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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婶娘(散文)

2017-02-14 10:55 作者:潇男  | 31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一)

人生犹如一条河,岁月是流淌心中的歌,有时走过柳暗花明,有时经历蹉跎坎坷。这一切都会在脑海里留下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模糊不清,或永不磨灭,但铭记最深的就是心中最敬佩的人、最感动的事,特别是童年的烙印。回望童年,我婶娘的音容笑貌,驻在我心灵永远挥之不去,成为我一生的“偶像”。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婶娘叫张涵秀,是一位既普通又朴实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但聪明过人,没有“吃斋”但心地善良。根据旧社会农村的风俗,女孩子自幼就得“裹脚”,好好的一双嫩脚白天晚上都要“五花大绑”,非要弄出个三寸“金莲”,这样才能找到好婆家。我婶娘是家中姊妹老大,按理应该树个“淑女”榜样,但她不信那个“邪”,白天绑里放,在家里翘脚走,出了门一溜烟。到了十八岁,脚丫和辫子一起变长,成了全村有名的“大脚姑娘”,还给起了个外号“张大脚”。父母都为她出嫁发愁。

萝卜白菜,各有所。我婶娘偏偏遇上了我叔叔。我叔叔“二全”也几乎是个文盲,念了一年私塾,连百家姓都记不住,后来干脆辍学在家。农活技术学的不咋的,但“外交”能力不差,微胖的身体里充满智慧。山东人“对朋友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秉性,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后来,靠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叔叔和我婶婶成了亲。结婚那天,当新娘子“跨火盆”时,围观的人群中不断发出惊讶的声音,目光都定在婶娘的一双大脚上。可我叔叔反倒喜欢,还有点自豪地说:脚大怎么啦,走起路来踏实,干起活来稳当,有了急事跑起来比谁都麻利!

进了婆家门,我婶的确不含糊。下地能种田,进厨能做饭,大脚推小车,纤手绣针线。还为我叔生了两男两女,爷爷、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还舒坦。

父亲是老大,比我叔叔大两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出生在一户破落“大家”里,自幼受到教私塾的外祖父的熏陶,懂得不少中国典故,会讲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父母生我弟兄四人,我是排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两家虽分住两院。实际上,拆了墙就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因为中间只隔一道土墙,而且还留有一扇栅栏门。有了好吃的互相送,来了亲戚一块儿请,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

叔叔家虽有两儿、两女,但我婶婶却是特别喜欢我。那时,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在我婶眼里却是个“大知识分子”,她很想跟我学识几个字,用以分清婆家、娘家的姓氏,她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更有吸引力的是我会讲故事,我不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还学会了念“闲书”(旧小说)。于是。婶婶让我住在她家里,晚上“挑灯夜战”,她帮助两个嫂子做针线,我给她们讲故事。收场后,就睡在婶娘被窝的另一头,给她“暖脚”。没想到,后来我在婶娘麾下派上了大用场。

(二)

卢沟桥事变后,腥风血向中国内地漫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放弃抵抗逃命,使整个山东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哪里压迫越大,哪里反抗越强。刹那间,“抗联”队伍蓬勃兴起,“武工队”神出鬼没,鬼子的炮楼不再是“铜墙铁壁”。我们老家就在微山湖西,是全国有名的抗日根据地,日本人的小命在这里丢了不少。成百上千的抗战烈士长眠在“湖西烈士陵园”,他们的英灵一直保护着自己血染的这片土地。

一天,我叔叔在集市上卖大蒜,突然听到几声枪响,赶集的人像“炸了锅”,四散逃命。只见几个“二鬼子”拼命追赶一位穿短布衫的男人,“二鬼子”就是汉奸。我叔心想,汉奸追的人一定是好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把手推车使劲往路中间一横,几个“二鬼子”被拌了个仰面朝天,穿短褂人瞬时跑得无影无踪。“二鬼子”伪军撤走之后,集市恢复了热闹。不一会,那个被追的人悄悄走过来,拍拍我叔的肩膀说:老哥谢啦!刚才是你救了我。我请你到茶馆里喝茶。没想到这次茶馆相见,竟改变了我叔叔一生的命运。

原来这人叫李德刚,是地区地下联络站的站长。个子不高,三十五、六的年纪,一双眼睛透明,一看就像个有文化的人。

“兄弟,跟我干好不好?”李站长单刀直入地说。

“干什么?好事还是坏事!?”我叔睁大眼睛问。

“打鬼子,为保护老百姓卖命。可有胆量?”

“干就干!小日本早就该杀!!”

打这之后,我叔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过了一年多后才回来。爷爷、奶奶虽有些怨词,见我叔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整个人像变了一样,心里反而感到高兴。家里人哪里知道,我叔已经入了共产党,被任命为区地下联络站站长,回家乡执行任务。为了掩护身份,后来他又当上了“两面村长”。何为“两面村长”?简单说就是“两面派”,鬼子来了点头哈腰、吆五喝六;八路军来了忙前忙后。白天晚上判若两人。这“两面村长”与上级都是单线联系的,其他人一概不知。所以,当时叔叔背着被骂成“狗腿子”的黑锅。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妇唱夫随”是旧中国妇女的美德。我婶娘自然就成了我叔的“铁帮手”和“贤内助”。敌人来了,帮助打掩护;自己人来了,热情搞接待。秘密会议开始了,她在外边站岗放哨,有时还去通知送信。经过一段严格的考察,加之为了工作方便,后来我婶娘也被单线发展为共产党员,并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老交通”。她的赤胆忠心和聪明机智,伴随一双大脚的威力,得到了很多艰巨任务的验证。当然,这是后话。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何况父母双虎呢!我的大堂哥二十岁便参加了“抗联”,白天在砖窑厂托砖、烧砖、搬砖,夜里就去破坏鬼子的炮楼;二堂哥十八岁当了民兵队长,白天抗锄头,晚上背枪杆;两个堂姐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抗日也不落后,在姊妹团里是骨干,做军鞋、护理伤员个个是好手。我叔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家庭。

(三)

1944年秋天,炮楼的日本鬼子为了给前方筹粮,加大了扫荡力度。在炮楼烧饭的伙夫(我们的内线)报告我叔说,敌人明天上午要到八里庄抢粮。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叔立即写了一张“纸条”,要我婶娘马上送给地下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石念慈。

我婶接到任务之后,在屋内迅速装扮了一翻,那天她从屋里走出来,和我撞了个满怀。我的眼前顿时一亮:她,黑色的裤子,绛紫色大襟夹袄,头发乌黑整洁,一双大而肥的布鞋,左手还夸着一个蓝底白花的小包袱。这哪里像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分明像回娘家的“新媳妇”。

“快走,小四,跟我到姥姥家走亲戚。”

“好,到张集吗?”

“去石家湾。”

“姥姥家不是张集吗?”

“小孩子家,不要多问。”

从我家到石家湾足有十五里,路途要穿过漫无边际的高粱地,还要过一条接近干枯的大沙河,婶婶不时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始终处于高度警惕状态。由于脚大的优势,她走起路来不摇不摆,落地有声,健步铿锵,我在后面连蹦带跑才能跟上。到了目的地,已经傍黑。婶娘立马将藏在腰带里的“情报”交给了石政委,这时,她像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舒了口气。由于天黑路远,夜晚回家不安全,石书记留我们住在了他家里。

第二天上午,一场威震敌胆的“伏击战”拉开了序幕。只见一队人马大摇大摆向八里庄行进,前面是一溜“皇协军”,老百姓叫他们“汉奸队”;紧后是鬼子,看上去足有一个小队,指挥官还骑着大洋马呢。忽然间,冲锋号一响,县大队的战士个个如猛虎下山,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鬼子射去,因为事先石政委有交代:对鬼子一定要往死里打,对伪军促其投降。还没等日本鬼子缓过神来,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大半,尽管他们做了顽强抵抗,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打扫战场一清理,击毙日军六十多名,俘获伪军150人,歪把子机枪、三八大盖步枪、鸭嘴手榴弹、小钢炮等各类武器,足足装了几板车。战后总结经验有两条:一是情报准确、及时,“老交通”张姐立了大功;二是准备工作周密、充分,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石政委一夜就蹲在县大队里,反复与指挥员和战士研究战术,力争使作战方案更完美。

谁知道,正当村里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庆贺胜利时,我叔家院里却“开了锅”。下午,我和婶娘刚一进门,我叔叔便气呼呼地冲了过来,用手枪指着我婶的脑门大骂说:“你这个夜不归宿的贱人,是不是和‘大领导’睡在了一起?”因为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女人除了回娘家,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在外过夜的。可是这是特殊情况呀!我婶受了莫大的冤枉,但她不怕邪,她指着自己脑袋说:“朝这里打,不打你不是人!”他们这一闹,不但吓坏了全家人,而且惊动了四邻,劝的劝、拉的拉,乱作一团。我捂着眼睛躲在婶娘身后。看到这种不雅场面,我二堂哥顿脚哭着说:“你们别闹了好不好!你们老的不顾脸面,我们儿女们还要做人呀!”这时,我婶娘一把将我推了出来,哭喊着说:“叫小四说,孩子不会撒谎!”我叔立即转向我,瞪着眼问:“昨晚你们怎么睡的觉?!”我理直气壮回答:“我和婶娘睡东间,石婶和她女儿睡西间。”“那还有一个人呢?”“石叔到队伍里一夜没回。”“啊!这这这。。。。。。。”我叔马上像撒了气的皮球,垂下头不好意思地跑回屋里。

(四)

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前方的伤员不断送到根据地来。我家东西两院就住进了五个伤员,而且我婶娘要的都是重伤员。这样,我婶每天就成了“伙食长”,而我母亲则是“火头军”。当时部队条件艰苦,每个伤员的补助金微不足道。为了让战士们早日恢复健康,我婶娘不仅将家里的钱全部用在改善伙食上,还把家中养的十几只老母鸡陆续杀掉,尽量做到经常有荤食。战士们个个感恩不尽,说我婶和我娘比亲娘还亲。

一天夜里,有位伤员的伤口发炎引起发高烧,浑身滚烫,胡话连篇。第二天天不亮,我婶架起平板车,拉这个战士去附近的中医郎中家看病。婶娘亲自套肩把辕,我在前头拉帮绳,二十多里路,一个多时辰就跑到了。由于战士较胖,加上板车自重较大,我婶娘的两肩都勒出了血印。郎中诊脉后说:“烧的太厉害了,幸亏送来及时,不然烧坏内腑就没救了。我给他开六付药,记着天天吃。”这医生真神,结果不到一周战士就回复了健康,临归队前,他紧紧握住我婶娘的手说:“大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多杀鬼子报答您。”

伤员走一批来一批,来时担架抬着,拐棍拄着,走时个个活蹦乱跳,壮实的像头“牛”。我婶不仅天天为伤员恢复健康操劳,还时刻关心战士们的安全。一次,军分区分下来一位随军记者,他不是枪伤,而是胃溃疡。这人叫何睿,是个白面书生,既斯文又懂礼貌。我婶娘很喜欢他,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天天为他调理伙食,热了怕烫着,硬了怕噎着,一定要让他合口。小何的胃口和脸色同时好起来。

一天,何睿在屋内教我唱抗日歌曲,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我婶急促促跑进来说:“快!二鬼子来了,我在前门应付,小四快带何同志从后院跑。”家内外的地形我了如指掌,我们翻过小墙头,先钻进屋后的芦苇丛,再窜入田间的高粱地“青纱帐”。直到天黑,我们俩才不慌不忙地回家吃饭。

(五)

1946年,我们那儿实行了土改。农民们的积极性可高啦,斗地主、清恶霸,分田地、领实物,忙得不亦乐乎。我叔叔是村长,我婶娘是妇救会长,比别人更忙。经过村委会研究,大地主崔耀祖作恶多端,冤债累累,四方民众恨之入骨。他被确定为第一个被斗的对象。

一天晚上,火把群将一个偌大的打谷场照得通明,场内场外人山人海。中间用旧木板搭起了像往常唱戏一样的台子,我叔婶都坐在台上。农会会长老赵手拿用洋铁皮卷成的话筒,使劲说着:“乡亲们,我们今天斗争大地主崔耀祖,大家有冤的申冤,有仇的诉仇,有人民政府为我们做主。”接着,他大喝一声:“将长期为非作歹的崔霸天押上台来!”几个民兵迅速将地主拉到台上,按其双膝跪下,听候群众批斗。七十多岁的刘老汉声泪俱下地揭发了崔耀祖欠下的血债,有一年天大旱,田里庄稼颗粒未收,交不起租粮,崔地主就抓刘老汉小儿子去他家当“羊倌”,后因丢了一只羊,被地主活活打死……这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打倒恶霸地主崔耀祖!血债要用血来还!”

口号声刚落地,只见一个中年妇女跑上台来,她泣不成声地控诉说,因她丈夫有病,借了崔家几块钱抓药,没想到年底“驴打滚”变成了近百元。还不起债,就去崔地主家求情缓交,没想到被这个禽兽当场奸污……妇女气得悲痛欲绝,而崔耀祖还在偷偷暗笑。这下群众更加义愤填膺,“打倒衣冠禽兽崔耀祖!”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人气愤得冲上台就往地主身上吐唾沫、拳打脚踢。台下群众齐声大喊:“打死他!打死他!!”

这时,我婶娘接过话筒:“乡亲们!同志们!对地主我们要坚决斗争,但要掌握政策。这种惩治坏人的办法,是个别地方的过火行为,崔耀祖还是交政府审判处理,他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婶娘的话立即生效,会场回复了平静。后来不久,崔耀祖就被县政府公判镇压了。

(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47年,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团长就是崔耀祖的儿子崔金晨。因为他家的房子、土地是我叔带领群众分的,他又被我人民政府枪决,这一切账他都算在我叔的头上。所以,他一回乡里就扬言:“先杀掉潇二全,为我老父祭灵!”

一天早晨,太阳还没有露头,还乡团便包围了我们村子,崔金晨带着警卫班直扑我叔家。我婶娘到院内拿柴火准备做早饭,突然发现有人包围了院子,她凭直觉感到情况不妙,迅速返屋叫起我叔,让他躲进了院内的高粱秸柴火垛里。敌人找遍了屋内每个角落,不见我叔的踪影,于是便认为我叔钻进了柴火垛。团长命令四、五个警卫兵轮番用刺刀猛扎猛戳,还多亏我叔钻到了中央,才免遭一难。我婶娘长出一口气,风趣地说:“红高粱对咱有救命之恩,‘青纱帐’是杀敌的战场,高粱米是活命的食粮,这高粱秸垛也成了‘救命窟’”。

当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之后,山东成了“拉锯”的重灾区。但人心所向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失败。临死的老虎也会咬人,而且会更疯狂。不久,鲁西南开来了不少国民党正规部队,崔金晨的还乡团又“耀武扬威”地跟着回来了。

一天夜里,我们附近的区小队运来十几支步枪,要我婶娘组织民兵把武器藏好,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中。我婶娘想来想去,只有放在井里较保险,于是,我婶娘先用油纸把一支支步枪包好,外边再裹一层旧布,然后她亲自指挥我二堂哥带了人,下到井里离水面两尺高的地方,揭掉几块砖形成一个“龛”,把武器放进去后再用砖封死,做到万无一失。

咱们的人自感“神不知鬼不觉”,可偏偏有个富农分子半夜下地上粪,影影绰绰看到我婶带一帮人往井里放东西,他跑去报告了还乡团。崔金晨带人迅速扑了过来,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一进村,就先把我婶娘抓住,五花大绑拖到村中井边。

“张大脚!昨夜里你往井里藏的什么东西?是武器吗?”崔金晨恶狠狠地问。

“昨晚没出门,在家睡觉,我啥也不知道。”我婶娘镇静自如地回答。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吊起来!”崔金晨的话音一落,他的部下就将我婶娘吊在了井边一颗大树上。可是,不管鞭子抽得再多再狠,我婶娘始终是三个字:“不知道”。

“树上还不够风凉,叫她到井里再清醒清醒!”崔金晨像疯狗一样丧失了人性。

他们将我婶娘从树上扯下,又拴在井口的辘辘上。辘辊上缠满绳子,绳头捆住我婶的双脚,上边的人绞辘辘往井里放绳,婶娘的头就会没入水中,被呛得死活。过一会再拉离水面喘口气,反复折腾。半个时辰过去了,坏蛋们累得满头大汗,我婶娘咬紧牙关,就是闭目不语。

正当崔金晨气得暴跳如雷时,村外突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我二堂哥带领几个民兵在村后“造声势”。敌人以为解放军来了,怕遭被包围灭顶之灾,于是仓皇而逃。被强迫围观的乡亲,迅速将婶娘救了上来,血水井水湿透全身的我婶娘,已经昏迷不醒,奄奄一息。微风吹拂,当她醒来之后,第一句话就问:“井里的枪支还在吧!”。

(七)

惊天动地的二十八响礼炮声,唤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历史上受欺负最重、受压迫最深、受苦难最多的民族站起来了,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还乡团头子崔金晨也被正法。我们村和我叔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叔叔调到区里当助理员,我大堂哥在省里粮食加工厂当了厂长,二堂哥在本地任乡长,两个堂姐都“攀高枝”嫁人。孙子、孙女们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参了军。我婶娘呢,一不跟叔叔去城镇上度清闲,二不随大儿子到大城市享清福,而是老老实实在家里种地,带领乡亲们从互助组到生产队,从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党的步伐走。全村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我婶娘始终都疼我。我在县城读中学时,她步行三十多里到学校来看我,还一起在一家名店吃了一顿羊肉汤。后来我到海滨大城市读大学,我婶又让我大堂哥利用出差的机会,给我送来了我爱吃的食品和喜欢的小说。而我大学毕业后,却远走高飞,浪迹天涯,由于环境艰苦,工作繁忙,且流动性很大,逐渐与老家断了联系。但是,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婶娘的身影和精神,永远镶嵌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听说,婶娘活到九十三岁。她临终前对儿孙们说:“你们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千万不能忘了过去,不能忘了党的恩情。”

山不转水转,人有愿天随。万万没想,到我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后,竟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一进村,我一不拜访村乡干部,二不去会见当年的老同学,而是径直去我家老林(家族墓地)祭典我的婶娘。我家老林离村庄二里多路,这儿没有青山绿水。没有苍松翠柏,而在一片荒草地上埋葬着我家世代祖先,杂草和荆棘覆盖下,都是大大小小的坟头。

“哪个是婶娘的坟呀?”我着急地问。

“那座土最高的。”我婶娘的大孙子兴宇告诉我。

走进跟前一看,让我大吃一惊,这不是个新坟吗?不仅上面全是新土,而且还有花圈和供品。兴宇见我疑惑,马上解释说:“噢,奶奶的坟上经常有人添新土、送花圈、摆供品,近二十年了,终年如此。”我突然心有所思,这是乡亲们忘不掉她呀。

我虔诚地跪在坟前,默默向我婶娘祷告:“小四回来晚了,没能为您老送终。”两眼热泪夺眶而出。当我擦干眼泪抬头观望时,婶娘坟后的一棵高大白杨树深深吸引了我。这杨树高耸入云,枝叶茂盛,那绛紫色的花朵,一串串“倒挂金钟”似的开放。这花很奇怪,两节相连,有头有身,毛毛绒绒,随风飘动。我们当地叫它“洋(杨)巴狗”。看着看着,我产生了美妙的幻觉:好像树上千百只“棕毛犬”在向婶娘点头鞠躬,并念念有词地说:“革命的老奶奶,您就放心安息吧!我们永远为您‘看家护院’,当您的‘贴身保镖’。”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89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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