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的前世今生》第一章（本书即将在亚马逊上架）
第一章伊朗：白色革命
伊朗人权状况之差，甚于世界各国。
——《1974年国际特赦组织[1]关于伊朗的报告》
1978年夏，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尚在位。此时，铁幕仍在，时任美国总统为吉米·卡特[2]。《动物屋》在美国各大影院上映，邦妮•泰勒[3]的《唯有心痛》和阿巴合唱团[4]的《给我次机会》雄踞流行乐榜单。
穷人想变富
我一踏上德黑兰的土地，这座蓬勃向上的城市令我产生的兴奋感就如热风般扑面而来。伊朗经济在因石油工业不断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伊朗人对消费理念的热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78年，我初次走在巴列维大街上，看到年轻人们正在报刊亭中认真阅读外国杂志。当时，美国的牛仔裤被视若珍宝。
前任国王此前已经废除了妇女穿着“查朵尔”的强制性规定。“查朵尔”是一种包裹头部和下巴的罩袍。仅有约六分之一的妇女还会继续穿着这种服饰，或是出于保持谦逊、宗教信仰、家庭压力等考量，或是别有用心。我丈夫的哥哥曾向我示意当地一位身穿查朵尔的性工作者，声称查朵尔是她们伪装的手段。
在那时，大多数女性的衣着是欧式和美式的。她们身着牛仔裤和昂贵的丝质衬衣，脚蹬高跟鞋，佩戴金制项链和钻石耳环。一些女性穿着造价不菲的意大利或巴黎流行的服饰。她们富有技巧地用黑色眼线、红色唇膏和精心打造的优雅发型来凸显自己的美丽。
当时的伊朗，每个有自行车的人都想要辆摩托车，每个有摩托车的人都希望有辆伊朗产的培康小汽车，而有培康小汽车的人则渴望一辆时髦的进口跑车。富人们将子女送到美国、法国、瑞士、英国和德国的名校接受教育，雄心勃勃的男人们则娶回外籍妻子。
1963年，巴列维国王宣布进行不流血的“白色革命”，包括十二次社会和经济改革，涉及的领域有土地、妇女权益以及降低底层阶级的文盲率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的蓝图更为宏伟庞大：几十项全新的军事计划、在德黑兰兴建一座纪念其本人的巨型广场、建造世界上最豪华的地铁以及实现国家工业化。为此，巴列维国王需要石油产业的每一分收入，于是他决意保护自己的财产。
由此，伊朗军事迅速崛起：伊朗军队接受美国的军事训练；阿巴斯设立了海军基地以保护波斯湾入口；国王还派兵保护哈尔克岛，此处曾以出产珍珠而闻名，后来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码头之一（该岛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遭到伊拉克轰炸）。国王为支援阿曼对抗佐法尔叛军，提供了慷慨的军事援助，并成为该地区军事援助的核心力量。
巴列维国王还大力发展工业，兴建公用企业。由此，电灯第一次照亮了小村庄，新型中产阶级用上了电话。大批外国商人涌入伊朗置地安家。
伊朗经济迅速发展，首都德黑兰成为全国的心脏，财富的乐土，伊朗人称之为为“中东的巴黎”。
富人欲称王
巴列维国王似乎是妇女权益的捍卫者。他有过三位妻子，但并非同时拥有——他是一夫一妻主义者。
1939年，国王迎娶了法齐娅•福阿德，这位有着迷人蓝眼睛的女士是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之女。两人的婚姻维持了不到十年。离婚后，福阿德公主携女儿返回了埃及。
1951年，国王迎娶了索拉娅•埃斯凡迪亚里，一位有着灵动绿眼睛的德国伊朗混血美人。此时的国王仍是受到美国控制的傀儡。他与新婚妻子结伴，在加纳、巴黎、伦敦、格施塔德、采尔马特和圣莫里茨出席各种聚会，滑雪度假。因索拉娅无法生育，两人于1958年离婚。此时，国王即将年满四十，而他这一有着33年历史的“王朝”需要一位男性继承人。
1959年，他迎娶了21岁的法拉赫•狄巴。十个月后，狄巴诞下长子，此后又育有两女一子。（最小的女儿于2001年在伦敦自杀，最小的儿子于2011年在波士顿自杀。）
巴列维国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权益发展。在其任内，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女性可以在伊朗军队服役，接受六个月训练，然后去教授村民阅读和写作——这也是国王降低伊朗75%文盲率的计划中的一项。然而一夫多妻制仍被允许，只需满足两个条件：一得首任妻子首肯，二得法院批准。
这些政策看似进步文明，实则未必如此。其实，巴列维国王厌恶女性。他曾在接受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5]的采访时，贬低女性的能力并断言：“女人只有漂亮、优雅、有女人味时才能算数。”就在这次采访中，他还脱口而出：“你们是阴谋家，你们是邪恶的，你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如此。”
国王想成神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声称自己以神权治国，他的权威是真主的意愿。他自称大帝，是王中之王。对于一个童年食不果腹、父亲为一介布衣的男人来说，此等言论算得上是非比寻常的了。
巴列维国王声称自己受到神的眷顾，过世已久的第一位伊玛目[6]阿里曾救过年幼的他，使他免于重摔。1974年，《时代》杂志的一期封面故事援引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对巴列维国王的评价：“不负责任而鲁莽的……疯子。”
西蒙的敌意与巴列维国王自称受到的神之眷顾并无关系，而是另有原因。1973年，阿拉伯地区石油的价格受禁运影响，翻了两番。沙特阿拉伯承担了所有风险，而巴列维国王直到确定西方不会采取军事干预，才将自己任命为新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发言人。
巴列维国王无法想象他这崭新的世袭制君主国会有终结的一天。他常说人们像尊重自己的父亲一样尊重他，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则对此置之一笑。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7]是波斯哥萨克旅的一员；此人于1925年废黜了卡扎尔王朝的领袖艾哈迈德·沙阿·卡扎尔，终结了卡扎尔王朝140年的历史。礼萨·汗是一位贫穷而野心勃勃的军官，这个残暴粗鲁的家伙凭借阴谋诡计和残忍冷血窃得了王位。
礼萨·汗曾与希腊权贵科亚科斯先生有过一次会面，他在会面中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着实符合他那粗鲁下流的小市民成长背景：这位先生名字的发音为“kir–ya–kos”，kir和kos在波斯语中分别是男女生殖器的意思，ya则表示“或”。礼萨·汗嘲弄这位外交来宾，让其“决定”自己是“kir”还是“kos”。
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在欧洲接受过教育。他总是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或是军队礼服，上面挂满了不劳而获的勋章。他的法语和德语讲得比波斯语好。伊朗上层社会视其为暴发户，认为他是个平庸却仗势欺人的不安定分子，自己未曾亲历一次战争，净让别人替他做些龌龊事。
巴列维国王手下的暴徒时刻约束着与其政见不同者。我丈夫的伯伯曾在伊朗拥有一家大型出版社，他绘制过一幅政治漫画，内容是巴列维国王的第二任妻子索拉娅像骑着一头驴一样骑在国王身上。巴列维国王因此囚禁了他，砸了他的印刷厂。他在被释放后，放弃了新闻出版事业，过着轻松但被迫妥协的空虚生活。
巴列维国王在以色列摩萨德[8]组织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9]父亲的帮助下，组建了“萨瓦克”[10]。这一残暴的特务组织专司政治审查、监视窃听、刑讯逼供和刑罚执行。由于巴列维国王给这个机构大笔拨款，当时在国外留学的伊朗人都非常谨慎，时常疑心自己的伊朗同学是“萨瓦克”的间谍。
巨大的阶层鸿沟、巴列维国王让人不安的勃勃野心、宗教领袖们的不满、残酷的独裁统治，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对美国的仇恨，彼此交织在一起，革命一触即发。
政变：中情局、军情六处和摩萨台
伊朗人对美国的仇恨从何而来？
1951年4月，在伊朗马日利斯[11]（即民选议会）的投票中，穆罕默德·摩萨台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被巴列维国王任命为首相。（美英后来将摩萨台赶下台，以扶持当时日渐失权的巴列维国王。）
摩萨台上任一个月后，伊朗将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并更名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摩萨台希望为那些仍住在小破屋里的工人争取更公平的利润分成和更高的薪水，令他们从英国同行的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为此，摩萨台采取了强硬态度，他抵制英国，并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这是他职业生涯葬送的开始。他损害了伊朗权势集团的利益，也惹恼了英美两国。
摩萨台行使了控制军队的宪法权利，随后要求议会批准紧急权力[12]，并如愿以偿。他尽可能地剥夺巴列维国王的权利和资金来源，并将国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孪生妹妹阿什拉夫驱逐出境。巴列维国王在动荡中逃往欧洲。
英国不会将伊朗石油的控制权拱手让人；与英国相比，美国艾森豪威尔[13]政府对摩萨台政策的好感也多不了许多。
当时，中情局由艾伦·杜勒斯执掌，其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兄弟曾在华尔街的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而该律所的客户之一正是英国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即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简称BP公司。
美国为何参与其中？因为对美国石油企业有利便是对美国有利。石油是全球性商品，价格取决于每桶油的边际成本。而伊朗对全球油价上涨有着极高的影响力。
美国和英国随之启动了阿贾克斯行动，这一联合秘密军事行动旨在除去摩萨台。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子，克米特·罗斯福为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和资金支持。第一次政变企图失败后，中情局出钱雇佣伊朗当地人走上德黑兰街头，煽动暴乱。超过300名伊朗人丧生，受伤的人更多。其后，中情局特工假扮共产党人，策划实施了一起针对一名毛拉[14]住所的炸弹袭击，令穆斯林宗教社区对摩萨台世俗民主化主张的反感情绪持续发酵。
中情局必定怀念当时收买人心的低廉价格。史蒂芬·金泽在《巴列维国王的爪牙们》中谈到，英国只用了10,000美元和一件貂皮大衣，就成功收买了阿什拉夫·巴列维，令她说服贪生怕死的孪生哥哥出逃罗马，并下达旨意推翻摩萨台。
最终，政变成功了。1953年8月底，摩萨台外逃，巴列维国王归位。我们如愿以偿。
2000年，克林顿政府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博士承认美国在伊朗犯过错误，其中包括帮助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重夺王权的1953年政变。
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了一份中情局解密文件，中情局在该文件中承认了参与共谋的事实：
“推翻摩萨台及其国民阵线内阁的军事政变是由中情局指挥的美国外交政策行动，经美国政府最高层策划和批准。”
中情局为此文件设置的机密期限长达60年之久。
巴列维国王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教令
摩萨台被推翻后，巴列维国王重回孔雀宝座[15]。巴列维家族借助一系列的礼品、贿赂、咨询费以及重大交易中的合伙关系，从勉强果腹一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这是惊人的壮举，因为巴列维国王仅有的老茧只在他热衷的骑马运动中用于抓握缰绳的那几根手指上。
然而，巴列维国王最大的错误是未与伊斯兰宗教领袖分享赃物。毛拉们认为，他们没有得到一份应得的腐败收入、权力和利益。
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16]是一个命运十分坎坷的人。1902年，他出生于霍梅恩地区；他两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六岁那年，他的母亲和一位亲近的姨妈也相继离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伊斯兰教士的工作中，利用权威摆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暴君姿态。到了五十多岁，霍梅尼的影响力得到扩大，他还加入了一个针对巴哈伊教温和信徒的全国运动。
1962年，巴列维国王试图取消民选地方官员对《古兰经》宣誓就职的要求。巴列维国王的想法是，官员可以自由选择宗教典籍。霍梅尼则称此举是在同情巴哈伊教，并要求巴列维停止违反伊斯兰教法。在他发动穆斯林们爆发抵制和抗议以后，巴列维国王撤销了这一命令。这是霍梅尼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
1963年，巴列维国王宣布进行“白色革命”后，霍梅尼开始抵制国王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他颁布教令，谴责巴列维国王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傀儡。
巴列维国王对此的回应是，派遣部队到霍梅尼所在的库姆市。部队在一场尖锐的演讲中对宗教学者发动了攻击。霍梅尼出言怒斥，国王便将他关进了德黑兰臭名昭著的卡斯尔监狱。
霍梅尼被监禁的消息传遍了伊朗，他的支持者爆发了持续6天的骚乱，巴列维国王的军队最终平息了骚乱。1964年春，霍梅尼出狱回到库姆。
同年秋天，巴列维国王同意给予美方人员及其家属免受起诉的豁免权。霍梅尼谴责此举，并称巴列维为叛国者。
结果是，巴列维国王的军队“护送”霍梅尼至德黑兰机场，给了他一张去往土耳其的单程票。霍梅尼从土耳其流亡到伊拉克，并耗费了13年时间鼓动人民罢工，反抗巴列维政府。霍梅尼录制了广播，他的支持者将磁带走私到伊朗，令他的话语在全国传播。此举后为奥萨马·本·拉登所效仿。
与此同时，巴列维国王试图将农村妇女从面纱中解放出来。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然而他是一位暴君，他采取的方式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全副武装的士兵开进村庄，从手无寸铁的妇女身上夺走查朵尔。你见过有人为入侵者的恶霸行径而鼓掌喝彩、认为那是“解放”吗？妇女身上的查朵尔当街被军人们暴力剥下，她们回家时因未着查朵尔而遭遇自己男人的虐待！可怜的乡村妇女，真是左右为难！
巴列维国王还囚禁拷打与其政见不同之人，包括媒体从业者。人们不能聘请律师，无法通信，未经审判就被收监。1974年，国际特赦组织称伊朗拥有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权纪录。美国遂施压巴列维国王，要求他改善人权并允许新闻自由。
作为回应，巴列维国王放松了管制。不识字的老人站在街角，聆听识字的年轻人朗读针对巴列维国王的批评文章——伊朗的主要报纸《艾塔拉特》原先是不敢发出这种声音的。
1978年，霍梅尼搬到位于巴黎郊区的诺夫勒城堡。他在那里接受了国际媒体的采访，并不断谴责巴列维国王。同年8月，霍梅尼的支持者封锁了伊朗阿巴丹市一家电影院的出口并纵火，造成477人死亡。尸体堆积在大门内侧，这显示出受害者曾竭力试图逃脱，但徒劳无功。这些恐怖分子后来逃往伊拉克，将责任推到了“萨瓦克”身上。
随后，伊朗爆发了全国性的骚乱。
“消灭巴列维国王！消灭美国佬！”
到了1978年11月，外国人谈论的话题不再是天气，而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同年深秋的一天，我打开了围墙高耸的花园的沉重大门，门外一群学生正在逃避巴列维军队的追捕。我冒险跑上大街，后悔没带上相机。这时，更多的学生绕过了拐角，后面紧跟着四名士兵。
士兵们并未通过步枪的瞄准镜进行瞄准，而是径直冲着逃跑学生的方向开枪。一些学生在跑动中被流弹划伤。
一名年轻男子把我推回花园，大喊道：“女士，他们会冲你开枪的，他们认为你也是学生！”他说的没错，因为我正穿着牛仔裤。这时，另外两名学生冲了进来，帮我关上并顶住了花园大门。他们说国王的军队每天都在镇压示威，否认自由集会的权利。学生们等了几个小时，确认街道上的士兵撤离之后，才走出了花园，消失在远方。
巴列维国王随即实施了宵禁，而时间不可预测：第一天晚上可能九点宵禁，转天就变成了十一点宵禁，再过一天可能就是日落后宵禁了。这种随意的宵禁令人一头雾水，聚会归途中的伊朗人都有可能遭到逮捕。
如果你走在大街上，被发现未带身份证明，就会立刻遭到逮捕。如果你带了身份证明，或许还能求求情、给些贿赂，若是幸运就有可能逃过一劫。整个城市中的外国人都遭到公开骚扰和殴打。
巡逻德黑兰的部队来自各个省市，因为人们认为，士兵不会愿意对同乡人开火。然而即使有这样的预防措施，临阵倒戈仍旧每天上演。很快就难以分清士兵究竟是继续效忠国王，还是反水站到了革命者一方。
一天晚上，巴列维国王的军队闯入了美国妇女俱乐部，冲到了我的芭蕾课堂上。他们声称有原教旨主义者计划袭击该俱乐部。士兵们站在舞蹈班门口，对着我们邪笑。他们似乎是想恐吓我们离开。当我们抛出紧身舞衣外面套着的衣服，他们仍在盯着我们。我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一辆卡车载着更多的士兵停在街上。然而当晚并没有原教旨主义者“造访”我们的俱乐部。
嫁给伊朗人的外国女性未经丈夫允许，不得出境；一些丈夫通过拒绝外籍妻子出境来控制她们。妇女们站在她们各自祖国的使馆外，一字排开，希望获得帮助。但使馆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妇女受伊朗法律管辖。
贝尔直升机公司[17]的雇员们收到了通过传真机发送的死亡威胁。到达公司后，他们在办公桌上发现了更多的死亡威胁。外国公司的管理层则收到炸弹威胁的电话。抗议者们还使用燃烧弹袭击转移外国工人的大巴车。
我认识一对英国夫妇，鲁伯特和凯瑟琳，他们已接近退休年龄。他们之所以同意在伊朗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报酬相当可观。一个寒夜，凯瑟琳在11点左右给我打电话，说是听说了几起炸弹袭击事件，而她的丈夫还未归家，也联系不上丈夫的任何同事；她几近崩溃。
当天，鲁伯特正在遇袭的其中一辆大巴上。他的几位同事或丧生，或受伤。鲁伯特也被爆炸冲击波震昏，头上的伤口流血不止。当一群伊朗男人围住大巴，口中高喊“消灭美国佬”时，他意识到人群的威胁，便弃车步行逃离。有几个年轻人跟了上来，时不时地攻击和推搡他，且持续不断地嘲弄他。
鲁伯特在大街上徘徊了八个小时，希望那些折磨他的人会厌倦劳累，从而放过他。他不敢回家，因为担心这群暴徒会跟踪而至，而凯瑟琳白天都是独自在家。凌晨一点左右，鲁伯特终于摆脱了这些人，回到家中。
仅仅两周之内，各家外国公司便撤离了所有非必要人员。
巴列维国王试图平息在德黑兰各处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有谣言称士兵在城市南部的贾莱广场枪杀了万余人。军队阻断了出口，步兵向示威者开枪；直升机上有士兵向人群扫射，支援地面部队。
对此，巴列维国王的新闻宣传反驳称，当日广场上只有5,000余人，且只有几十人丧生——仿佛这能让国王的行动显得合理。
直升机低空飞行，噪声不断传来。示威者开始高声呼喊：“消灭巴列维国王！消灭美国！美国佬都是魔鬼！”原本平静的街区突然之间危机四伏。
一天，我正与前夫（译者注：作者的前夫即指她的伊朗裔丈夫）的哥哥在梅丽银行门口排着长队，等待银行开始营业。这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愤怒的呼喊。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我前夫的哥哥便把他那辆美国产的米色奥兹莫比尔车的钥匙递给我，让我赶紧开车离开，能开多快开多快。如果这群人发现我是美国人，他没法保护我。
但开车离开也并不安全——汽车可能会被当街砸烂，连着车里的乘客一起被掀翻；有时司机还会被拖出来，遭到殴打，车子也被付之一炬。
我前夫的哥哥不肯与我一起走，他想留下来，亲眼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我钻进车里驶离的过程中，喊声演变成了怒吼。我知道巴列维的部队就在后面不远处跟着，他们会听命向骚乱人群开枪射击。
我开了不到半英里，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队骚乱人群中。三名男子围着车打转，透过车窗盯着我。这时，突然有东西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便快步离开了。我绕着其他车辆开，在几次违章转弯之后，开上了一条没人的车道，径直驶向家中。
一个小时后，我前夫的妹妹也回到家中，歇斯底里地大哭。她是伊朗人，因为染了头发，看上去就像是美国人。愤怒的人群敲打她的窗户，高喊反美口号，扬言要把她连人带车一起掀翻。
此时仍在法国的霍梅尼开始拉拢欧洲媒体，呼吁伊朗国内集体罢工。
伊朗当时已经陷入全面停滞状态。除了黑市，汽油、为住宅供暖的燃油和主食都天价难寻。伊朗人通常是从面包店购买新鲜出炉的面包，但这时由于面粉短缺，面包到处断货。顾客们在面包店门口排起几百米的长队，只为买到一小块面包。人们四处打听，想知道当天有哪家面包店会开门营业。
城市遭遇大规模停电。断电曾一度持续了十二个小时，且总在未经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发生。冰箱成了摆设，储存的食物尽数腐败。人们开始购买可在断电后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温的冰柜来储藏食物，但有价无市，穷人更是无力负担高价。大众品牌的食物已经从食品商店的货架上消失，因为人们开始囤积食物，而新货未能运抵。
权力的天平已由巴列维国王向武装革命者倾斜。霍梅尼向伊朗传话，表示自己将要返回伊朗，军方对此的回应则是关闭德黑兰机场。
巴列维国王下台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监狱人满为患。政府机会主义者[18]对外索取赎金。1978年12月，罗斯·佩罗[19]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并被扔进卡萨尔监狱。他俩的保释赎金居然高达12,750,000美元！
政府一片混乱。巴列维国王的暴政举措已不足以控制这座城市。大多数伊朗人欢迎革命的到来，即使这意味着伊斯兰共和国将迎来又一位自大狂。
[1]国际特赦组织，又译大赦国际。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分析各国人权现状。
[2]吉米•卡特（1924—），1977-1981年任第39任美国总统，200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3]邦妮•泰勒（1951—），威尔士歌手。
[4]阿巴乐队（ABBA）是瑞典的流行组合，成立于1972年。代表作《妈妈咪呀》《跳舞王后》等。
[5]奥里亚娜·法拉奇（1929－2006），意大利记者、作家，二战前游击队员。
[6]伊玛目(Imam)，音译。意为领拜人，引申为学者、领袖等，也可理解为伊斯兰法学权威。
[7]礼萨·汗（1876—1944），即礼萨·沙阿·巴列维。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创立者。
[8]摩萨德（Mossad），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克格勃）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
[9]诺曼·施瓦茨科普夫（1934—2012），美国陆军上将，中央司令部司令，海湾战争多国部队总司令。他的父亲是陆军准将，1917年进入西点军校学习，二战期间被派往伊朗负责训练伊朗军队。
[10]萨瓦克（SAVAK）组织是伊朗的秘密警察、安全和情报组织，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建立。
[11]马日利斯为Majles或Majlis音译，即议会。
[12]紧急权力是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
[13]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年在任）。
[14]毛拉（Mullah）是伊斯兰教职称谓，用来称呼伊斯兰教的教士，今为具有较高宗教学识的宗教人员的通称。
[15]孔雀宝座用于表示波斯纳迪尔沙阿至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这段时期的帝王王座，得名自它的外形。
[16]阿亚图拉·鲁霍拉·穆斯塔法·艾哈迈德·穆萨维·霍梅尼（1902—1989），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
[17]贝尔直升机公司全称贝尔直升机德事隆公司，是一家美国直升机和倾转翼飞机制造商。
[18]机会主义是新制度经济学用来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术语：人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倾向于通过打破规则来获取利益，因此投机取巧、钻空子、走捷径等现象层出不穷。
[19]罗斯·佩罗（1930—），美国政治家、企业家。1992年成立改革党，竞选美国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