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红薯情、绵绵慈母泪
时光匆匆，往事记忆尤新。岁月的长河洗涤了无数喜怒哀乐，却祛不净妈妈的爱！——题记
时值那年正是“抓纲治国，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云时期；“农业学大寨，教育也要学大寨”的风浪一浪胜一浪。学生完全失去了毛主席的“学生以学为主”的教导。几乎卷进了半工半读半开批斗会的状态。
我家距学校九公里山路，每天早晨必须六点钟起床匆匆吃掉妈妈给我做的一个菜团子，带上妈妈给我的一两米，便匆匆上路。不分天气阴晴，务必按时赶到学校。若要是迟到了，要么站墨板前，要么站教室门外，等老师开金口放行才能到座位上。若遇开批斗会，就悄悄站在会场外，等老师将人领进会场后面站着。
老师要求我们勤工建学，每天来的路上每人要扯一把青草喂羊。当年我们初一班养了一条大黑色母羊、就拴在讲台旁的一块石板上。屎尿每天由班长安排轮流打扫，谁违犯了不打扫，或打扫不干净，就罚扫一周。可不管怎样打扫，臭味仍然浓烈地熏染整个教室的每个角落。当时粪价是以两分钱一斤卖给挂勾的生产队的，说这也是一种学大寨的精神。
在“教育也要学大寨”的精神指导下，学校各班主任老师在以校长为首的带领下，与附近生产队挂勾联手打好学大寨的生产仗，积极配合“学大寨，赶大寨”的精神。所以我们就每天上午上课，或开忆苦思甜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等；下午就必须如赶鸭子一样直扑挂勾生产队开荒，或抢栽红苕，收红苕；种麦，收麦；种玉米，收玉米等。虽然我们还是十三，十四岁的孩子，可只要老师，或村官，村民随便一个口头表扬，即使我们肚子空荡荡的，饿得咕咕叫，也能强打起精神来干下去。否则会被扣上破坏“学大寨，赶大寨”的帽子的。
那年我刚13岁，整天除了要到挂勾队干体力活外，还要到乡礼堂开批斗会，忆苦思甜会等。有时我饿得头晕眼花，实在受不了，就伙同几个同学到田边，或河边掬水喝。时间久了，我老是肚子疼。有的同学还笑我好事来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难熬饥饿的滋味，为此，一个早晨，我去上学的路上，我终于控不住饥饿，将罪恶的手伸向了集体的红薯地里，抠了一根约三两大的红薯，正得意用手把坭土抹掉准备生吃，突然听得大呵一声“站住”，吓得我周身颤抖，手里红薯自然地抖落在地上。我回头见是队长几个健步冲上来了，并抓住我连搧两耳光，将我怔慑住，并强令我把地上的红薯捡起来交到他手里；我一边捡红薯顺手也把嘴角上的血也擦了一下，感觉好疼痛。在递红薯时，我真想撒腿跑掉，可我感觉不行，只好乖乖地任他一路上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到了我家门外扔在地上，把我爸爸妈妈从床上叫起来，愤怒地指出了我的犯罪事实。完全不顾我的嘴角一直在流血的伤痛。。。。。。
此时我的爸爸气疯了，觉得我太丢他一辈子清白的脸了。一边骂：“老子叫你眼莫乱盯，脚莫乱行，手莫乱拿。。。。。。”一边冲上前来一脚从地上把我踢飞起来约三米远。妈妈赴上来抱住我呼天抢地哭喊着，并不断地求队长大爷饶命。可队长冷冷地“哼”了一声，把我从妈妈的怀里夺了过来，拖着我到了村驻村干部罗登厚处。我惴惴不安地站在一旁等着处理结果，才好去上学。因为罗登厚当年是乡信用社主任，年龄刚五十出头，精明强平，因“农业学大寨，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所以乡领导把他安排到我们村长年驻扎。当时我想他在村里应该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他以犀利的目光瞟了我一眠，伸手捏了我身上背的一个小小的绿色布包。皱了一下眉头，轻叹一声，叫我走。
我向罗主任和队长各敬了个礼，正准备走，队长励声说：“不行！这是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生产，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必须抓个典型狠狠地批斗！”
“他还是个学生,是个孩子!”罗主任说。
“既是学生，那更不应该偷集体财产而犯罪！”
“这算不上犯罪！”
“偷盗集体财产，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这还不是犯罪吗？”
罗主任无语，默默地看着队长倏然起身一手抓住我就走，直到村长家才松手。并向村长汇报了案情经过，请示村长将我由民兵押着游村示众抓典型，村长笑而点头同意。因此马上叫民兵连长安排两个民兵，把我手反绑背上，并把罪证挂在我的脖子上游村示众三天。后两天将我松绑把脖上照样吊着罪证红薯，并命我每走几步敲几下锣，要大声地喊出自己破坏“农业学大寨，偷盗集体财产”。白天这样游斗于村，晚上绑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柱子上，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松绑，不过两个民兵把我绑得不紧。游斗示众五天后把我交到乡政府，才由学校出面担保，班主任出面求情才把我放回学校。
在我被游村示众的五天里，村民们围观看热闹，而我妈妈只能偷偷地藏在人群后面悲泪。
从此我背负起破坏“农业学大寨，偷集体财产等罪”。在同学中，我不敢大声说话，只觉得整天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戳脊梁骨。即使有人公然欺负了我，羞辱我是偷盗犯，我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从此我对“偷盗”一词十分敏感，就是见到地上掉有钱，周围没任何人，我绝不会捡。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把钱一脚揣开。
让我最愧疚的是罗主任因为我说了两句同情话而被告了上去，被定为“开脱罪”，写了数份检查交待书，认错书才放过。
虽然我回到了学校，可队长在一个星期天组织了生产队社员开批斗会，由村委干部照开，队长牵头，仍由原有的两个民兵把我捆绑起来同地富反坏右份子跪在会场大坝中心的玻璃碴堆上，让队上的积极份子轮流批斗我们，吐我们脸上的口水。与此同时队长向广大社员宣读了我的罪状，并高高地亮出罪证，最后大声宣读扣我家一千斤红苕的处罚，并宣告散会。妈妈听了当场晕了过去，气愤的爸爸不顾妈妈的死活，冲上前来把我往死里打。手打得不够过瘾，就去找来竹条抽得我遍体伤痕，血流四溢。开初我还要哭喊，后来我就任由父亲抽打。当妈妈醒过来时，几次冲上来救我，都被父亲推开了。可不管怎样抽打，我一直没认错。最后妈妈只好给爸爸跪地求饶才放了我。
妈妈在遍山找来草药给我把伤口敷上，痛得我咬牙切齿，难忍难熬。所以我长达一周时间没法去上学。
当时我上有一个大姐，两个干农活的哥。队长扣去我家一千斤红薯，就意味着全家人都要跟着我忍受饥饿的煎熬。为此妈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带着我到队长家跪地求情，可求了半天情，说了若多好话，队长没有丝毫动摇。真不愧铁面包公再世啊！
大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偷偷跑到福建省的一石灰厂务工去了，后来病死在异乡。
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一个大早晨，我去上学的路上，发现一块红薯地里有一个人影在用锄偷挖红薯，背上背个小背篓。因此我顾不上身上的伤痛未愈，冲上前一看，居然是队长的妹子。当年她已十八岁了，已算是农村的大姑娘了。我哪里抓得住她呀！于是我就拼命地喊队长的妹子偷红薯了。结果没人来帮我，她就大胆地趁机扔了锄和小背篓跑了。最终我成了诬告罪，把我抓来直接送到乡政府批斗了一个多月才罢休。在这期间，我被人批斗后，还得赶回距乡政府不足一公里路程的学校参加“忆苦思甜大会”，会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豪情万丈地抒发了她的愤慨：有了刘少奇，人民称不了皮；有了林彪，人民翻不梢；有了邓小平，人民就吃不成；有了“四人帮”，人民就遭殃！当年我们每周都要开批判会，忆苦思甜会。剩余时间才是学习。
国家恢复考试制度是七七年冬季十一份，临我们初七八级毕业只有半年余，不管怎样加班加夜地补习，都见效不大。而所谓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已看不到了。国家用的是真才实学的人才。交白卷，吹牛没用了。班上五十个同学，升上高中的只有七个，其中尾巴上的就是我。通知没经过村官和队长，而是直接到了我手上。这让队长大丢颜面，大失所望。可当时家里情况实在供不起我读书，我只好选择放弃。七九年土地承包制的春风吹到了我的家乡，农民种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家眉开笑颜地当上了土地的真正主人，主宰土地与自己习习相关的命运。农民起早贪黑有了盼头了。中国农民太简单了，只要饱肚子就行！没有奢望和野心。即使有野心，也只不过是用自已的汗水换取儿女们的温饱，别无它求。
然而当有温饱时，爸妈因劳累，饥锇成疾，老来多种病磨缠身自然显露出来。在土地承包到户的笫二年，爸妈分别在五月初一和六月初三之间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以家乡盛产红薯的好条件，开办了一个红薯粉条加工厂。粉条型状各异：有圆刑的细、中、粗三种；扁型的细、中 、粗三种等。纯天然红薯精粉，口感绵软如秋云，纯香可口。如酸辣粉，酸菜鱼粉，火锅鱼薯粉，凉拌粉丝，汤粉丝等，其味各领风骚。还有纯煮红薯稀饭，红薯干饭，蒸红薯，烤红薯等。其粗纤维有润肠通便、延年益寿之功效。不到两年我们整个镇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粉条市场，引来了市省级的报刊记者前来采访，招来八方客户。这样的市场既有利于百姓收入，也利于国家曾加税收。何乐而不为呢？
妈妈，当年因儿饥锇难忍而犯下了不可饶怒的偷苕罪，你为儿倾尽了所有的爱，为儿挨打悲泪痛断肝肠，为儿不顾颜面给人下跪等。可当一个伟大的老人把我们从苦难的土地上解救出来时，让所有的农民过上了温饱生活时，爸妈，你们却悄悄地离开了我们。这怎不叫儿痛彻心扉呢？！
我无数次在静静的山月下跪拜，默念慈祥伟大的老人邓小平，中国一个很强对当时时代的感悟力，洞察力，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反应。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能把握人心，把握时代脉搏，正确地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不啻是石破惊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博大胸怀，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妈妈，苦难饥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农民也可以挺胸抬头说话了。我每年单红薯粉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加上其它的经济收入，可谓日子过好了。妈妈，你却无怨无悔地含笑离我们而去。这真让儿痛悔偷苕啊！
每当我吃着香甜味美的家乡红薯时，脑海里就时常浮砚出我犯下的偷薯罪，妈妈为儿流泪的痛苦神情。为此我对红薯情有独钟，难忘悠悠红薯情，绵绵慈母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