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名字文化意义和传统学问之浅析
名字，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词组，一个意思。在古代名就是名，字就是字，“名”和“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曹操，字孟德。有“名”有“字”，是古代有身份者的标配。《礼记·檀弓》曰：“幼名，冠字。”：也就是说人们在小时候取名，在成年之后取字；“年二十有为父之道” 加“字”，当然是说男子； 对于女子，则是“许嫁笄而字”，到了可以出嫁之时（15岁）加“字”。 下文会特别说明字对古人的意义和影响，还有名和字的区别和关联。
现在姓氏并没有区分，而先秦不是这样子，一个人有姓有氏，有名有字，比如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例如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
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当然是保留了大部分的氏，而姓仅仅一部分保留，姓氏合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可以看出在先秦姓氏是有严格区分的。所谓男子称氏，妊人称姓，例如文姜，文嬴，怀嬴等（女子姓在名后），再例如孔丘，屈原，熊旅，赵武，孔屈熊赵都不是他们的姓而是氏。
容易发现，这些远古的姓从字型结构来说都带有“女”这个部分，我们说的上古八姓“姬、姜、妫、姒、嬴、姞、妘、姚”都有这个特点，汉族的所有姓氏几乎全部追溯到这八个姓。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说文》曰“姓，人所生也”就是这个意思。而氏则是由姓衍生出它的一系列分支“氏”，我们常常说氏族。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氏则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记。命氏之法主要有: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比如曹，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比如范，有的以职官为氏，比如司马，有的以居住地为氏，比如赵，这些不同的氏，则发展成为现代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苏澹、苏涣、苏洵三兄弟。苏轼，苏辙两兄弟。苏轼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苏遁。苏迟，苏适，苏逊。
苏洵说了给自己儿子取名字的原因，“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那么名和字又有哪些区别和关联
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比如孙权排行老二，字叫仲谋，司马懿排行老二字叫仲达。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比如司马懿兄弟八人史称司马八达。东汉末年河内名门司马家族兄弟八人：
汉兖州刺史司马朗，字伯达；
魏太尉司马懿，字仲达；
魏太宰司马孚，字叔达；
魏东武城侯司马馗，字季达；
魏鸿胪丞司马恂，字显达；
魏中郎司马进，字惠达；
魏安城亭侯司马通，字雅达；
魏安平亭侯司马敏，字幼达。
高欢儿子
文襄帝，高澄，29卒
文宣帝，高洋，31卒
孝昭帝，高演，27卒
武成帝，高湛，32卒
永安王，高浚
平阳王，高淹
彭城王，高浟
上党王，高涣
襄城王，高淯
任城王，高湝
高阳王，高湜
博陵王，高济
华山王，高凝
冯翊王，高润
汉阳王，高恰
高澄儿子
河南王，高孝瑜
广宁王，高孝珩
河间王，高孝琬
兰陵王，高孝瓘
安德王，高延宗
渔阳王，高绍信
比如南朝梁武帝兄弟十人的名字
长沙宣武王萧懿，字元达
永阳昭王，萧敷，字仲达
梁高祖武帝萧衍，字叔达
安城康王，萧秀，字彦达
衡阳宣王，萧畅，字季达
桂阳简王，萧融，字幼达
临川靖王，萧弘，字宣达
南平元王，萧伟，字文达
鄱阳忠王，萧恢，字弘达
始兴忠王，萧憺，字僧达
梁武帝儿子。
昭明太子，萧统，字德施
简文帝，萧纲，字世讃
庐陵王，萧续，字世䜣
孝元帝，萧绎，字世诚
豫章王，萧综，字世谦
南康王，萧绩，字世谨
邵陵王，萧纶，字世调
武陵王，萧纪，字世询
萧衍族弟
萧景，字子昭
萧昌，字子建
萧昂，字子明
萧昱，字子眞
比如文王之父季历排行是老三，上有太伯、仲雍，再说文王的儿子，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左传》：“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谓之八元。”在这里根据老大老二的排行，伯仲叔季是不能乱的。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
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杜如晦，字克明
岳飞，字鹏举
王佐，字廷辅
李叔乘，字子车
晁补之，字无咎
尹直，字正言
俞仲文，字次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孙权，字仲谋，权和谋相辅。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谢奕，字无奕。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赵孟頫，字子昂，昂和俯意思相反。
管同，字异之，异同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蒋中正，字介石：《周易·豫卦》“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宋白，字太素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辈分相同的一代人名字特点
在一个家族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也用“卿”字。宋代代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苏轼的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苏遁，
苏辙的儿子， 苏迟、苏适、苏逊（苏远）,
蒲松龄儿子，蒲箬，蒲篪，蒲笏，蒲筠，
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鯈,蔡翛,，蔡绦，蔡鞗，蔡脩
宋孝宗儿子，赵愭，赵恺，宋光宗赵惇
宋真宗儿子，赵禔，赵祐，赵祗，赵祉，赵祈，宋仁宗赵祯。
宋神宗儿子， 赵佾，赵仅，赵俊，赵伸，赵僩，赵煦（赵佣），赵价，赵倜，赵佖，赵伟，赵佶，赵俣，赵似，赵偲，
红楼梦
贾演，贾代化，贾敬，贾珍，贾蓉，
贾源，贾代善（贾代儒，贾代修），贾政（贾赦，贾敷，贾敏），贾琏（贾琮，贾瑞、贾珠，贾环，贾宝玉），贾兰（繁体字蘭）
清朝晚期皇族载字辈和溥字辈
载湉，载沣，载润，载淳，载涛，载洵，载濂，载澄，载澜，载泽，载漪，载功，载勋
溥仪，溥侗，溥任，溥儒，溥佺，溥佐，溥傑，溥儁，溥伟，溥修
高欢的儿子，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高浚，高淹，高浟，高涣，高淯，高湝，高湜，高济，高凝，高润，高洽。
宋徽宗儿子
宋徽宗有共生有32子，其中有25位能活到成年。
长子---赵桓，(1100.5.23-1156)宋钦宗，北宋末代皇帝，母显恭皇后王氏
次子---赵柽，早殇，封衮王，母显肃皇后郑氏
三子---赵楷，(1101-?)封郓王，母懿肃贵妃王氏
四子---赵楫，早殇，封荆王
五子---赵枢，(1102-?)封肃王
六子---赵杞，(1104-?)封景王
七子---赵栩，(1106-?)封济王
八子---赵棫，(1107-?)封益王，母贵妃刘氏
九子---赵构，(1107.6.13-1187.11.9)封康王，即宋高宗，南宋创建者
十子---赵材，(1108-?)早殇，封邠王
十一子---赵模，(1108-?)封祁王，母贵妃刘氏
十二子---赵植，(1108-?)封莘王，母懿肃贵妃王氏 十三子---赵朴，(1109-?)封仪王 十四子---赵棣，(1109-?)封徐王 十五子---赵㮙，(1110-?)封沂王 十六子---赵栱，早殇，封郓王 十七子---赵栻，(1111-?)封和王 十八子---赵榛，(1111-?)封信王，母贵妃刘氏 十九子---赵椿，早殇，封汉王 二十子---赵屋，(1112-?)封安康郡王 二十一子---赵楗，(1113-?)封广平郡王 二十二子---赵机，(1113-?)早殇，封陈国公，母懿肃贵妃王氏 二十三子---赵梃，(1113-?)封相国公 二十四子---赵樾，(1115-?)封瀛国公 二十五子---赵柍，(1115-?)封建安郡王，母贵妃刘氏 二十六子---赵椅，(1118-?)封嘉国公，母贵妃刘氏 二十七子---赵栋，(1119-?)封温国公 二十八子---赵楒，(1120-?)封英国公，母贵妃刘氏 二十九子---赵桐，(1121-?)封仪国公 三十子---赵柄，(1122-?)封昌国公 三十一子---赵枞，(1123-?)封润国公 三十二子---赵相，(1125-?)封韩国公
（朱元璋所有子孙名字带有金木水火土，明朝皇帝名字都是金木水火土）
明朝皇帝名字
朱元璋 太祖 洪武
朱允炆 惠宗 建文
朱棣 成祖 永乐
朱高炽 仁宗 洪熙
朱瞻基 宣宗 宣德
朱祁镇 英宗 正统
朱祁钰 代宗 景泰
朱见深 宪宗 成化
朱佑樘 孝宗 弘治
朱厚炤 武宗 正德
朱厚熜 世宗 嘉靖
朱载垕 穆宗 隆庆
朱翊钧 神宗 万历
朱常洛 光宗 泰昌
朱由校 熹宗 天启
朱由检 思宗 崇祯
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儿子，朱标，长子，懿文太子
朱樉，次子。秦愍王
朱棡，三子，晋恭王
朱棣，四子，明成祖
朱橚，五子，周定王
朱桢，六子，楚昭王
朱榑，七子，齐王
朱梓，八子，潭王
朱杞，九子，赵王
朱檀，十子，鲁荒王
朱椿，十一子，蜀献王
朱柏，十二子，湘献王
朱桂，十三子，代简王
朱柍，十四子，肃庄王
朱植，十五子，辽简王
朱栴，十六子，庆靖王
朱权，十七子，宁献王
朱楩，十八子，岷庄王
朱橞，十九子，谷王
朱松，二十子，韩宪王
朱模，二十一子，沈简王
朱楹，二十二子，安惠王
朱桱，二十三子，唐定王
朱栋，二十四子，郢靖王
朱㰘，二十五子，伊历王
朱楠，二十六子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在先秦时代，姓氏作用也是不同的，男子称氏，用以明贵贱，女子称姓，用以别婚姻。姓氏大量产生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周代大宗小宗嫡长子继承制度中，周天子的嫡长子将来继承王位，称为太子，其余的儿子统称王子，王子的儿子称王孙，王子和王孙统称王族子弟。诸侯的儿子除了太子外均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子和公孙统称公族子弟。王族和公族可以封国为氏。公孙的子孙不属于公族，他们以其祖父的名或字为氏，也可以其他方式命氏，在这一时期，“姓”是固定不变的，而“氏”却时常变化。因此往往出现父子同姓不同氏，或姓虽不同，氏却相同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有不同的氏。氏的这些变化往往反映了贵族的地位和职权的变更。
从姓名形式上讲，东汉、三国、西晋可以划分为一个时期，其最大的共同点是人人取单名，男女成年后取字也成为普遍现象。复名（二字名）重新出现是在东晋， 此后逐渐增多。如东晋安帝名司马德宗、恭帝名司马德文。当时的二字名有谢灵运、张重华、司马无忌、张耀灵、张天锡、殷仲堪、杨佺期、王国宝、石季龙、毛武 生、孙伏都、姚弋仲、桓石虔、周仲孙、周少孙、王允之、王彪之等。
取单名虽然好记，但容易出现重名。因单名已流行了两三百年，为避免重 名，两晋人取单名不得不用生僻字。翻开《晋书》，可发现其中取生僻字的人名比比皆是，如司马伷、司马漼、杨珧、刘寔、华廙、武陔、郤诜、庾敳、司马遹、江 虨、陈頵、褚翜、江逌、韦謏、隗炤、卜珝、郭黁、周虓等。但取生僻字为名毕竟不是个好办法，对名声的传播也是个障碍。要避免重名，最好的方法还是取二字 名。况且取二字名古已有之，王莽禁用二字名只是新莽时期的法令，到东汉已失效。后来人们之所以继续取单名，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已。
晋魏人物取名为何这么多之？中国古代人取名字的学问
斐松之、刘牢之、祖冲之、寇谦之、司马孚之、司马亮之、司马景之、司马昙之，王羲之，王羲之的儿子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羲之的孙子王桢之、王静之。东晋王氏家族王羲之一辈人名有“之”字的12个，子侄辈有“之”22个，孙辈12个，曾孙13个，玄孙9个，五世孙4个。王会之的儿子王舒之、王舒之的儿子王允之，王彬之的儿子王彪之、王兴之粗略统计一下，《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记载的含有“之”字的人名就有一百多个。著名者有王羲之、王玄之、王献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桢之、顾恺之、刘牢之、王坦之、吴隐之、戴宁之、鲁宗之、刘谦之、赵伦之、刘穆之、徐羡之、颜延之、沈攸之、沈庆之、陈庆之、傅弘之、庾登之、庾炳之、江秉之、郑鲜之、到彦之、祖冲之、裴松之、王延之、杨衔之、胡毋辅之、胡毋谦之、昌义之、司马范之、司马景之、司马修之、司马休之、毛修之
从“之”字名的形式可以看出，“之”字一般附加在另一字后面，只是助词，有凑足音节的作用，去掉对人名意义无影响，可以不避讳，也可以省略，如王羲之、 王献之父子同以“之”字为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为何两晋南北朝人喜用“之”字名？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之’字为名者颇多， ‘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因该时期确有很多道教信徒在名上加“之”字作为 标识，如王羲之家族就是天师道世家，其家族人名皆有“之”字。加上北魏天师道首领寇谦之也以“之”字为名，使“之”字名更加风靡一时。
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取“之”字名的人都是道教徒，很多人取“之”字名是另有原因。实际上，“之”字名在西汉已经出现，著名者如萧望之，三国时期的蜀国 也有一个郭攸之。含“之”字的人名早在道教产生之前就存在，到两晋南北朝突然大量出现，具体原因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自三国归晋后，中国经历了短暂的统一，随后又进入了两百多年的南北对峙阶段。西晋的姓名文化，基本上是东汉和三国的延续，到了东晋和南北朝，随着佛教和道教的兴起，出现了大量含有“玄”、“道”、“僧”、“法”、“慧”等字的人名。
两晋南北朝含有“玄”、“道”字的人名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如傅玄、谢玄、桓玄、耿玄、卢玄、魏玄、张玄靓、李玄盛、羊 玄保、羊玄之、王玄谟、龚玄之、王玄载、王玄邈、崔玄伯、封玄之、唐玄达、萧宝玄、司马道子、崔道固、沈道虔、李道儿、王道隆、刘道规、董景道、萧道成、 萧道生、萧道度、蔡道恭、冯道根、长孙道生、卢道虔、高道悦、夏侯道迁、孙道登、郦道元、牛道恒、宋钦道、宋游道、丁道贵、赵道德、由吾道荣等等。此外， 司马恬之、申恬、甄恬、谢晦、宋隐、山简、山遐、谢鲲、光逸、郭默、陶淡、周澹、朱长生、宋子仙等人名老庄味、神仙味也很浓。
反映佛教 思想流行的人名含有“僧”、“法”、“昙”、“慧”、“圆”等字。这类人名在两晋南北朝特别多，如王僧绰、王僧达、王僧虔、王僧孺、王僧辩、王僧亮、王僧 衍、王僧贵、戴僧静、戴僧逷、明僧绍、纪僧真、胡僧祐、吕僧珍、杜僧明、张僧皓、张僧胤、张僧那、公孙僧远、姚僧垣、茹法亮、元法僧、度法友、陆法和、翟 法赐、杜慧度、陈慧纪、陆慧晓、王昙首、熊昙朗、沈昙庆、萧圆照、萧圆正、萧圆肃等。萧摩诃、张惠普、王慈等名字也有佛味，有些人甚至直接以“佛”、“菩 萨”、“罗汉”、“菩提”、“三藏”为名，如杨佛嵩、尉迟菩萨、黄罗汉、尔朱菩提、慕容三藏等，这类人名以北朝居多。
南北朝末期，玄学 热、佛道热开始降温。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集群臣及沙门、道士，帝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为次，释为后”。次年，北周又禁佛、道二 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从此以后，“道”名、“僧”名迅速减少，中国的姓名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晋室南渡后，五胡入据中原，国家南北分裂。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不再视儒家思想为正统，打破礼制的约束，在取名方面也大胆突破单名的局限，堂而皇之地取二字名。从此以后，单名和二字名并行不悖，任君选择，至今仍是如此。
在取名内涵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名和汉代及三国时期的人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独尊儒术，三国虽崇尚权谋，但表面上仍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所以许多人的名字，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魏晋以后，“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狭节信”，加上佛教和道教逐渐兴起，风靡南北，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下至草民百姓，贩 夫走卒，无不崇尚老庄，信佛信道。如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东晋哀帝司马丕“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东晋恭帝司 马德文“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里许”；北魏除太武帝拓跋焘信奉道教外，其他皇帝基本上都信奉佛教，云冈石窟、龙门石 窟等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修建的雕刻作品；南朝的梁武帝信奉佛教则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在人名中有着非常明显的标记。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如战国中期的商鞅，他原本是卫国公孙后代，所以又叫卫鞅和公孙鞅，秦国封他为商君后，他又称为商鞅。 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旧有姓氏体系也逐渐混乱，出现了姓氏合一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姓氏合一应当是逐渐氏取代姓，统称为姓氏。所以关于秦王政，史载秦王室嬴姓赵氏（前面提到的文嬴，怀嬴，都是秦国王室女子），其实应该叫做赵政更准确。了解了先秦姓氏的区别，也就对此时期复杂的人名系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至于名的问题，我们还应该区分一下名和字，我以屈原为例，屈平，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以字行;（至于《离骚》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其实正则即平，灵均即原），先秦时期，许多人的字还是一个字，区别于后世两字为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通称古人时常不是其真正的姓名。对于选字怪异这一点，由于先秦时期于现在相隔较远，属于中华文明的发轫期，许多文字尚为出现或者分化出，存在的文字也存在古今异义的现象（此处的今其实不一定指现代，即使两汉魏晋时期，与先秦文字意义也有差异，详见《说文》），所以有一些字现在觉得怪异，而当时却不非如此。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先秦典籍大量遗失，许多人事不传于今，所以有些人名是否是其正式人名都很难考证，后世史学家多是直接纪录下来，训诂考究也可能流于以讹传讹。综合以上多种原因，才造成这种情况。
古人怎么想到起名字的？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名字最初是因夜晚相遇、辨识需要而产生的，故《说文解字》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古代一般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取名，此即《仪礼·丧服》中所谓，“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至于取“字”，则在20岁行成人礼（冠礼）时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后世就不这么讲究了，不少时候所取之名或是奶名，六七岁入学起蒙时才取正式名字。取名的关键，是选好字。早期较简单，如殷王固定用天干入名，后来就成学问了。是先秦时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记，时桓公的太子出生，便咨询申繻怎么给太子取名，申繻遂说了这番话。申繻还作了具体解释：“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信”、“义”、“象”、“假”、“类”，这一取名基本规则，在古代有广泛的影响。具体选字时，申繻的操作方法是：“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孔子名“丘”，就是其父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的。孔子生下后被发现头顶特别，凹了下去，即所谓“圩顶”，故取名“丘”。而孔子有了儿子后，恰好鲁昭公赐他一条鲤鱼，遂给儿子取名“鲤”，这又是依“取于物为假”之原则。申繻的取名思想，反映了先秦人的起名风俗，其核心是“避讳”。中国封建时代姓名避讳风气大流行，源头实起于先秦。汉代取名流行取单字——古人认为“二名非礼也”汉代的取名风尚，与先秦相比又有大变。尊老、称谓、身份、德性一类敬谦美辞，是汉人取字时的首选，在先秦人常用的伯、仲、叔、季4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元、长、次、幼、次、少、公、翁、君、臣、侯、宾、士、民、郎等字。如《盐铁论》执笔人桓宽，字“次公”；汉武帝时位列九卿的朱买臣，字“翁子”。汉代最鲜明的取名特征，是取单字名。从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以单字为好，如汉高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在东西两汉24位有庙号皇帝中，仅汉昭帝刘弗陵取双字名，在登基后出于避讳的考虑，除“陵”字，也改用单字名“弗”。这一单字取名风尚，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21位帝王中，仅有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为双字名。南宋及以前的皇帝大多数都是单字名，一直到明清两朝，单字名才被冷落，在明清两朝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到西汉末，王莽崇古，视单字名为古礼。在王莽的影响下，取单字名进一步流行。为何汉人喜欢单字名？原来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二字名低贱、不懂礼数。这一“贱名观”在先秦时已存在。《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有这么一个说法：“晋魏多帅师侵卫，此晋魏曼多也。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晋大夫魏曼多帅军队进攻卫国，人们不叫他全名，而称“魏多”，是讽刺他取双字名，双字名不合礼数。就“二名非礼”说，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考证，《春秋公羊传》中错误地理解了“二名”的意思，应是一人有两名不合礼数，而非取二字名。魏晋南北朝人青睐“之”字——宗教影响取名风尚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取二字名风气逐渐抬头。这时期，人们取名有两大特点，一、助词“之”最吃香，名字带“之”成时尚；二、父子、长幼之间用字不再避讳，名字中出现同字现象。大家都知道的是王羲之、王献之，是父了俩人，他们的名字中都的“之”字，这就代表了其时的取名喜好。“之”字，在当时特别受青睐，地位高者，权力大者，特别是当时的显阀士人，名字里往往都带“之”字，这似是时精英阶层的标志，显得体面。如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斐松之、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名字里都有“之”字。时皇族对“之”字也情有独钟，如晋宣帝的弟弟、安平献王叫司马孚之，儿子、汝南王叫司马亮之，后代还有司马景之、司马昙之等。“之”字入名，确实寓意深远，兼具文采，至今有人使用。但魏晋时人名爱用“之”，连传统的取名避讳也不讲神秘色彩。“之”字，实是一种入教暗记。如何辨别入教者和非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区别就在一个“之”字，父子、祖孙、兄弟同入米教，名字中都有一个“之”字，应该就是这么回事情。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的孙恩作乱，许多名中含“之”人士受到牵连，不少人被杀了，便证明了这一推断。当然，唐宋以后人名中再用“之”字，则与宗教无关了，纯是一种喜好。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取名确过多地考虑了宗教因素。时人取名用字，仅次于“之”字外，还有一个“僧”字。如南朝梁有一名将领叫王僧辩、梁武帝的医师叫姚僧垣。取单名虽然好记，但容易出现重名。因单名已流行了两三百年，为避免重名，两晋人取单名不得不用生僻字。翻开《晋书》，可发现其中取生僻字的人名比比皆是，如司马伷、司马漼、杨珧、刘寔、华廙、武陔、郤诜、庾敳、司马遹、江虨、陈頵、褚翜、江逌、韦謏、隗炤、卜珝、郭黁、周虓等。但取生僻字为名毕竟不是个好办法，对名
声的传播也是个障碍。要避免重名，最好的方法还是取二字名。况且取二字名古已有之，王莽禁用二字名只是新莽时期的法令，到东汉已失效。后来人们之所以继续取单名，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已。宋代人名字很“老气”——取名考虑“五行”、“八字”在唐宋时期，古人取名的手法出现大转变、新气象。予、臣、汝、友一类称谓美字，和可、如、斯、也一类语助字，开始受到青睐。宋人取得还有复古的倾向。汉代的尊老字，受到宋人的欢迎，老、叟、翁这些字常常入中，名字显得“老气”，如《东京梦华录》作者叫孟元老；《鹤山集》的作者叫魏了翁。在宋代及以后，取名时人为设置的限制，明显多了起来。除了考虑传统的避讳，取名时还要讲阴阳五行、生辰八字、生肖属相、五格剖象、八卦六爻等等。这其中，以“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配合入名，最为流行。所谓“八字”又叫“四柱”，即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干支历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四柱加起来刚好是8个字。而“五行”则由金、木、水、火、土5个字组成，代表不行性质的物质。依“八字”原理，命里缺啥取名时就补啥。如命里缺“火”，就会取带“火”的字。明太祖朱元璋的接班人、惠帝名“允炆”，就是因其命里欠火，取名时才找一个带火的“炆”字。实际上这是迷信，惠帝恰恰是因为“一把火”，而丢了皇帝宝座——在“靖难”中，于宫中放火自焚。宋代取名的另一大变化，是“字辈取名制”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字辈取名也叫“世代排名”。在宋以前，虽有以字辈取名的现象，但并不普遍。在宋以后，这一取名方法便成为古人取名的主要手段，凡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入名。到明代，字辈取名制普遍流行。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便是辈份字。当年朱元璋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辈份，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数字入名元代最流行——古人不欢迎重字双名在所有朝代中，数字名在元代最为流行。元末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是一读书人献给他的。据说此名是骂他的，语出《孟子》，“士，诚小人也”，另外断句就是，“士诚，小人也”，暗讥张士诚不学无术。这种数字取名风俗，实与朝廷政策有关。在元代，汉人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能用排行、父母年龄等来称呼，这大概是古代姓名管控的特例。名字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代号，但当名字里加入动机、情感、寄托后，便变得不再简单。名字起的好，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反之则为名所累。南宋初年，有个叫钱唐休的人便让名字害了。时南宋刚定都又名钱塘的临安（今杭州），据庄绰《鸡肋篇》，宰相举荐了钱唐休，但高宗认为名字不吉利，坚持不用。唐宋以后，人们起名尽量考虑稳当、平安，忌与帝王、坏人等重名，不用凶字、坏字。北宋徽宗时，江西平乐县有个叫“孙权”的人，与三国吴主同名，因此被举报图谋不轨，“寓意僭窃”。不产义歧义，也是古人取名时要注意的。《明皇泳化类编》记载，有个学子名叫孙曰恭，参加永乐甲辰廷试，获第一名。朱棣看到名字后不乐，觉得“曰”、“恭”二字加起来似“暴”字，硬把状元让了第二名邢宽，孙曰恭列第二。像现代流行的重字名、姓名同字同音，也是古人不欢迎的。名字重字，又叫“双名”，在古人眼里是身份低贱者用名，一般侍妾、青楼女子多双名，如元稹妾名“莺莺”、秦淮名妓“陈圆圆”。女子双名读起来，让男人有一种愉悦感，有身份的人，特别是男人不取重字名。最后要提醒的是，古人在取名不仅避用不雅字，还很在意字的声调，取“双声叠韵”字入名，这样读起来音节响亮，音韵哑仄的字，寓意再好，结构再美，也尽量不用。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