎的，比如当仓库保管员的助理期间抬着200斤的麻袋往高处扔。但有一段时间因为不够注意养生，咳嗽咳了很久很久。二哥也不管我，任凭我天天咳嗽吐痰。这个肯定对身体有害。
我在那里干到快过春节的时候，二哥叫我先回家去过年。
72年过完春节，父亲被公社的中学起用，当起了他一直都在当的中学英语教师。他不再吟诵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了。
72年下半年，因为整个（江西崇义）县缺乏中学英语教师，县教育局让我父亲临时为他们培养一批，他又成了那个临时的培训班的老师。于是父亲把我和弟弟带往崇义县城，试图让我俩从此接受稍微正规点的教育。他让弟弟转学到崇义读小六，又让我插班到初一（第二个学期）读书。
因我没有好好地读高小就辍学了，所以这会让我突然就读初一的第二学期就碰到了一些麻烦。语文方面，因为辍学期间也读了些小说之类，问题不大；英语方面，来之前父亲交待三哥教了我国际音标及26个字母似乎也没太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数学。开学不久，上第一节数学课就是考试，考的内容为初一第一个学期学习的有理数。卷子发下来我一瞧，完全蒙了。天哪，为什么英文字母还可以这样加减啊？！于是就交白卷了。任课老师（也是该场考试的监考老师）见我盯着考卷发呆，关切地问我：“你不会做吗？”
当晚这位有责任心的老师就找到我父亲，说看来你这个儿子可能跟不上啊。我当时恰好从屋外回来，只听父亲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这个儿子自学能力很强，我相信他可以学好！”
那个学期是学平面几何，和前一学期学的有理数毫不搭界，所以我虽然做不出那张卷子，但对我的学习也无甚影响，我那个学期门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包括几何。
正如之前一个孩子混迹于一伙大人之间不妥一样，一个人混在比自己小两到三岁的同学中间也是不妥的。我当时脸上长了很多粉刺，而同班同学几乎没有，这就成为了别人取笑的由头。某一天在菜地上劳动，班里一个很小的同学不断地对我进行嘲笑，我开始不理他，后来忍不住敲打敲打他，谁知越揍他他越来劲，不知不觉就把他的脸打肿了。这个事给我的父亲惹了麻烦，从那以后，我很怕拧脾气的人，对他们退避三舍。（笑）
在崇义中学学习了一个学期，1973年的年初父亲如愿以偿调回了赣州的中学教书，回到了下放前的状态。我于是和全家跟着父亲回到原先的城市（赣州）生活和念书。正好这个时间国家要把冬季招生改为夏季招生，所以设计了一个过渡学期，在这个过渡学期里就复习前面两个学期的功课，于是就等于给我补了初一第一个学期的课了。如果不是碰上这样的“好事”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跟得上？
差不多整个初中都是属于正常的，可是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记得高中阶段常常要学工学农，那是在贯彻最高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之前那两年较为安稳的学习环境此时则被定性为“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了。
学工的时候还好，要么是在学校内部的校办工厂，要么就到市内的工厂里去劳动，都是可以回家吃饭的。而学农就更痛苦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短暂的下放劳动了。因为学校的农场在很远的乡下，吃、住都在那里，极其艰苦。课堂上学习几个礼拜，工厂农场劳动几周，这样倒过来倒过去的结果是：高中的数理化以及英语课程变成了零掌握。76年的元旦刚过不久，我正在赣一中沙地（地名）农场劳动，一天下午，一位老师从学校来农场，叫我立即跟学校的卡车回家，原因是，父亲查出了癌症，住进了医院。
几个月后，父亲去世。
蒋健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