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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科举

2016-08-29 09:37 作者:蔡怀森  | 25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说 说 科 举

蔡 怀 森

远古时期,游牧部落,有首领。自然是体格强壮,能获猎,有呵护族人部落生存能力者为之。

进入农耕,能教人识稼禾,事耕种,作器具,尝白草,造字记事,疏竣水患者当敬为圣贤。有神农氏,仓颉,尧,舜,禹。那时这些先贤们的产生,应该是群体拥戴、推举,以及遇贤能者让位。即“禅让”。因为这一段时期首领的更替未见有杀戮争夺的记载。

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有了生活物资的剩余积累,即财富的出现和资源占有现象的产生,这就有了部落之争。结果是“强者为王”,首领就有了“王”的意思。实际上,“王”者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和“权”的出现,皆源于财富、利益,以及对财富资源的分配之争。“王谋权,权为利,利养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至商汤,有了“国”的雏形。

武王伐纣,周王灭武。初步形成了强权统治阶层,有了国和国家的概念,自然也就出现了统治管理阶层。此阶段统治者除了沿用征战讨伐的有功人员以掌管国家的权力和爵位外,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分封天下。出现了诸侯、卿、士大夫各辖地域自治管理模式。

先秦时期,在分封制的基础上,有了世袭制,权势由近亲属及后代接替,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以世卿为主,突出体现了王权和族权的高度统一。王朝最高统治者往往视血缘的近疏,决定官员爵位的大小和等级。这种以世卿世禄为核心的世袭制的出现,一直影响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管理制度。即使是在明令取消的朝代,“祖上福荫,当之传承”。很有点体制内,“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味道。完全例外的当然有,那就是王朝颠覆更替,由新的统治阶层取代旧的统治阶层,然后还是世袭制,“世卿世禄”,“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些一直根植于国人思想中,难以消除。

魏晋时期,群雄四起,各诸侯国角力竞争,出于对人才的需求,统治阶层推出了“举荐制”,即由公卿、权臣根据需要,推荐所需人才。这就是晋平公期间,祁黄羊“举贤不避亲”的故事。大意是当时有地方缺一类似公安局长的官,祁黄羊举荐了一人,晋平公说:此人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说:我只知道他能胜任这个职位。某地缺一县令,祁黄羊举荐了自己的儿子。晋平公又说:这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我考虑的是他有做这个县令的能力,并未考虑他是我的儿子。这就是史上颇有名气的“举贤不避亲”。

至今在山西祁县街头还有祁黄羊的雕象,突出记载着这位乡贤的著多政绩和举贤不避亲的故事。

“举贤不避亲”,理论上也能说得通,实践中也并非不可行。在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选拔任用人才制度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例如在战争中,举荐自己的儿子带兵冲锋向前就未必是循私情、谋私利。但不能成为一种制度,个中道理应该是都懂的。

隋朝立国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朝廷,统一了人事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开设“进士科”,即对进爵受禄之士的产生实施了科举考试制度。方法内容取当时社会文化学问最高端的“五经”为题,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秋》。采用“诗赋”,“试策”进行文化程度、理政能力方面的书面考试,按考试成绩的名次选配任用官员。这是科举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

科举制度的出现并公开进行,用规定的知识结构和才能作为录取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平等的公开竞争,轻门第,重才学。屏弃了权门贵族对进爵受禄的垄断。破除了“寒门无士子”的格局。显示了选拔人才公平、公正的优越性。

隋代产生的科举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证明:公平、公正是一切社会发展的主线和诉求,公平、公正就象阳光、露般重要。人们始终不渝的追求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希望统治阶级做到公正、勤政、廉洁。隋代的科举制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这在当时世界各国文化、文明史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唐朝沿袭了科举制并不断完备。唐科举除实行制度化外,又增加了一级科考,形成二级选拔制:一,“常科”即每年一次例考,时间程式制度化。二,“制科”即在第一次例考中举的生员中,由朝廷吏部主持,皇帝参与“钦定”的二次科考,以选拔高层管理人员。

唐时沿用了不论门第等级和贫富,皆可报名应试的政策,同时对吏部高层考试,时称“进大级”,增加了面试和“政审”项目。面试条件据说一,“形貌端正丰伟”病态羸弱的不行。二,回答提问语言要清晰有条理。三,要有一笔好字。四,要能写出判案文书,看用词是否得当。政审当然是乡里无劣迹,居家持道。还要有地方大户具结的担保文书。这就使得天下才俊,读书人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上升均有通道。以至人们勤奋读书,端庄做人,讲道德,重孝道。社会风气大变。这是唐代一度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想了解唐代经科举选拔的人才水平能力究竞如何,我们今天很难具体领教了,不过看看同时期的李商隐有过的一段评价:“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帝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书尽知矣”,可以感觉到水平还是不错的。

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唐王朝还设置了武科考试,由兵部主考,考体力,刀、枪、骑、射等科目,当然也有“武策”之类的题试论文。“文才武举”,天下人才皆有入仕报国之途。

宋朝科举在继承唐之旧规的基础上,对科考内容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和充实。以前的科考教材和应试内容一律出自“五经”。南宋王安石变法,涉及科举内容,开始增加了由朱熹汇编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就是后代被读书人奉为典籍的“四书五经”。

宋代科举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太宗、宋仁宗时,当时的权贵阶层为使自己的子弟增加入仕机会,一度暗箱操作,人情干预判卷录取,还对社会中下层子弟人为限制报名录取。由于做法过于显弊,致怨声四起,影响了社会稳定。朝廷大为不满,除严加整饬外,皇上还曾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的上喻,限制权臣子弟报考,“违者即便是登弟也罢之”。以尽量保持人才选拔的公正和公平。这一“圣喻”政策在当时是怎么贯彻执行和具体落实的,不正之风纠正的如何,未见有什么记叙,不过一些明显的弄权作弊行为还是应该有所收敛的。

自有科举出现,延续上千年,作弊与反作弊也始终存在。即便苛责严刑,防范穷尽细密,亦未能免绝。

明代科举最具特点的是开创了用“八股文”应试的范式。

后代人对“八股文”一词印象颇深,尽管有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八股文的由来及文体构成,但受明、清读书人对八股文的非议和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影响,一般对八股文制均无好感。

科举至明代,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的科考入仕制度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聚焦。一是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和反舞弊,二是面临每年数量大增的试子,使得考卷的评判出现了面广量大评判难的局面。或者说是如何准确公正评判考生的试卷成了一个突出问题。每期科考同一题目,千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各有思维、风格,下笔千言,洋洋万字,各自发挥。如果没有一些格律条规的的程式要求,都随考生不着边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这篇好,全凭主观臆测,没有明确的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这就促成了科考改革。于是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对所考文章需按一定的格律要求写作。具体为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且全篇不得超过千字。称为八股。八股文也就由此而来。

按八股程式考试,检验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以规范的段落和一定的字数表达见地,文章主要部分的遣词造句还需讲求排比、对偶、对仗工整、平仄有意。既象论文,又似诗赋。文短且精,言简意赅。这一来立刻产生的效应就是加大了考试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对考生的文章有了细化的评判标准。

和古往今来对考试制度的品评一样,考试制度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伴有无穷尽的争议和褒贬,八股取士更是如此,最大的争议就是格式死板,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式化的规定,不能让考生自由发挥,扼杀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使读书人失去了主体意识。只为功名利禄做学问,去屈从这一考试制度。积极的评价,是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基础上,得以甄别考生试卷的名次评判,至少在操作层面上有了客观评判的依据。

八股文制有可能会弃失优秀人才,但能努力经历过八股文考的生员们亦未必不是优秀人才,只是未考中者反响激烈,考中者则忙着做官去了,自然无从抨击陈弊。

据说当时还流传一个说法:某大臣的奏章洋洋洒洒数千字,朱元璋读了两千字尚未见主题意思,便发了脾气,将该大臣打了一顿,以后便要求各大臣使用八股文这种文章格式,由此推广到科举。这一故事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托词,是借助圣意来推行科举改革的宣传手段吧。

不管怎么说,明科举开创的八股文程式还是被实施并一直继承下来了,其文风也有遗传。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提出的“反对党八股”就有传说中朱元璋看奏章发脾气的味道。实际上即或是今天的高考,亦有很多程式化要求,如学生论文,开篇、结尾,每章节应阐述的内容均有相应规定。

早些年,我们听各级领导报告讲话,开篇总是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上级组织领导的英明正确,接着是本地区形势大好,有各种数据、好人好事,再接下就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列一、二、三……,下一步工作一、二、三……,要求做到一、二、三……。结尾总是争取更大的胜利。但凡正规一些的报告、文章、讲话均似如此格调,这些秘书们应该是清楚的,至于有没有八股文的味道就说不清楚了。

如今的领导干部水平高了。研究生、博士生比比皆是,讲话做报告也不同了旧时,但有时候,有些人往往是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工作任务和要求(稍复杂一些的喜欢上论坛了)必用一些现代的,时新的,与时俱进的,上层中流行的,领导人喜欢并常讲的,足以显示有文化内涵的词句语言,上下左右装饰一番,有时还能兼有古词赋的风采,排比连贯、对仗有致,偶出圣人古训名言,夹个英语单词。其骨子里除显示其学识才干渊博深厚外,是否留有组上遗传的八股文味道,就不得而知了。

有时偶尔得见外国人竞选总统的讲话,就知道了我们组上文风之醇厚,汉语言之博大精深。

科举至清代,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在清代建立了较前期更加完善的社会教育系统。清王朝曾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八旗官学等最高学府。这些高等学院自然也是培养高级官员的摇篮,特别是“八旗官学”都是朝廷高干、八旗子弟专门读书的地方。和坤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各省设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民间私人和地方乡绅、贤达人士开办的私塾、社学、义学等。清廷还设了学政官员,专司教育管理和科举事务。

清代开始重视社会教育,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有特权,分类别、分层级的教学模式客观上形成了各种门槛,受教育的机会向官宦富家子弟倾斜,下层贫民得不到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育资源不能均衡发展。至清末民初更为明显。以致大批贫家子弟无望仕途,只能在战场上拼个出路,一搏高低。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清代为满人统治,科考自然有歧视政策。朝廷核心管理层多为满员,享有特权。如京师官学的八旗高干子弟做官就不必经过科举途径,而另有一套选拔任用制度。雍正时期就曾一度分两榜取士,满人只考翻译一科。官员中,封疆大吏,省部级官员则多由满人担任,汉人科举得中者均为中下层官吏,能进入高层的是少数。

时至清末,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化。欧洲工业革命起了大潮,西方列强的炮舰震动了清廷。

其实世间的一切变化,均是人的变化。新事物后面一定是人的新思维,新知识,新创造。这时人们或许醒悟到:我们的青年才俊千百年诵读“四书五经”,除深喑为官之道,驭民、治民外,不知民主,不懂科学,不习工商,不思变革,不会新军务。对此清廷也似乎意识到要实现新政“师夷之长”,办洋务,开学堂,“从娃娃抓起”送童生留学欧美。由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取仕制度也就从根本上面临风雨飘摇了。

这是西方的工业文明和价值观第一次侵蚀到中国。

1905年9月20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新式学堂。提出“国人应入新学堂,求新知识、新学问,以强国家”。清廷照准后,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落下了帷幕。

取消延续千百年的科举,是一场震动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大事件。

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读书求新知识,读书为救国图强当然应该。但让读书人和做官失去直接联系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今天看来恐怕当时主张取消的、反对取消的和批准取消的都不会想到。著名新派代表人物严复当时即敏感指出:“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其重要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式者所敢妄道……”。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件动摇国体、政体的大事。只是当时没有什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套说辞,也没有分什么东方、西方价值观罢了。

据有关资料载:取消科举,清廷也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行缮后并解决若干遗留问题。如对社会现存生员先后进行了两次考试。在一定范围内录用了一批官员。还出台了类似当今“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政策。规定三十岁以下者入新学堂,或据条件入伍为军官。三十岁以上经考试未任官员者授与一定衔职(即学位、职称)作为官员队伍的预备替补人员待用。当时也有一部分人自主创业,介入工商、洋务。还有转向新学堂当教员的,也有不少出国留学的。总之,现实中眼前的矛盾能慢慢化解,然而“读书做官”,读书只为做官,读书就能做官的路径还是被截堵了。

任何时代的社会,总是有一些精英分子,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志向,一旦没有了通往这一平台的路径,当然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除非当政者有社会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走西方同时期的宪政、民主、议会、选举之路,给有志报国的才俊精英一条坦途。然而中国特色决定了此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宪政、民主无缘。

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火车站遭革命党人炸弹袭击。就好像是在预示中国宪政道路之维艰。

1913年3月20日,一生追求革命,致力实施宪政,主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实行议会选举制的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也是19岁时考中的清末秀才。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则是宪政这面旗帜在中国的彻底倒下。

枪声、爆炸声似乎在昭告国人,中国只有走革命、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于是一幕幕有声有色,枪和炮,血与火的历史大剧就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上演了。

一千三百多年前科考制度的创立,是中国文化史,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科举制最具本质意义的就是朝廷在选用官员方面,开辟了一条公平、公正竞争的道路。在“进士”科考面前,不论豪门贵族,出生成分,或平民百姓,或下层寒士,唯才是举,唯才录用。当然其最大的弊端是诺大国度,百姓万民,读书做官成根深蒂固观念。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中,官员是管制型、驭民型,而非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型。官有权,权生利。千百年来,国人最优秀的精英人才皆集聚于官场,为官有道,驭民有术,已成不破之传统。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科技,创新、创造,工器具研习,商贸往来,皆属体制外不入流之俗举。“士、农、工、商”的排列即是写照。此实遗患国人不浅,至今尚有影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社会精英都去读书做官,都向往官场,这个国家和民族注定会出问题。

科举制度的废除有一百多年了,然而科举制留下的文化积淀和各种问题,仍是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和思考的。

2014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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