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的故事

我曾在一篇回忆往事的文章里写过，我当兵时，部队里有三种行为，最被视为可耻，即：小偷、逃兵和男女关系。那时，部队虽然是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但小偷小摸的事情亦屡见不鲜。从我们到部队之日起，层层级级的领导就不断教育我们，不要犯这方面的毛病。我当兵不久，就经历了一次追查小偷的事件，不过，那是一次虚构的小偷事件。

我们连有一个1970年入伍的老兵，江苏沭阳人，他想入党，就买了一双尼龙袜子送给他的班长——该班长也是他们排的党小组长，叫肖永林，江苏宿迁人，外号“肖副司令”，因那时我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而得名。“肖副司令”帮他入了党。这个沭阳老兵家里很穷，一双尼龙袜子花去了他半个月的津贴，想想心里又舍不得，就去向“肖副司令”要。“肖副司令”不给，沭阳老兵就给指导员写了一封信，说尼龙袜子放在包裹里，被人偷去了。一天晚上，召开全连军人大会，指导员声色俱厉说要追查。当时团政治处的文化干事正在我们连体验生活，他也发表讲话说：现在天气一天天暖了，马上又要到梅雨季节了，偷了别人的东西，包裹不敢打开来晒，到时候偷来的袜子霉了，其它东西也霉了，这叫得不偿失。当时我们都非常欣赏他的讲话，说不愧是文化干事，讲话就是与别人不一样。“肖副司令”没有料到沭阳老兵会来这一手，连忙向指导员坦白。结果，袜子退给了沭阳老兵。年底，“肖副司令”和沭阳老兵都退了伍。

1974年冬天，又是一年老兵退伍之际，我们排的副排长将当兵6年积攒下来的三百块钱取出来，放在哪里都不放心，就揣在胸口。一天夜里起床小便，钱从胸口掉了出来。天将亮时，他迷迷糊糊摸摸胸口，发觉钱不见了，立即大呼起来。随即，全排集合，谁也不许进出。天亮，连领导来讲话，宣布：谁捡到了，在中午开饭前交出来，过了此时不交，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我们一个排的人，就这么干坐着。终于，在上午十点多时，捡到钱的人坦白了。副排长姚振牛，浙江天台人，1969年兵，是我们排的党小组长，我的入党介绍人。

说起来惭愧，我也当过一回“小偷”。一段时期，我们连在山上负责打一条坑道。一天，我们排上大夜班，从晚上十时到第二天早晨六时。我和六班的彭亚非、七班的顾红军三人留下负责拿夜餐。夜里，我们起床，到伙房取来夜餐。正坐下准备吃饭时，拉在后面的顾红军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顾红军天生一副笑脸，什么时候都笑咪咪的，但我觉得这一次他笑得有点异样。只见他诡秘地凑到我们面前，伸开两手，手里是三只香肚。我一见非常高兴，问哪来的。顾说是在伙房发现的，正好一人一个。那时，团部有一个作训参谋在我们连蹲点，就睡在我的下铺，我就去把他叫醒。那个参谋一看是香肚，也非常高兴。这时，彭亚非忽然说他肚子不舒服，不想吃。我们乐得他不吃，正好一人一个。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睡觉，连部通讯员把我叫醒，说指导员找我。到了连部我才知道，夜里被我们吃掉的三个香肚，原来是第二天全连的早饭菜，是切碎用来拌在青菜里的，当时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指导员非常恼火，但事涉团部参谋，也就不了了之。此时，我也才恍然大悟，彭亚非夜里肚子不舒服原来是假的，他实在是比我们，甚至比团部那个作训参谋都多了一个心眼。

彭亚非与我是老乡，家住县印刷厂宿舍区。他有心眼，很早就显示出来了，据说，在我们新兵去部队的船上，他就与人探讨到部队后怎样与老乡相处的问题。在我们那一批兵中，他是最受连领导和排长、班长宠爱的。成天跟在排长后面，我们称他为排通讯员。后来，他调到团部给一位副团长开小车。不久，那位副团长想招他为上门女婿。彭亚非家七个子女仅他一个男孩，况且，那副团长的女儿又矮又胖，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颇使彭亚非为难，多次找老乡商量如何处理。但最终他还是做了那位副团长的上门女婿。退伍后，将家安在了那时我们部队所在地——安徽省芜湖市。我在1973年调到另一个连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三十多年，留在我脑海里的，一直是那个十七八岁、娃娃脸、象个大姑娘的形象；他在学校里外号就叫三姑娘。2006年10月，我们战友集会，他没有来。事后印了一册《战友联谊录》，上面有他的照片。看了他的照片，我真是感叹岁月的无情，他已老得不成样子了，哪里还能找到一点当年的影形。他与我同年，1955年生，今年已五十有四了。他现在安徽省芜湖市某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仍然开小车。看来，此君今生要永作他乡异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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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的一天，机关大院门口的接待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有人找我，我问来人叫什么名字，说叫王学茂。“哦！王学茂。”久违了。这个王学茂，就是上文中说的那个捡到钱的人。他是我市建湖县人，和我是一批兵，当兵4年我们在一个排。1975年2月退伍一别，已整整40年没有见过面。他到我办公室后，对着我看了好久，说“老了。”是的，那时我才20岁。他说他来找我，是为了办伤残证的事，遇到了麻烦。办伤残证，这事我知道；我们是基建工程兵部队，几年前，有几个退伍战友，查出了矽肺病，于是一直上访到了中央军委。后来，我省民政部门有个电话通知：凡基建工程兵、铁道兵等从事国防施工部队的退伍人员，经省级疾控机构确诊患有矽肺病的，可以参加评残，伤残级别最高的可享受每月两千元补助和医疗保险金卡的待遇。我有几个战友，查出了矽肺病，但当地政府不给他们办，是我通过市民政局，帮他们办成的。王学茂告诉我，他也查出了矽肺病，但无法证明他在部队是从事国防施工的。我说：“档案里有，退伍时连党支部做的《个人鉴定》里，都有在部队从事国防施工任务的内容。”我帮着办成的那几个人，都是提供的这份材料。但王学茂却说他的《个人鉴定》上没有，档案里其它材料上也没有提到国防施工的内容。说着，他把随身带着的档案里的材料拿出来给我看。奇怪，还真的没有，他那份《个人鉴定》里，通篇都是讲他的政治表现，如何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没有一个字提到国防施工和军事训练。忽然，我明白了，这份《个人鉴定》可能是被他换过了。他那次捡钱的事情，虽然没有受到纪律处分，但肯定是要被写入《个人鉴定》中，放进档案里的，这样，档案随着他到了地方，他会被人瞧不起。正好，那时我们连的文书，是他的表弟，管着连党支部的公章，他就通过他的表弟，重写了一份《个人鉴定》。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40年后，这事却结出了这样的苦果。这真是天道报应不爽。这事对于他这样的农民，损失是非常大的。从那以后，就再没有王学茂的消息。2016年10月，我听说省民政厅正式发了文件，规定了可以评残的部队范围。我到市民政局去看了文件，见到了上面有我们部队的番号。这样，王学茂就无须证明自己参加过国防施工任务，档案里有我们部队的番号。他的评残有望解决了。

201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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