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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大捷的背后(11)

2016-12-23 08:23 作者:宜昌石头  | 8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石牌大捷的背后(11)

十一、不得不说的曲线救国

赞同“曲线救国”理念的人辩解说古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指的是要对抗敌人(主要指外国)就要先去向敌人学习。不过,史学家一致认为“曲线救国”的理论是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抗日中最早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的实力不如日本,抗战必败,军事抵抗只会毁灭国家,所以主张采取和平合作手段,先依附日本以壮大本国经济实力,然后再逐步推进和平解放。基于这样的考量,他才会在河内发表叛国投敌的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投靠日本。在电文中,他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这个主张就是“曲线救国”。

其实,那个国军的最高统帅、提倡“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认为共党是中国之大敌,更是亡国之源的蒋介石自从上台以来,一直坚持反共的立场不动摇,即便是在国难当头、全国都在团结抗战的大背景下,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共,却也提出过他的曲线救国的理论,与汪精卫赤裸裸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不同的是,蒋版的曲线救国是:默许甚至指使当时在敌后作战已经难以坚持的国军部队向日军投降,此为“曲线”;然后在日军的指挥下围剿总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实现“救国”的目的。

1938年7月,日本鉴于形势需要,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准备对国军实施策反:“一、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加以笼络,使其归顺,并发挥其反蒋反共意识,支持新政权,为消灭抗日容共军队,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二、在我占领区内的海港、铁路和水路等交通要冲,以及资源所在地等重要地点,驻扎必要的日军部队;在偏僻地方,则组织中国武装团体,负责确保治安。其兵力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三、签订防共军事同盟,在日军的指导下逐步改编军队。”

自此,日军根据“以华制华”的策略,开始逐步重视对国军队将领的策反工作。据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日一览表1939-1944》统计,在此期间投敌的高级将领共有62人。叶剑英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也指出:“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年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中国抗日大词典》也如此表述:“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其部队大批投敌,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人,高级将领六十七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根据抗战并非八年、也不是从卢沟桥“七七事变”开始的完整说法,根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99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年至1945年之间叛国投降。令人吃惊的是,在投降日军的大多都是国军的杂牌军;而在各派系中,东北军为第二,出汉奸最多的是西北军,高级将领高达46人,占投敌将领总数近半。作为西北军集团首领的冯玉祥,素有“倒戈将军”的绰号。他一生倒戈八次,其中比较著名的三次,其一是发动滦州起义,打倒满清;其二是发动北京政变,戏弄曹锟、吴佩孚;其三是中原大战时,冯玉祥不顾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的关系,直接兵戎相见。于是,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也习惯在各大势力之间骑墙,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不惜充当“三姓家奴”,频繁跳槽站队,这样的局面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方告结束。

这是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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