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诗歌就是捍卫诗人自己
在人人都想挣钱甚至想一夜暴富的时代，在人人都急功近利甚至想一夜成名的社会，一小撮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的诗人们，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诗歌的圣洁光芒日益减弱。拯救奄奄一息的诗歌，成为了不忘初心的爱诗者一种自觉的自我救赎和责无旁贷的艰难使命。为了让祥和的阳光继续照亮，让尖锐的声音继续响亮，让心灵在燥热难耐的时候还能有一个清凉的去处。大大小小的诗人们进行生产自救，通过网络上便捷的自媒体，通过手机上熟络的朋友圈，忠贞不渝地坚守这诗歌这样一方乐土，坚定地与每况愈下但并不失魂落魄的诗歌为伍，自得其乐，其乐陶陶！拯救诗歌变成了拯救自己！
在诗人们为诗歌能再度从从小众走向大众、萧条走向繁荣、从枯萎走向盛开、从苍白走向璀璨而默默无闻地耕耘之际，纯正且纯净的诗歌像一块硕大、暗红的血渍，僵凝在人类被打破的头颅上。
用一种冷冷的却不乏温柔的目光注视那带血的头颅，会令每一个真正写诗的人感到阴森的战栗、彻骨的忧伤。人类的思想透过这块血渍隐隐约约看到已经消失的和正在消失的家园。这使得所有热爱并倾心毕生之力为之建设的诗人们痛心疾首。
在不是诗歌的年代，妄谈诗歌的勃兴也许徒劳，甚至不屑再去像早年那样探讨诗歌写作的技巧。那时的诗人对诗歌是多么的饶有兴致，谈题材的象征，谈语言的结构，谈行间的张力，谈反讽的运用，谈夸张和暗喻，谈意象和通感……所有的兴趣和乐趣，都在创作诗歌的过程当中。
但是，写诗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写一首诗还远远不是诗人，充其量只能算是爱诗的人；写十首诗也远远不是诗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写诗的人；写一百首也不一定是诗人，大概可以算是个小诗人；写一千首诗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诗人，因为数量不是质量，可能有九百首不行，但毕竟态度端正，在勤奋地写，大概可以自诩为诗人；如果写一千首诗，有两百首还算过得去，有两首能够被喜欢的读者传诵，有一首能是让人荡气回肠的生命大诗，基本上可以算是个诗人，甚至是个大诗人了。这个标准并不算高，但想实现也着实需要身体力行、呕心沥血的付出。作为喜欢诗的人，只要写下去，用生命去写，爱诗如命，一切皆有可能。
美籍波兰裔诗人米沃什在自己带有哲学意涵的论著《诗的见证》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让我印象深刻：“并非因为我们目睹了我们。”我理解就是：人类是世界的目击者，诗歌又是人类的目击者，所以诗歌必然要成为一种见证。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民间主编的《新世纪诗歌丛书》撰写的总序中对新上路的一些诗歌作者给予过这样的鼓励：我要对那些和我一样平凡、落伍、笨拙、熟悉以至陌生的诗歌爱好者们说，无论是被社会承认还是只被自己承认，都必须继续坚定自己的信念，捍卫诗歌的家园，捍卫属于自己心灵最后的栖息之地的家园。尽管捍卫可能会因寂寞与清贫的频繁造访而使过程显得悲壮和惨烈。正如英国诗人席勒所说：“诗人只有在孤独静观状态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实一切人世间的苦难，在信仰面前，都不值一提。虽然哲人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但安息肯定不是。只有活着，才能走更远的路。我相信一个寂寞的活着的诗人的存在，要比那些用身体直接的语言把传统与常规碰撞得七零八落，用语言的破坏即身体的毁灭借此树立和捍卫纯粹的诗歌的虔诚信徒有意义得多，比如写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山海关和火车亲密接触自杀身亡的海子，比如写过“很多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在新西兰自缢的顾城。选择了离开，意味着，想说也不能说了，想捍卫也捍卫不了了。
一批诗人们已经绝尘而去，厌倦了尘世，实践了“我在中间应当休息”的谶语。但我们对诗歌的爱好还不到必须要拥抱死亡的地步。我们可以在死亡的周边徘徊，驻足观望，甚至闻闻死亡的气味，欣赏死亡的美丽，但之后必须举步，越过心底的结，向着爱好里的积极的场景出发。
安静并且洁净的诗歌已经带给我们些许的暖意，尽管寻求温暖的历程注定要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但是我们喜欢，我们热爱，我们把爱好变成了郑重其事的理想，高贵而芬芳。这样的人生总比浸泡在冰冷的世界里舒服许多。
以诗歌的神圣名义，向仍然坚持爱诗写诗的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写诗者而言，捍卫诗歌的家园就是在捍卫一种生存方式。没有谁会有理由怀疑，动人的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动人的诗歌可以超越渺小的人类，可以不朽，让灵魂获得永生。智利诗人聂鲁达曾断言：“人们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既然需要远离葬礼，那就亲近诗歌，并向诗歌敬礼，细水长流地爱着，爱得彬彬有礼、知书达理，不去选择以爆发式的极端的自我终结的方式捍卫诗歌。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对于真正的诗人，捍卫诗歌的家园，也就是在捍卫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