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恐惧
几个月前，我父亲听了几个省相继发生水灾的新闻报道以后，就把那些新闻报道特当作一桩重大事情来说，还叫上我们一家人，召开了全家参与的家庭紧急会议，叫我的两个弟媳妇赶紧去买米买盐巴等一应生活必需品。当看见我们都没有当一回事时，他又一个个地去游说，说道是备战备荒，赶紧买，不然就被别人买光了，还特别强调不能忘记了。过了两天，见她们还是无动于衷。他则又急道：“你们没有过过、没有经历过。等到你们过着就知道了。接着，他又叹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们最好还听我一句劝，赶快去买，做好准备，到时候才不会挨饿”
其实关于饥饿的故事，我早已听我的父母不知道不厌其烦地讲过多少遍了，饥饿对于我父母这一辈人来说，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他们讲“在那个粮食统购统销的时期，肚子饿的没有办法，因此什么都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吃婆树叶、桑树叶、水衫叶来替代早晚两顿饭。去山上做活计的时候，就采摘山上的野果果吃，不管是长在树枝上的还是长在灌木丛上的，都一把一把的抓了往嘴里送。在我们这里，他们说的野果果有红豆般大的紫色碎米饭果和红色的救兵粮果。说是碎米饭果，可是又酸又涩。而救兵粮果，又酸还尽塞牙齿，据说是因为救了一群饥饿的国民党士兵而得名；还有黄豆大的小黑果，尽卡脖子眼，难以下咽。这些我都吃过。有的人还因为是囫囵吞枣，难消化，所以是吃什么就拉什么。当然在冬天的时候还吃草根根，有白花叶草，有白毛草。白花叶草，我们叫茅耳甘蔗，而白茅草根，我们都叫它尖刀草，吃起来都有一股回甜味。
她说吃麻栗果还吃的一个个上吐下泻。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她和我老舅吃我们这里一种叫皮条子果的，闹的差一点就死了。有的甚至吃腻白土而胀死的。前几天我也问过那个时期的老人，他们说他们还吃过苦楝子叶子。
我父母还说：“在那个时期，甘蔗渣、菜籽杆，稻谷的粗康做成粑粑抵饭吃，一个个吃的拉不出屎来。”
我外婆家所在的村子新里村，有一家母子三个，大儿子在外工作，小儿子没有成年，跟着母亲生活，母亲生病了，做不了活，可是那些伙食团的人就不打饭给她，那个母亲去哀求说，大人生病不打给就算了，孩子还小，就打一点给孩子吧，可是那些铁石心肠的伙食团的打饭人就是无动于衷，根本不给打饭。后来大人生病加上饿，死了，小儿子在家没有人管，大儿子不得已辞去工作回了家。后来，大儿子养大了弟弟，并且在土地下放以后，还给弟弟娶了媳妇成了家，一时间，还成为我们这里的茶余饭后谈论的佳话呢。我母亲讲他的一个小表弟也饿死了，那个小表弟在死前还骂：“怎么会生在这样的穷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的母亲还说，当时，人家打用一斤萝卜叶子替代二两饭票。她就说，我宁肯要二两饭，也不要那一斤萝卜叶子，可是人家说没有。
我父亲也曾给我们讲过，那个时候，我们村子就出现了一个为了吃老婆那一份饭而杀死老婆的惨案，而有一个被划为右派的老师则饿的去刨死娃娃吃吃死了。
我说，那不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他们说：虽然当时上边也是这么说的，但是灾不灾害，他们却不知道。只是在59年的时候，我们这里人人都忙着去大炼钢铁了，因此田里黄了的谷子（稻谷）却没有人收，等想起来收的时候，早已过了秋收的节令，已经进入冬天了，于是满田的黄谷子就被一场从天而降的冰雹打的七零八碎，谷粒落的满田都是，而要种小春的时候，也是因为错过了“霜降麦子寒露豆”的节令，所以无论是栽的蚕豆还是种的麦子都长都不起来了。就这样作为秋粮的稻谷没了，而作春粮的蚕豆、小麦也欠收了。
其实无论是种还是收割都得依节令而作，我们这里就有“芒种捞开涵洞”的农谚，意思就是到了芒种节令就可以移栽稻谷秧苗了，而到了夏至的节令就是“夏至忙忙，点火栽秧”了。我们这里差不多都是雷响田，所以还有一个习俗，在农历五月十三前两三天就得把稻谷秧苗拔好，然后专等农历五月十三这一天，关圣老爷磨大刀时下大雨好栽秧呢。其实不单单我们这里，我记得有一首采茶歌里也有这样的歌词“四月采茶忙又忙,，插得秧来茶要老,采得茶来秧要黄”。由于气候特点的不同，各地的栽种又有所差异。
其实，那个时候，很大一部分村干部是原来社会上的那些闲散人员，他们根本不懂种庄稼必须依二十四气节而行，按照节令抢收抢栽。
而这些人根本没有领导的能力，根本不懂生产如何管理，也没有相应的种植经验，当然也不可能做到合理安排合理分工了，而一个个却都被推上了干部的位置。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来个一窝蜂，比《红楼梦》里描写的王熙凤管理以前的宁国府还要没有头绪。以我们村子来说一个农会主席解放前是给人家放牛的，一个村长是解放前赶着毛驴闲逛的。可是他们吹牛的功夫可是一流，因此才有了那个时期欺上瞒下的浮夸风的出现。其实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我还依稀记得，土地刚刚下放的那几年，那个在生产队时期的妇女主任家来请我父亲去给她家的房子找漏。
由于这家人在土改的时候分得了胜利果实，房子也是分地主富农的居住，因此就有一种分房子的依赖思想。在几个儿子都相继长大成家，孙子孙女都一大群了，还是没有要盖房子的意思，还是眼巴巴地盼望着再来一次土改，重新再一次分地主富农的房子住，因此土地都下放好几年了，还是住在土改时期分得的房子里，可是由于分的房子年久失修，早也破破旧不堪了，所以一遇到下雨就漏。
因此这家的女主人来请我父亲去给她居住家的房子找漏。当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父亲就讲当时的情景给我们听了。
我父亲说，当他去给这家人找漏，在掀开这家人睡觉处的房顶一看，顿时楞住了。铺上、床单上、被单上，到处爬满了黑褐色的油子虫。其实她的孙子早就出来讲过全家七、八个人都睡一张床的事情了。原来这家人睡的大通铺，就如同东北人的炕一样，但是东北人的炕是为了冬天烧火取暖，而这家人则是把床当成粮仓了，上边睡觉，下边装稻谷。
由于地盘是土的，加上下雨的缘故，所以地面比较潮湿，因此稻谷装在床底下的粮仓里就生虫了。为了方便找漏，不得不就把床上的铺盖卷起来，可是铺盖下更是密密麻麻，当掀开床板一看，油子虫都可以用大碗舀了。
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形，就对那个在土改时期当过妇女主任的当家人说“老婶子，你怎么不转换一下，把谷子变成钱装在口袋里。”
她则回答“你三老表，饿怕了，不敢卖啦。”
哎，饥饿的恐惧总是在影响着那个时期走过来的一代中国人，不知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