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南剿匪遗事之后记
“逝者如斯夫”，时间像措普沟小河流水一样过去了！康南剿匪斗争在我的生命中已成了远去的往事，我为什么要写它？人们常说，青年人是生活在现实中，而老年人却是生活在回忆中。我还记得有一位名人说过：“历史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被人遗忘。”这就是我要写《康南剿匪遗事》的全部答案。想当年参加剿匪斗争时，我还正当弱冠之年，不谙世音，是一个入伍只有半年的新兵。大多时间我都在二排四班为主组建的小分队中（我们称“箭头”)，这个很狭窄的小集体中执行任务。当然，有时也被抽调到临时组建的箭头中出击。但对于一个普通战士来说，我看到、听到和亲历的事情太少、太有限了。我部在剿匪斗争中发生的许许多多传奇而惊险的故事和感人事迹，我能真正了解和知道的太少了。我的这支秃笔和几篇拙文实在无法过多和完整的描述那段历尽曲折艰辛，又丰富多彩的斗争场面。我的这几个短篇，放在我部一年多时光剿匪斗争的整体活动中，可以说连冰山的一角都远远没有达到，更不可能比较全面反映出我们剿匪斗争中的基本状况。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场面，许许多多令人动容和感动人心的人物和故事，我都无法把它挖掘出来。在此，我希望参与剿匪的首长和战友们能弥补这个空白。实际上，在我们二营奉命开赵剿匪前线时，一营一连已早于我们半年时间，即一九六九年五月份就在团参谋长暴惠良的率领下，来到前线组建了剿匪指挥部，开展了对土匪的清剿斗争。
我部在康南剿匪中，由于战略战术的运用正确，各级指挥员指挥得力，战士们不惧怕牺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一年多时间内基本消灭了义敦县境内的流匪，剿匪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连连长文雨辉和指导员黄光海，身先士卒，困难面前总是冲在最前面。在一年多时间中，他们带领一连干部战士踏遍了康南诸县的山山水水，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受到上级的特别嘉奖。四连排长李大贵劳累成疾，关节红肿，但行军打仗却从不落后。二营营长屈布兰。是解放战争中的老兵，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决策能力，分析敌情预见性极强，多次给土匪以致命打击。以至后来，土匪听到屈布兰的名字即闻风丧胆。时至一九七0年夏季，义敦的土匪已基本消灭。而我部的几次战斗经历也被写入解放军总参谋部汇编的典型战例一书之中。剿匪结束后，我部剿匪总指挥赵天平团长被提升为康定军分区司令员，后又调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文雨辉和黄光海也分别被提拔为一营营长和教导员，不久又分别被提为副团长和团副政委。文雨辉连长还光荣的参加了1969年北京国庆观礼，登上了前安门城楼。当然，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除了在前线牺牲的战友外，还有不少人致伤、致残、致病，造成终身的苦痛。黄光海同志不久之后就因劳累成疾，不幸病故，时年才34岁，令人十分惋惜。李大贵排长因病情不断加重，不得不提前退伍。不少干部战士因淌冰河而患上严重的双腿静脉曲张，长期无法治愈。
现在想想，参加剿匪斗争，对我的一生受益匪浅。它锻炼了我的意志，增长了我的才干，增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我经历了严酷斗争环境下的考验和磨练，多了一些人生难得的体会。我小时候特别胆小，十分惧怕黑夜。当兵前虽已成年，胆子仍然很小。但在剿匪中，有几次大多数人外出执行任务，我曾一个人晚上独自在单帐篷中住。帐篷就搭建在措普沟的矿野中。那时的军用单帐篷门口洞开，没有任何遮挡，晚上我一个人抱着一支步枪睡在里面，冷风呼呼的从门口吹进来，地鼠在帐篷内外窜来窜去，夜狐发出刺耳的鸣叫，我却从未感到害怕。当兵前从未骑过马，第一次骑马就是缴获土匪的马。连首长派我一人回巴塘县办事，我一天骑马往返三百多里路程。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沿途312工地修公路的工人，见到骑马的战士就大声呐喊，还用石子和土块向马身上投扔。马象飞一样在公路上狂奔，我的心中却莫名的发出一种自豪感。有一次，我们发现了敌情，战士们立即选择有利地形，准备战斗，而那时我的心中还有一种兴奋和冲动，想着要立功。联想到在重庆时的惧怕和胆怯心理，我感到我已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士。
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每当身处逆境时，我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起剿匪岁月中的斗争情景和所受的历练。这时侯，我就会感到眼前的一切困难不在话下，我为我的生命中能有这样的光辉岁月而自豪和骄傲！
但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久远，自已也没有认真的搜集资料，故难免有错误和欠缺之处，如果当年参加剿匪的老首长及战友们看到我的拙文，请多多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