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底下的钱

李文旺

说起当今的时代，很多老辈的人都说，确实发展了、进步了，但是说起当今的社会风气，老辈的人又说，确实倒退了，落后了。

  是的，我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从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以及新世纪的事情，都经过了一些。对于早年间的社会风气还是见闻得很多的。

1974年到1978年之间，我哥哥因为退伍回到农村，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安排他在大队工作，除了当广播员之外（那期间家家户户有一个有线广播，通过大队的广播传到一千多户人家），还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那时候，公社干部也常常往乡下跑，检查水利冬修、民兵训练、农田改造等等工作。每次来村里，就得村里安排吃饭。那时候的大队部，一般都没有锅灶，所以，公社干部就是来了，别说是大吃大喝，连吃饭都得安排到农户家里吃。因为哥哥担任大队的工作，所以，我家里一年也会安排两、三次公社的同志来吃饭。对于这样的安排，社员感到是很光荣的事情，都巴不得公社干部能在自己家吃饭，他们不图干部们给他们什么伙食补助，在淳朴的社员看来，公社干部不要说是因为公事道社员家，就是没有事情，到社员家走走、哪怕是坐一坐，社员们都会感到脸上有光。

有几次，我哥哥带来一个或者几个公社干部，我父母都会很高兴。他们拿出平时不舍得吃的好菜来招待干部。那时候虽然生活不太好，常常买不到新鲜的猪肉或者蔬菜，但是，杀年猪以后腌制的咸肉或者为了过端午节准备的咸蛋，还是有的。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鄱阳湖地区在解放前也许是一个水灾频仍的地方，但是，经过长期的水利建设，鄱阳湖地区旱涝保收，在农村地区来说，这个地区一跃而成为全江西省甚至是全国的富裕地区。所以，当年的中国农村也是很不平均的，有人夸大地看待安徽凤阳十八户签订土地承包生死状的农户，说是那个地区，在文革后期，简直到了“是年江南旱，衢州人士食人”的地步，而在我们家乡，即使所谓是在给中国造成动乱的文革期间，一切秩序仍然是那么有条不紊，那么逍遥地好似“世外桃源”，所谓的“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图画同样地辉映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农村，所谓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世外桃源，同样出现在故乡的乡下。所以，我们家一年有半年都有咸肉吃，只是，咸肉远远不如新鲜肉好吃。只是，我们觉得，肥肉并不比精肉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村里要是为了开镰二杀猪分肉，大家想要分到的肉照样是精肉，而不是想要肥肉。

公社干部来到我家，吃饭的时候其实也不十分客气，我父亲给他们倒酒，他们一般并不过分推让，而完全是一副干部和老百姓关系融洽的氛围。后来，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村在文革期间的生活状态，才知道生活在故乡是十分优越的，干部虽然不能搞特殊，但是，由于他们本分的收入，干部的生活自然更是很好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候，我读小学，虽然大人的事情不顺很懂，但是对于好坏人还是知道一些的。我亲眼目睹干部们廉洁奉公的样子。他们一般骑一辆自行车，办完公事再骑车回去。就是自行车坏了，要是自行车铺子修理修理，也是一分不少地给人修车钱，根本不会想到揩油。有过两次，公社干部吃过饭之后，我亲眼看到公社干部拿出钱来，说是要交饭钱。我父母说：“同志（那时候老百姓也十分朴实，对于干部一律叫同志，不像后来那种下级对于上级唯唯诺诺，多少有些奴才像的样子），不要说你们是来工作，就是下来走走，吃一餐饭也用不着交钱。”我父母坚决不收这钱。目送着公社干部走远，我父亲还是满脸笑容。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公社干部好像是学过魔术，等我们收拾碗筷准备洗碗的时候，竟然发现碗底下压着几毛钱。父亲知道这是干部留给群众的伙食费。父亲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激动得有些热泪盈眶。也许他会想：多好的干部，多好的额共产党啊。后来，我父亲学乖了，每到请公社干部吃完饭，父亲都要检查一下碗底下，生怕他们再变魔术。可是，碗底下倒是干干净净，可是，那些伙食费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家的水缸旁，饭篮子的缝隙里，或者是锅盖下面。

碗底下的钱，现在想想，如同天外的神话。这就是七十年代的社会风气，这就是我们七十年代的干部，这就是七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假如周永康、陈良宇、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他们能够想想这些，想想七十年代的干部作风，想想这碗底下的钱，他们也许会活得更加健康，至少不会在政治上栽那么大的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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