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回忆(三)

一九六七年秋，在家停课一年以后，学校复课闹革命了，我上了初中。那时，重点中学已经取消，按照施教区，我被分到“五•七”中学，即原来的城南中学。在学校复课以后，毛主席有一个最新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从一九六七年秋到一九七0年冬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在“五•七”中学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主要时间都用在“兼学别样”上了。

我们到地区机床厂去学工，我被分去学开朝鲜车床。那是一种大型车床，它所加工的都是很大的部件，所以我的师傅从来不让我碰一下机器。我真羡慕那些分到小机床上的同学，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能独立操作了。他们的师傅在一旁坐着休息，喝茶。有一次，师傅不在，车床上正装着一根很长很粗的无缝钢管准备加工，我开动了车床，一下将钢管车坏了，车床上的刀也损坏了。师傅气极败坏，数落了我很长时间，临了说：“没有三年时间，别想开这种车床。”这个师傅我熟悉，原先是肉联厂的，去年才调到地区机床厂。听了他的话，我不服气地说：“你不是也才学的嘛。”他听了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说：“什——么？五八年我就会开这种车床了。”我说：“我认识你，你是肉联厂的，那里都是杀猪的。”师傅听后笑了，说：“怎么，你认识我？我在肉联厂是钳工， 十几年前我在技校上学时，学的就是机械。这里，”他伸手朝车间一划，“什么机床我都会开。”以后，我每天还是那样在车床旁坐着，一直到学工结束，什么也没有学会。

那几年里，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毛主席发出了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学校就组织我们挖防空洞。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以前看过电影《地道战》，对冀中平原上那使日本鬼子束手无策、闻风丧胆的地道，早已心神向往。可是，我们这里是水网地带，挖不到一人深就溢水，铺上石灰、干草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就挖一条两三人宽的大壕沟，在沟的两旁掏出一个个防空洞。这与冀中大平原上的地道相差甚远了，至此，我们挖地道的兴趣也索然无存。那些洞，后来成了荒芜污秽之所。

那时，为了备战，修战备公路，我们还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拾砖头运动。每个学校，每个班级，每个学生，都有任务。可是，人人都拾砖头，到哪儿去拾砖头呢？我和同桌邵俭完不成任务，邵俭就出了一个主意，：“将你们机关大院里的路刨了。”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这么干了。一天晚上，我们刨了一条路，可是砖头送到学校，新的任务又下达了。我们又将机关大院里几个厕所里的砖刨了。有些学生还将机关、企业的围墙推倒，有的甚至将房屋的墙基都挖了。都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此话不假，那场声势浩大的拾砖运动，在我们学校还出了一篇“名文”。文章的题目就叫《拾砖头》。作者是一个自诩为“女诗人”的女同学。文章以一连串的排比句开头：“地区革委会布置县革委会拾砖头，县革委会布置文教局拾砖头，文教局布置我们学校拾砖头，我们学校布置我们班拾砖头，我们班布置我们拾砖头，我就和江淑华、黄素珍去拾砖头……”这个“女诗人”写过很多诗，都抄在一个花塑料面子的本子里，经常拿来给我们看。我记得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何惧锥子雨啊，哪怕那黄毛风。”前一句的意思我懂，我们这里土语，为了表示某种决心，常说：“别说下雨，就是下锥子也……”后一句那“黄毛风”，我就不知典出何处了。

一九六九年麦收季节，我们到龙冈公社万牛大队去学农。那里离城二十多里，我们打着红旗，背着背包，一路高歌走去的。 我们在那里拾麦穗，拔蚕豆，给棉花锄草，也插过一次秧。插秧是一种很累的活儿，弯着腰，两手都是淤泥，脸上、身上被虫叮咬，没办法抓。我插得很慢，同学们一块田已插到头，我才插一半，有人就从另一头接应我。农田里有很多蛇，大多是水蛇，间或也有赤练蛇。女生怕蛇，看到蛇就大声尖叫。我每天抓蛇，它们在地上游，我在后面，拿住蛇尾往起一拎，蛇弯头上傲，想要咬人，架势十分吓人，我拎住蛇尾，急速抖动十几下，蛇便全身瘫软，象一根草绳垂着不再作任何反抗。我们将蛇扔在一个大坑里，不几天，坑里就有几百条蛇，缠绕在一起，非常瘆人。

捉鸟也是一件乐事。有一次，我将一户农家屋后树上的喜鹊窝捣翻了。这是犯忌的事，喜鹊在屋后叫，那是他家的大喜事。那户农家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开小组会批评我。 后来我赔了那农家两毛钱才算了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与我们班住在一起的，除了班主任，还有四个老师。一个是教导主任刘古庆，一个是数学老师王斯华，负责给我们做饭——王斯华原是幼儿老师，人长得很漂亮，烫着在那时很少见的卷发，她与刘古庆关系不一般，还有两个是正在接受审查的“黑帮”老师。刘古庆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满肚子故事，晚上，乡下没有电灯，他就给我们讲故事。一次，他和我们在一片瓜地里拔草，就讲了一个偷瓜的故事：“有父子两人夜里去偷瓜，天黑看不清，父亲告诉儿子，长的是烧瓜，圆的是香瓜。瓜地里防贼，埋着尖刀，划破了父亲的肚子，肠子流了出来。父亲哼哼着说：‘肠啊!肠啊!’儿子说：‘爷，长的是烧瓜。’”一天，刘古庆生了病，我们去看他。王斯华在灶前烧饭，他躺在灶后的草堆上，捂着肚子哼：“肠子啊!肠子啊!”我说：“刘主任，长的是烧瓜。”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似梦，当年的老师同学皆不知所往，有的已离开了人世，如教导主任刘古庆。一九八三年时，我与刘古庆在一起吃过一次饭，他还是那样风趣，席间笑话连篇。那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敬酒时问：“这位同志是哪个单位的？”不久，他患了不治之症，去世已二十余年。窗外秋风秋雨，黄叶飘飞，回首往事，缅怀同学老师，不胜岁月匆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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